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創作歷程與其生平境遇密切相關。早年深受儒家經世濟民的政治理念影響，有“奮勵有當世志”的抱負。出任杭州通判以后，蘇詩的特色呈現出繽紛繁華的色彩 ; “烏臺詩案”發生前，詩作多是牢騷滿腹，遇事即言，對新法多有指摘;貶黃州后，詩意多所寄托，心境上有所調適，詩文境界日趨圓融。
元祐年間，雖然獲得重生，但仍受小人誹謗，于是自請外任，詩風清俊; 至紹圣年間，貶至惠州、儋州后，又回復到黃州的貶謫模式，創作了不少好作品，詩風由雄健豪邁轉為追求淡雅高遠，藝術成就上趨于圓熟，體現了詩人淡雅致遠、高風絕塵的情操，所以儋州時期的詩作已是臻于爐火純青的最高人生境界。本文即以蘇軾儋州時期的詩作為分析對象，對其藝術特色和藝術風格略作分析。
一、道藝合一，真實自然
蘇軾的文學理念，突破了傳統文道觀的局限，他的道，既已突破歷來的道學家、古文家、儒家道統之局限，又轉化成生活實踐中致用應物的道。在《書李伯時山莊圖后》云 : “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于心，不形于手。”
“有道”雖掌握了“神與萬物交”的創作規律，但是無技藝以表，則心雖識其所以然，而手則難將“形于心”之客體和盤托出。故僅是“有道”，還須配以精熟的技巧，即是“有藝”。
在《與謝民師推官書》云 : “求物之妙，如繋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蘇軾認為，文學藝術的“道”是指“使是物了然于心”，即經由對生活經驗的體悟，才能夠高瞻遠矚地全面創造藝術的形象。在藝術構思的過程中，須集中精力，排除一切外在的干擾和內心的雜念，如此才真正做到“了然于心”，文學作品方能呈現出“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的獨創風格。
“了然于口與手”即藝術的表達，也就是文學藝術的“藝”。有了這道藝合一，兼容并蓄，掌握了規律性的創作原則，將熟練的藝術技巧應用在作品中，即產生了得心應手的佳作。蘇軾道藝合一的文學思想，與現實生活結合，反映社會問題。因宋詩重義理是其主流，詩人對生活事理有所感觸，于抒寫之時，在詩中表明對事物的態度和人生哲理。
如《和陶勸農六首》其二，詩云: 天禍爾土，不麥不稷。民無用物，珍怪是直。播厥熏木，腐余是穡。貪夫污吏，鷹擊狼食。
海南早期尚未開發，地方官吏并未盡心力去拓荒開墾，教導百姓如何播種百谷，任由良田荒蕪，這都是由于貪官污吏所致，他們的行徑猶如鷹狼般肆虐蠶食。蘇軾以詩歌來揭露當時政策的不當，民生的艱難，官吏的腐敗，表現了他雖是貶謫身份，但仍不忘關心民眾，以主觀的情感將社會的真實面貌抒寫出來，頗有社會意義。
蘇軾重視主客觀的和諧一致，要能達到身與物化，神與物交的境界，這一點在他的題畫詩中表現得十分充分。如他的題畫詩《題過所畫枯木竹石三首》其一，詩云: 老可能為竹寫真，小坡今與石傳神。山僧自覺菩提長，心境都將付臥輪。
“為竹寫真”與“與石傳神”都是表現其內在精神的真諦，將意念專注投入畫中，畫境中的傳神之貌自然顯露其中了，道藝相融，得心應手，自然便可意會傳神。謫居儋州的蘇軾，以詩遣性，任真率直，將其情感思想表露在詩意中，反映現實的心情與觀感。
《和陶王撫軍座送客再送張中》一詩中“汝去莫相憐，我生本無依”、“夢中與汝別，作詩記忘 遣。”之句，以淺顯自然的語言描繪出與友人之間的真摯友情，“汝去莫相憐”“夢中與汝別”，流露出彼此的相知相惜之情。
蘇軾寓居儋州，雖然以曠達自處，但也有怨言，“寧當出怨句，慘慘如孤煙。但恨不早悟，猶推淵明賢。”詩意內容是盡和淵明的真意，表達尊崇、欽佩，希望效仿陶淵明，任何處境皆能安然處之，雖有怨言，不失率真。
二、托物言志，新意迭出
托物的比興法，是詩人欲借外在事物景象，來寄托內在情思的悲喜，興會所至，乃可以吟詠。儋州時期的蘇軾詩作，多所用托物言志的手法，以表心緒。
如《汲江煎茶》，詩云: 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勺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處腳，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碗，坐聽荒城長短更。
這首詩取材雖小，在構思上卻奇特，表面上雖是描寫煎茶煮茶的過程，實際讀來卻情致綿長，南宋詩人楊萬里評價此詩 : “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 一句之中，字字皆奇。”是蘇軾晚年托物言志的名作。
