漂泊西南天地間
——尋訪杜甫草堂
□? 湖山
拜謁了武候祠，我們慕名尋訪杜甫草堂。許多人知道草堂，是因為讀了杜甫的詩，那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就是在這個地方寫成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唱出了一個漂泊者的痛苦呻吟，唱出了詩人憂國憂民的情懷，盡管時間跨越了千年，仍然牽動著無數崇拜者的情思。
從側門進入草堂，里面是一個很大的園林，這里古樹參天，翠竹青青，花草生機盎然。沿著小徑尋跡而走，穿過低矮的柴門，走過一座石拱小橋，就到了草堂的故址。故址上搭了一間小草棚，草棚四面架空，象征著杜甫的茅屋，周圍溪水環繞，竹木郁郁蔥蔥，環境顯得十分清幽。附近的工部祠，因杜甫曾任工部員外郎而得名，祠堂古樸典雅，供奉著杜甫的彩色泥塑坐像，并配有他的生平簡介。東側是一座碑亭，亭內的大石碑上，鐫刻著“少陵草堂”四個大字，字體剛勁渾厚，筆姿秀潤，為清代果親王允禮所題。
碑亭前面是詩史堂，正中有一尊杜甫的半身銅像，頭戴幞巾，臉型瘦長，目光深邃憂郁，下巴垂著一綹山羊胡，形象刻畫的栩栩如生。兩邊的陳列室，陳列著杜甫各個時期的詩歌。杜甫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歌言戰亂之慘，說百姓之苦，抒漂泊之愁，悲家國之事，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歷史，被人稱為 “詩史”。郭沬若先生的對聯：“世上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高度概括了杜甫憂國憂民的情懷。而他漂泊西南創作的600余首詩歌，真實記錄了他晚年的生活軌跡，揭示了一個漂泊者的內心世界。
公元759年的冬天，杜甫為避安史之亂，攜家帶小來到成都。在此之前，他經歷了關中大旱，幼子餓死，懷著“滿目悲生事”，辭官離開長安，帶著一家七口西出秦州，南奔同谷，由于饑寒交迫由漢入蜀。一路的山水行程，蜀道之難，步履艱辛，險象環生，有時甚至是驚心動魄。經過了長途跋涉，杜甫終于在寒冬臘月的一個黃昏，浴著夕陽的余暉，走進了安泰祥和，市井繁華的成都。
剛到成都時，杜甫借宿在城西的草堂寺。公元760年開春，他在親友的幫助下，于浣花溪畔修建草堂。當時的杜甫囊中羞澀，為了能在成都安個家，他忙著寫詩到處拉贊助，索求資金建房，索要苗木栽種，就連鍋碗瓢盆、日用家什，都是贊助得來的。他要了一百棵竹苗，還要了很多果木，因他他首先考慮的是生存問題。多種竹子可以賣錢獲得一些收入，多種果樹可以在斷糧時以果充饑。草堂蓋好之后，老杜心情喜悅，顛沛流離的一家人，總算有了一個棲身之處，他坐在門前的院子中，有滋有味地欣賞自己的新居，寫下了《堂成》詩一首：“背郭堂成蔭白茅，綠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借比楊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杜甫在成都生活了四年，這四年他沒有任何經濟收入，完全仰仗著故人的周濟。這些故人，都是川蜀的頭面人物。彭州刺史高適，是他年輕時的詩友，兩人曾和李白一起優游梁宋；成都尹裴冕，在朝廷當過御史大夫，可以說是他的老上司；劍南西川節度使嚴武，與杜家有世交之誼，也是兩度鎮守蜀地的一方諸候。這些故人重情重義，對于落魄的杜甫，沒有疏遠排斥，而是盡其所能的幫助。靠著故友的慷慨解囊，杜甫在成都度過了晚年最安定的時光，一首《江村》記錄了他當時的生活：“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
生活安頓之后，杜甫開始游覽名勝古跡。他來到附近的古琴臺，追憶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戀情。他尋訪戰國郡守李冰的鎮水石犀，提出只有修筑堤防才能治理水患的主張。有時他劃著小船，沿著浣花溪去郊游，直到新月照衣才回來。有時他獨自騎馬出郊，極目西山白雪，南浦清江。他曾多次瞻仰過武候祠，寫下了著名的《蜀相》詩：“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通過評價諸葛亮一生的功績，抒發了自己報國無門的痛苦。
