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公元1974年農歷正月初五，祖國西北部柴達木盆地中的一個叫諾木洪的地方，春節剛過，人們都還沉浸在放假與親人團聚的喜悅之中。家屬院里還響著零星鞭炮的炸裂聲，此時，農場最繁華的大街~供應站附近的“大十字”已經是人聲鼎沸。從各大隊，中隊來的拖拉機，大小馬車，自行車，架子車匯聚于此，那個時代，凡是家中有年輕人的，都要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到農村去，到廣闊天地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送行的大人在交流著什么，晚到的，則不斷打聽著自己孩子的行李要裝在那輛車上，打聽明白了的，就趕快來到子女跟前簡單囑咐幾句，拖起行李便奔向停在路邊上的解放牌卡車。雖說這次是在農場自辦的青年隊下鄉鍛煉，但，沒出過遠門的大人對孩子不免還是有些傷心落淚。我則不同，從16歲便由早已在都蘭一中參加工作的劉衛民帶我到學校上學，每年兩次放寒署假，都要經歷到機運隊走時裝行李，到了學校自己卸行李的過程，因為沒有太多笨重的東西，行李卷從車上一扔，跳下車，扛起行李便跑向宿舍，為的是占個有利的好鋪位。獨來獨往都已經習慣了，所以，這一次去青年隊，家里人沒有前來送行，只是讓一大隊開拖拉機的任群，開著將排煙管從駕駛室延長后再通往窒外的40型拖拉機(拖拉機排煙管改造后，增加駕駛室溫度)，將我送到場部。
? 約十點多，送行的領導來了，簡單地講了幾句，贈送我們的禮品也帶來了。那是若干些個抬筐，成梱綁著紅布的扁擔，鎬頭和鐵鍬。汽車開動了，我們被要求分別站在車箱里，頓時，鑼鼓喧天，彩旗飄揚，在清脆鞭炮的硝煙中人們揮手告別。在凜冽的寒風里，我們的出行為剛逝去的節日氣氛增加了些許快樂的氣氛！
? 一大隊的東工地。離場部大約20華里。行至不一會便到達目的地，卸車，編，分排班，這些都進展的有條不紊很順利，因為，先期籌備青年隊的中隊干部早已經進駐隊里，我們的花名冊也早已送到他們手中。現在，中隊領導所要做的只是拿著花名冊點名，先點事先任命好的班排長。然后再點排員，點到誰，誰答，到。領導會告訴你，你是幾排幾班的。然后，大家站好隊，扛著自己簡單的行李卷魚貫地來到宿舍門前。鋪位是統一分配的，不允許私自調換，這，有些類似于現在犯人入監的“三固定"管理，即，固定的床鋪位置，固定的餐洗用具擺放，固定的學習坐位。那時候要求我們也是，可見我們父輩的監管方法用在我們身上一樣奏效。由此而知，人的思想是最難統一的，而，人又是最好管理的，歷朝歷代亦然。
? 第二天，由于正是春節，節日氣氛不是說非常濃，但有些不同于往常。主要是由于我們的到來，從大隊調來的豬肉，洋芋，甘藍，白蘿卜正在往青年隊送貨，我們心里特高興，知道中午要改善生活了，所以，大家心情特好特放松。開全體青年大會時，我們以排為單位帶小凳入場坐下。主席臺上給我們講話的是一位姓鐘的領導，(好象叫鐘義)還有王金山，隊醫牛旭玲等等。鐘指導員，我印象中個子矮矮的胖胖的，每天拿一個斯大林煙斗，一說話，手里的煙斗便成了他的道具，隨他的手揮動。話一停，煙斗立刻回到嘴里吸兩口，他有些象前文化部，部長英若誠扮演的《我愛我家》中的一個歸國華僑的角色形象。大會宣布，我和一個叫薄陰乾的青年分在勤雜排木工組。會后慰問放電影，是朝鮮片子《摘蘋果的時候》由于有中午改善生活的欲望，加之有電影看，被要求遮擋窗戶的人做事很麻利一會就干完了。電影開演了，電影里面各人物的臺詞，早在我們上高中時就背誦的亂熟于心，這會兒，大家還是讓電影畫面里紅彤彤的蘋果饞得引起一陣唏噓聲。
