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這句在《自題金山畫像》中的話，雖然帶著極大的自嘲意味，卻也是一種自我肯定。蘇軾的一生因政治迫害而三次被貶，貶所黃州、惠州、儋州一次比一次邊緣，被貶謫在黃州惠州儋州期間是他政治上最失敗，生活上最困難的時期。
然而就蘇軾一生的文學創作和思想歷程來說，被貶這三州期間是他文學創作的高峰時期，對人生的體驗也升華到對人生意義哲思的深刻體會。這個時期成全了蘇軾，一種進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的偉大人格在他身上形成。
蘇軾一生的詞作有兩千多首，其中在黃州惠州儋州所作的大概有六百多首。被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他就先后寫下了60首詩詞和幾十篇散文、序跋。本文從蘇軾在惠州期間所作的詩作和活動談其寓惠期間的思想轉變。
一、“身世永相望”的人生態度
宋哲宗紹圣元年，新黨再起，章惇一伙對 “元祐黨人”進行瘋狂的報復、迫害，蘇軾首當其沖。哲宗兩次對東坡加重處分，把蘇軾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蘇軾無端遭受他人生中的第二次重大打擊，這次是被貶偏遠荒僻的蠻瘴之地——惠州。
在途中仍心懷希望以為“吾南遷其速返乎！”的蘇軾，興奮地寫下《臨城道中作并引》：
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留柳，可獨衡山解識韓。
不想事與愿違，再次被貶至更偏遠的地方，惠州距離定州四千余里，當時落后的嶺南廣東，人們稱之為蠻瘼之邦，氣候炎熱，疾病較多，又被稱為瘴癘之地。如果說被貶黃州的時候還有東山再起的希望，那么，被貶惠州則大有老死異鄉的況味了。
北返無望，生活困難，身體又不好，蘇軾如果不借助精神上和靈魂的力量，恐怕支撐不了他渡過眼前的難關。對于蘇軾這樣的封建知識分子來說，佛老思想和詩文創作，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自我調適方式。
蘇軾早年就已對佛老思想有所接觸，早在被貶黃州時期，蘇軾就是依靠汲取佛道真義來使自己面對困頓的生活，保持內心的平靜。被貶惠州是謫居黃州生活的繼續，蘇軾在惠州時期的思想也是黃州時期思想的發展。并且被貶之后，無官一身輕的蘇軾有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進行寫作。也因為被貶后的他身份不再高高在上，他可以更多地接觸和了解下層民眾的生活，創作更多貼近生活或針砭時弊的詩文。 所以，蘇軾在被貶惠州期間，一方面他是出世的超脫的，另一方面又是入世的凡俗的，于悲涼中夾雜著釋然。
二、“豪華落盡見真淳”的平淡逸致
晚年再度被貶，數十年的政治浮沉使蘇軾清醒了，此時的他深知政治環境的險惡，也對現實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帶著釋然的心境，蘇軾在翻越大庾嶺即將踏入廣東時，寫了一首《過大庾嶺》：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靜。浩然天地間，唯我獨也正。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頂，結發受長生。”
“浩然天地間”、“身世兩相忘”恰當地表明了他在貶謫期間高潔的志向和坦然的心境。被貶至惠州后，蘇軾在思想上發生重大變化，對政治不再抱有幻想，佛老的虛無思想變得更加濃厚，而關心人民疾苦的感情也更加深厚。
偏遠的惠州正因為它的偏遠成就了蘇軾，政治上的挫折和生活上的窘迫并沒有擊倒蘇軾，偏遠反而使他遠離了政治漩渦和政治迫害，寧靜的生活使他益老彌堅。惠州氣候溫暖，常年甜瓜香果不斷，有荔枝、龍眼、柑橘、楊梅等超甜果，蘇軾喜愛甜食，嶺南這一在別人眼中的瘴癘之地在蘇軾眼中卻平添美妙。
到了惠州，苦澀失意的貶謫生活，因為千年嶺南佳果——荔枝而帶了絲絲甜蜜。蘇軾在惠州寫了好幾首贊嘆荔枝的詩作，其中《食荔枝》一首最出彩：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做嶺南人。
這首詩可謂道盡了蘇軾在惠州期間的恬淡自足心態。 同樣是寫荔枝，另一首《荔枝嘆》則全然不是單只抒寫個人情感了，轉而關懷民間疾苦，為民請命，矛頭直指宋朝皇帝及其諂媚之臣。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采。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我愿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痏。雨順風調百谷登，民不饑寒為上瑞。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寵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