定居草堂初期，杜甫的心靈得到了休憩，他抱著一種“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思想，鞠耕田園，種菜養花，寫出了許多安恬散淡的田園詩。這一時期創作的《田舍》、《水檻》、《客至》、《絕句漫興九首》等，讀來頗有陶淵明的詩風，他寫的《為農》反映了詩人當時的心境：“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八九戶人家的小江村，是杜甫心中的桃花源。他與鄰里和睦相處，其樂融融。北鄰的退休縣令，是他的風雅詩友；南鄰的朱姓隱士，是他的郊游旅伴；黃四娘家的花卉小院，是他春天賞花的好去處。剩余的幾家農戶，也與他關系密切，時常送給他一些園蔬。一天杜甫穿著草鞋出門散步，被一戶老農拉到家里飲酒，老農的兒子解除兵役回家務農，心情非常愉快也特別熱情，結果這頓灑喝了一整天。盡管《舊唐書文苑本傳》，譏笑他“與田夫野老狎蕩，無拘檢。”而曾經待候過皇帝的杜甫，能夠沖出階級的營壘，放下士大夫的身段，與農民交朋友，正是他的難能可貴之處。
鞠耕為農的經歷，使他與農民打成一片，逐漸有了農民的思想情感。當一場及時春雨悄悄降臨時，他看到萬物滋潤的景象，抑制不住喜悅的心情，創作了一首《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杜甫在成都的安定生活，是以故人的接濟為前提的，一旦接濟失時立刻就會陷入困境。他在《狂夫》一詩中說：“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涼”，這種靠人施舍的日子，讓杜甫生活的很不體面，可以說毫無尊嚴可言。子女因貧失學，老妻因貧發愁，兒子忍饑挨餓時，不顧父子倫常，指著他破口大罵。他經常以串門為由，故意去外面蹭飯，因而引起別人的反感。
公元761年秋天，一場大風把屋上的茅草卷走了，一時“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一家人在凄風苦雨中度過了一個漫漫長夜。痛苦的生活體驗，使杜甫激情與期望同時迸發，寫下了一首《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一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振憾人心，催人淚下。一個窮困潦倒的漂泊者，在自己深陷苦難時，依然心懷天下蒼生，這種憂國憂民的博大胸懷，千百年來一直感動著讀者的心靈。
了解了杜甫生活狀況，我們的同學不禁提出一個問題。杜甫為什么不出去工作？他的這些故人，一個個位高權重，給他找一份差事，讓他自食其力，養家糊口，豈不比拿奉祿來接濟他更好。我們應該先看看杜甫能干什么，他除了會寫詩之外，沒有任何的謀生能力。當然憑他的文筆，在衙門里干個文職，想必還是能夠勝任的，但這樣朋友就成了上下級關系，這是當時官場最為忌諱的，日子久了恐怕連朋友都沒得做。再說他們對于杜甫太了解了，這是一個不好共事的人，與其邀他來一起工作，還不如時不時給他一點周濟。
762年七月，嚴武應召入朝，嚴武對杜甫有接濟之恩，他將嚴武一直送出二百外。剛剛送走嚴武，成都軍閥徐知道就造反，杜甫不能回成都，只得到梓州投靠相善的漢中王。在梓州他因思家心切，每每長夜失眠，于是讓弟弟回成都把家眷接來。公元763年正月，歷時7年的安史之亂結束，消息傳到梓州，杜甫欣喜若狂，揮筆寫下了《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讀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就在杜甫打算收拾行裝，返回老家時，戰火又重新燃起。吐蕃攻占了河西、隴右等地，十月長安陷落，代宗出逃陜州，高適防守的雪嶺三州也失陷。百姓慘遭屠戳，杜甫萬分痛心，他在《征夫》一詩中，描寫了戰亂給人民造成的災難：“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
久住一地，引人生厭，過了重陽節，杜甫又遷移到閬州。他在閬州替王刺史向代宗進言，建議朝廷派選派賢明的官員坐陣蜀中。公元764年正月，朝廷以嚴武為劍南節度使，這個任命改變了杜甫的返鄉計劃。
成都兵亂已平，杜甫重新回到草堂，一種溫馨之感油然而生。進得家門，他趕緊晾曬書籍，查看樹木，四棵小松樹已經長到一人多高，五棵桃樹也枝葉茂盛遮住了小徑，他情不自禁地寫下了一組《絕句》小詩：“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詩歌通過描繪早春的自然美景，透露出一種清新舒展的氛圍，表達了濃濃的思鄉之情。
重鎮成都的嚴武，正值用人之際，他希望杜甫投身仕途，結束草堂的野老生活，并保舉他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兼節度使署參謀。為了一家的生計，為了報孝多難的國家，杜甫來到嚴武的幕府。七月嚴武率兵西進，擊敗吐蕃七萬人馬，一舉收復失地。這段生活雖然比較安定，但杜甫難以適應幕府的工作，加上受到青年同僚的排擠，多次請求辭職回到草堂。