? 一天的蜜月期很快過去了。第二天上班，一個操上海口音名叫王錫根的師傅讓我們拉大鋸破板材。他告訴我們怎樣使用鋸，斧，錛，鑿，墨斗。木工組，也就是每天將大田班，菜園班損壞的工具，架子車板進行更換維修。秋季，麥子上場時，割麥子的鐮刀，耙子，杈和鐵鍬損壞的最多，所以，也是我們維修最繁忙的時刻。平時就是拉大鋸破不同厚度的板材。看著王錫根給圓木上標記的若干線條，我倆將打上線條的圓木扶起用抓釘固定在木樁上，然后就跳上木凳破線，不停地拉呀，拉呀。起初，我和薄陰乾還有的話說，架不住天天如此，話早已經說完了，更多的時間聽大鋸的節奏，隨著大鋸伸縮時地"呲呲”聲，那吐出來的木屑象雪花兒一樣飄灑落在地上，一堆一堆的。
? 領導對我倆倒沒有明確的考核指標，但，對王錫根到是經常詢問這一段時間干了些什么。王錫根就按他的意愿匯報，等鐘指導員不滿意用煙斗比劃提高嗓門說話時，他會將責任有意識地婉轉地往我們身上推諉，但，讓人一聽就是轉移錯誤，讓我倆承擔。因此，很記恨他，加之他平時嘮叨，時間長了，我倆也摸索出了干活的規律，每當我倆在外面拉大鋸時，便會用鋸背在木縫中空拉，沒想到這家伙是一個老木匠，沒有大鋸鋸木縫的沉悶聲，他一聽便知。立刻從里屋走出來對我們又是一頓上海口音的抱怨，當有一次，鐘指導員來木工房檢查工作時，他真實話實說地告狀了，礙著我父親的面子鐘指導員沒深說我，但，老簿被狠批了一頓，這使我倆更記恨王錫根了。商定給他點苦頭吃吃，晚春時，王錫根用破臉盆栽了一盆大蒜放在窗下，大蒜長勢很好，黑油油地有半尺高，估計照這樣長下去，再有十來天就可以吃了，想必王錫根也盼望著早點吃上青蒜苗，突有一天，我們計上心來，和簿陰乾用一點汽油摻上水，每天不間斷給他澆點，幾天以后，蒜苗不再油黑墨綠，葉子開始發黃枯萎，最后全爛死在盆里，他一點也沒察覺，只是用一口上海話抱怨青海這鬼天氣冷熱不勻，一盆好蒜苗被風吹“閃”了(閃，類似于感冒)為此，他“懊惱”了很長時間，我倆每天裝做沒事人似的附合著他說是天氣的責任，半個世紀過去了，我自己覺得很對不起王錫根師傅，他那一點微薄的念想也由于自己的年輕不懂事化為烏有，假如王師傅還活著，他也應該有90多歲了。
? 我們班農場高中畢業生，2017年這次到北京同學聚會，有好事的縣上的同學統計指出，農場咱們班男的是楊光，王黎明，邵蘭生，谷建國，李永和，那景芳和我。女的，除了糧站的梁艷，只有計成紅是農場的。所以，在青年隊我們是同學也是隊友，楊光他們分在大田排，記得有陳國斌趕小馬車，初中同學牛順清在鐵匠鋪打鐵，葛一豐等等，王空軍是72屆高中畢業我的學哥，他們那一批畢業生，都蘭縣都分配了，不知空軍他為什么沒參加分配和我們一起到了青年隊和張京生一塊開隊里28型拖拉機。
? 那時，隊里的生活很清苦，每天吃得菜都是一程不變的“老三樣”白蘿卜，大甘藍，洋芋。喝得水是用小馬車拉的大坑里的水。水放在大鍋里燒開后翻著渾濁的泥湯。就那樣，水也必須喝，不喝也沒別的辦法，那時沒有桶裝水，瓶裝水和五顏六色的飲料。退一步說、即使有，也不是我們這些窮青年所能消費的起的，當時已經有果汁和果粉了，但不是每月7~8元工資能喝的起的。更想不到用個人權益保障去抗議，所以，隊里得腸炎的人特別多，青年隊隊醫牛旭玲那小診所里去看病的人也就多了起來了。牛醫生也只能給幾片藥。能開個病假條，讓大伙房給你做一碗病號飯爛面條，在對組織負責任的當時，吃個病號飯還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說到每個月掙多少工資，據現在和浩門農場那一批老同事陳國斌，曲益民，牟敦才嘮起來，他們說，那時，青年隊男農工每個月一律掙工資15元，女的比男的多2元衛生費。估計在那貧乏的年代，女同事那2元衛生費她們也不舍得全部用于個人衛生，很可能節省下來貼補了家用，這就是那個時代的現實，這正如以后正式分配工作了，每月有1~2元的書報費，很少有個人訂報紙雜志一樣。如此這樣，如果我的女同事她們能看到了我的結論肯定感受頗多。