這首詩生動細致的描繪了詩人從汲水、舀水、煮茶、斟茶、喝茶到聽茶的整個過程，雖是日常小事，卻顯得詩意盎然，饒有趣味。雖然謫居海南，但仍不改往日氣度，依舊樂于煮茶品茗，表現出詩人超凡脫俗的豁達情懷。在最后一聯中，詩人說自己飲茶難禁三碗，就在這月夜中，聽著海南荒城里傳來那報更的長短不齊的鼓聲，意境凄涼慘淡，可見詩人被貶的凄涼和寂寞之情。
在儋州，蘇軾生活雖然枯寂，但詩意的境界卻呈現出精深圓融成熟之美。昔日行文賦詩，常直抒胸臆，經幾次的貶黜后，有所收斂。思想由儒家的積極，漸入佛道的超脫意境。蘇軾在儋州的作品中，即有新意與妙理于其中。
如《次韻王欎林》，詩云: 晚途流落不堪言，海上春泥水自翻。漢使節空余皓首，故侯瓜在有頹垣。平生多難非天意，此去殘年盡主恩。誤辱使臣相抆拭，寧聞老鶴更乘軒。
此詩言明著“晚途流落不堪言”的苦楚，被貶儋州，處處不便，帶來著極端郁結的情緒，姑且以開朗超脫的態度面對，不過心中北歸的濃度，絲毫未減，北歸的渴望，反映出詩人心境的悲涼與反抗心理。于風燭殘年時，仍然不忘有報效國家的機會， 發出“此去殘年盡主恩”的心聲。詩意內涵富有新意，雖有牢騷“平生多難”但“非天意”，認為臣之事君不是隨事遷而變，建功立業的信念絲毫未減。用最自然、最簡單不雕琢的手法，抒發了他忠君報國的理想。
又如《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一詩，云: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百玉盤。我心本如此，月滿江不湍。起舞者誰歟，莫作三人看。嶠南瘴癘地，有此江月寒。 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 床頭有白酒，盎若白露溥。獨醉還獨醒，夜氣清漫漫。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相將乘一葉，夜下蒼梧灘。
以豐富的語言，描繪在夜色中對月的情境，營造出一種流暢自然的氣氛。在皎潔月色中烘托出 “起舞者誰歟，莫作三人看”的情景，賞月者的心情是明鏡如月，此時佳景，有酒相伴隨，在半醉微醺之下，慨嘆天壤之間，“何人不清安”，邀上好友邵道士，乘著一葉扁舟，直下蒼梧灘。語言平淡自然，但細致品讀，卻能夠領略到詩人心靈的空明，意在言外，妙理在詩中。
三、風格平淡簡遠
蘇軾善于將現實人生與藝術人生結合融匯，將二者凝結成曼妙動人的藝術。在條件艱苦的儋州， 蘇軾以曠達自適的態度，面對起伏詭譎的人生風雨。這一時期的創作，從早期少年提倡豪放、雄壯的風格，轉為尊崇平淡樸質的風味。
他在《評韓柳詩》一文中云: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 蘇軾推崇“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的風格， 這種詩風的特點是濃烈的感情，如涓涓細流般淡淡而出;豐富充實的內容以精練的手法表達。初看是枯淡、干癟，但仔細品味，則蘊藏著動人的韻致，體現出一種淳然無遐的性靈美。蘇軾貶謫儋州時期的詩作的藝術風貌豐富多變且極具特色。
生世本暫寓，此身念念非。
坎坷識天意，淹留見人情。
夢幻去來，誰少誰多。彈指太息，浮云幾何。
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
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
人間無正味，美好出艱難。
以上列舉的蘇軾儋州詩作的內容，皆能體現出平淡簡遠的風格。蘇軾用云淡風輕的敘述方式，抒寫出對生活的感受，呈現一種寧靜平和的心境。
宋詩擴大題材，反映多方面的現實問題，往往把日常生活中瑣細事物入詩。蘇軾更將此特色發揮得淋漓盡致，善于將日常瑣事細膩地入詩，于平淡中見真味。如《謫居三適》顯現出蘇軾于“天低瘴云重，地薄海氣浮”的海南，以閑適輕松的態度，去適應氣候環境上的變化。“一洗耳目明，習習萬竅通”、“我生有定數，祿盡空余壽”、“誰能更包裹，冠履裝沐猴”，一切盡人事的宿命，不必爭求太多，覓得一塊可讀書、可休憩之所就心安。
概而言之，蘇軾儋州詩作的特色，看似平淡，實是意蘊深遠，乃在用一種超然的審美態度來品味生活的樂趣，風格沖淡超脫，將其藝術風格推向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