性格決定命運，什么性格就是什么命運。杜甫一直很想做官，但他又始終與官場格格不入。為了做官，他曾參加科舉考試落弟。為了做官，他在長安北漂九年，不斷向皇帝進獻詩賦，終于在44歲那年，才獲得了一個八品縣尉。他有著高適的正直和良知，不愿欺壓盤剝百姓，拒不接受縣尉的官職。他也不會做官，他在當左拾遺時，傻乎乎的要學魏征“直諫”，冒死為房琯說情辯護，卻不知伴君如伴虎，更不知唐肅宗并非唐太宗，差點引來殺身之禍。他也有著李白的狂放，在嚴武的幕府中，他邋里邋遢，不講官場禮法，甚至酒后坐在嚴武的床上，公然直呼其父的名字，搞得嚴武很沒面子，以至于對他動了殺心。他性格固執，不知圓通，不會處理上下級關系，很難與同僚合作共事，根本在官場混不下去。
公元765年，高適和嚴武先后病逝，杜甫失去了最后的依靠，只好告別苦心經營的草堂，買船東下沿江漂泊。在忠州停留數日后，因衣食無著感嘆身世孤微，寫下了一首《旅夜書懷》：“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船到云安，杜甫肺病加劇，只好停下養病。這時塑方節度使仆固懷安，勾結回紇、吐蕃叛亂，蜀中戰亂四起。身處困境的杜甫，依然不改憂國憂民之心，他滿腔悲憤地寫下了《三絕句》：“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群盜相隨劇虎狼，食人肯更留妻子。”765年九月，杜甫漂泊到夔州，靠著夔州都督柏茂琳的資助，替官府管理公田耕種，一家人衣食無憂，生活又趨于安定。在夔州的這兩年，他寫出400余首詩歌，取得了創作上的大豐收，主旋律仍然是憂國憂民。他的《負薪行》，用同情的筆墨，描寫了婦女的痛苦生活，以及承擔繁重體力勞動的艱辛。
公元767年深秋，杜甫拖著病弱的身體，來到長江岸邊，寫下了一首名垂千古的《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詩人縱目感懷，把家事、國事、百姓事的艱難苦恨，融注于蕭索的江峽秋景中，營造出一種深邃而悲壯的意境，這是詩人晚年的代表作，體現了沉郁頓挫的風格特征，表現了高超的語言功力，被后世譽為“古今七律第一”。
由于返鄉心切，768年正月，杜甫在白帝城登船，穿越三峽抵達江陵。在江陵留滯日久，他深感人情淡薄，又繼續乘船南下，過洞庭湖入湘水上溯，經岳陽到達潭州。此時的杜甫，已經是風燭殘年，生活無依無靠，但他仍然心系人民的苦難。他的《歲晏行》和《遣遇》，哀嘆人民在苛稅下的悲慘遭遇，體現他以民為本的一貫思想。公元770年冬天，59歲的杜甫來到耒陽，在挨了五天的餓之后，病死在湘江的一條破船上。臨終前他只有一個遺愿，就是希望落葉歸根，回到家鄉。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要求，杜甫的家人也無力滿足，直到他死后43年，靈柩才得以歸葬故鄉。
好在還有詩歌。杜甫一生四處漂泊，卻保存下來1400多首詩歌，這些在苦難中創作的詩歌，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財富。杜甫遷葬老家之后，他的孫子杜嗣業找到了元稹，求他給爺爺寫一個墓志銘。元稹當時官居宰相，既是杜甫的同鄉，也是唐代的著名詩人，他讀了杜甫的詩稿，如同發現了金礦，心潮澎湃難平，揮筆寫下一篇氣勢跌宕的墓志銘。他在文中寫道：“茍以其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他認為天下的詩人，沒有一個比得上杜甫，甚至覺得李白的詩比杜甫差遠了。
宰相元稹的一篇墓志銘，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將生前默默無聞的杜甫，瞬間照亮的光彩奪目，一時杜甫的詩歌廣泛傳播，名動天下，甚至引發了李詩杜詩誰是第一的爭論。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給出的評價則比較客觀公允：“李杜文章在，光芒萬焰長”，他認為兩個人的詩歌成就都很高。韓愈的評價可謂“一錘定音”，奠定杜甫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
公元902年，也就是杜甫死后132年，晚唐前蜀宰相、詩人韋莊，在成都浣花溪畔，找到了當年的草堂故址，發現草堂早已傾廢，于是重建茅屋作為標記。以后歷朝歷代屢敗屢建，才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草堂。可以這樣說，沒有元稹，就沒有杜甫；沒有韋莊，就沒有草堂。漂泊西南八年多的杜甫，如果泉下有知，一定會感到非常慶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