《荔枝嘆》借漢和帝時期和唐玄宗時期因趕運荔枝給百姓帶來的災難這兩件歷史舊事，來諷刺當朝的哲宗皇帝及當時一批爭寵獻媚的朝臣。“丁”、“蔡”、“斗品”、“姚黃花”等字眼鋒芒畢露，毫不掩飾，可見蘇軾意在直接揭露與鞭撻。
謫居惠州時期，蘇軾在生活態度上大有一種“豪華落盡見真淳”的平淡逸致，這從他所寫的和陶詩可以看出。蘇軾在惠州一共寫了47首和陶詩，是其在晚年創作高峰時期完成的。蘇軾對自己創作的和陶詩也很得意，他說道：“吾前后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
30年的政治沉浮讓蘇軾明白了人生的意義不是生命的長度以及生活的享受，而是在有生之年活著的價值，這些思想都一一體現在他這一類的和陶詩中。平淡自然是蘇軾和陶詩最大的特點，“詩言志，歌詠言”，詩作如此，蘇軾在這一時期的生活也與他所寫的詩一樣老熟平淡，靜謐自然。
在詩文上、思想上贊賞陶淵明的蘇軾，在生活上也學了陶淵明一把。貶寓在惠州的蘇軾生活極其艱苦，樂觀且智慧的蘇軾自然不會坐以待斃，他向王參軍借了半畝地來種菜，有時也種一些藥材。作為大文豪的蘇軾在勞動中當然也不忘詩歌創作，寫下了不少詩詞，如《小圃五詠》中所詠的人參、地黃、枸杞、甘菊、薏苡。后來他的白鶴峰新居落成之后，蘇軾更是在新居里面和周圍種上了各色各樣的花木，還種上了茶。樂觀的蘇軾盡管生活艱苦，但能通過自己的勞動去獲得物質和精神方面的雙重享受，可謂遙和陶淵明的最好佐證。
三、“此心安處是吾鄉”的歸屬感
寓惠期間的蘇軾激賞陶淵明淡泊避世的人生態度，對清靜無為、長生久視的道家思想也表現出更大的興趣，佛老思想成為他思想的主導。在《遷居》一詩中他寫道：
“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名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
人世變化然而萬物無異。佛老思想對于蘇軾的作用主要是幫助他在政治困境中得到精神上的自我解脫，一方面他想超塵出世、遠離人間喧鬧，另一方面他又不真正相信虛無、不盲目崇奉佛法禪理，沒有皈依佛法的念頭。
蘇軾的骨子里是入世的，人生態度上又是出世的，他吸取佛老思想有一定的限度，這使得他能夠在屢遭貶逐中保持樂觀積極的精神， 又始終保持對生活的熱愛。 被貶到惠州之后的蘇軾身份不再高高在上，他可以更多地接觸和了解下層民眾的生活，此時的他關心人民疾苦的感情更加深厚，并且切切實實地為當地百姓辦了許多好事。
初到惠州那一日，蘇軾有感于當地父老站滿碼頭迎接他，當即就有了一首《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仿佛曾游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 蘇武豈知還漠北，管寧自欲老遼東。嶺南萬戶皆春色， 會有幽人客寓公。
開始的好印象為以后寓惠期間與當地人的融洽關系打下了基礎。年邁的蘇軾被貶惠州時的身份是：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這樣一來，受監視管制的同時也是無公事勞煩的閑散之人。
公務閑散的蘇軾平日無事便四處走動，了解惠州風俗民情。他發現惠州的氣候常使人們染病，但經濟的落后導致老百姓嚴重缺醫少藥；惠州城四面環水，出入很不方便，時常發生溺水事故；偏遠的惠州生產技術也很落后等。
看著當地的這種困境，蘇軾總想著要為當地父老解決一些難題，做一些實事。被貶后的蘇軾沒有實權也沒有錢財，所以他一方面憑借過去的交情，提出建議后請和自己友好的官員牽頭來辦；另一方面則靠自己的影響力將事情辦好或者交給別人去辦。
在惠州的3年間，蘇軾自身或交由別人辦的事就有幾件：一是修建了東新橋、西新橋和蘇堤；二是推廣農具秧馬、水碓磨，提高了當地的生產技術水平；三是鉆研醫學，搜集藥方，施藥救人；還有安葬孤骨，教化黎民等。蘇軾不僅從心里關心人民疾苦，從文字上為黎民百姓的利益呼喊，還從具體行動上為民眾辦實事。
蘇軾謫居惠州時在與友人的通信中曾說道：“到惠將半年，風土食物不惡，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雖蠻貊之邦行矣。’豈欺我哉！”。因為有了荔枝的甜蜜、父老的友好，新朋舊友的關懷，寓惠3年在蘇軾的記憶里是美好的，晚年還被遠謫，蘇軾也曾深感凄涼，也曾幻想過北返，但隨緣樂觀的蘇軾很快就適應了新環境，適應了惠州當地的生活，與當地人融為一體，并喜歡上這片遠離政治風云的秀麗奇異淳樸的窮荒之地，一如他在 《定風波》里所寫：“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試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