? 為了能吃上潔凈的水，隊里決定在大院里打井，那時沒有鉆井設備。農場有打井隊那也是1978年以后的事，現在是1974年。要是有，我想信，青年隊的鐘指導員也絕不會冒塌方井毀人亡的危險盲目人工挖掘的。直徑4~5米的井在幾塊方板加三角架提沙設備人工往下深入，挖到約3米深的時候，沙質土層，由于井口，井壁沒有支撐物固定，更沒有現在的水泥管套筒。所以，沙質的井壁在水的作用下越挖塌方越歷害，在下面作業的人一點安全保障感也沒有，每當塌方沙子往井下倒塌時，上面的人趕快往上拽人。工程進展的沒有一點起色，就這樣耗了幾天，領導突然悟到，可以用木桶的方式固定沙質的井壁啊！對，說干就干，他把意圖告訴木工班，我們連夜加班，箍木桶是王錫根的強項，在南方會做馬桶就會箍大木桶。二天后，一個特大木桶在眾多隊友的搬運下顫微微地被抬到了井口，許多人用繩索將它吊放在井里，這時，挖井的人又下去了，沒干一會，井壁的沙在水的沖刷下塌方的一點面子也沒給，干脆立索地將木桶擠得一下徹底散了架。隨著木桶的破碎，我們喝清潔干凈的井水的高漲熱情像泡沫一樣徹底熄滅了。拉渾濁的坑水仍然是水房，伙房的必修課，吃得饃"咯吱咯吱”地是每頓飯咀嚼地伴奏曲。
? 為了多給青年隊創收，隊領導決定承包一段維修青藏公路的篩沙任務。排長楊光領著他們排的男生帶著單帳篷，鐵锨，篩子和架子車被送到離農場很遠的東邊，夏天，太陽的爆曬，帳篷里的烘烤，吃得還是洋芋，蘿卜。篩一方砂子多少錢不是我們知道的事，只看見他們撤回來的時候，人人黑干枯瘦的。現在，都會形容生活在青藏青原的人的臉龐是高原紅，假如，你能看見當時他們年青人撤回來的時候，他們一個個和自己的年令絕不相符，高強度的勞動，強烈的紫外線幅射，嚴重的營養不良使得他們呈現的是比高原紅更上一層的高原黑。
? 與此同時，我們和王黎明，那景芳等一批人也被抽去南山拉石頭。這拉石頭是青年隊自己用，還是勞務輸出，這一點倒是忘了。只知道每天乘解放車到南山採石場，用粗鐵絲和抬杠將1~200斤的石塊抬車上，直到司機說，行了，別再裝了為止。渴了，南山河溝里有的是水，爬在地上管夠地喝。喝飽了，用手擦擦嘴巴，用袖子蹭蹭頭上的汗，爬上汽車將石頭運往目的地，卸完車再坐車大廂上返回南山。一天往返幾次，南山電站的砂石搓板路把人顛簸的灰頭土臉。如今，一提到農民工，輿論就同情煽情地說弱勢群體應該如何如何。想當年，我們形同農民工，穿得破衣爛衫，穿著有補丁的衣服沒有什么難為情，沒有什么人恥笑。吃的是僅能填飽肚子，沒有什么油水，干得是繁重的體力活。那時候沒有輿論監督，沒有輿論報道，大家都習以為常。覺得沒什么值得炫耀的，命該如此。現在說這些真不是為了煽情，那時也沒有成千上萬塊錢的服裝，就是有，也不是我等這樣身份的人所能穿的呀！現在說，有的農民工坐公交車不坐在座位上而坐在座位下，我想，假如我們滿身的塵土，滿臉讓汗水沖的黑花臉，我們也會選擇坐車地板上，這是一個很自然的行為。
? 74年的冬天，它也和往年一樣寒冷，所以，青年隊的我們也漫無目標地生活著，別人不知道。但，我至少是這樣想的。沒有遠大理想地我活得很開心，那是一種與世無爭，少年不知道愁滋味，無欲超脫地快樂。正在想著今年冬天如何在青年隊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時候，中隊領導宣布我們將被各農場交換調動，諾木洪農場青年隊的人要被調往千里之外的浩門農場。說實在的，我當時抱著的心情很簡單，即，"我是革命地一塊磚，那里需要那里搬。壘上高樓不驕傲，砌到廁所不悲觀”。無所謂命運把我拋向那里，倒是那件黃大衣，黃挎包挺吸引自己的，那是軍裝綠，我希望當一名解放軍戰士，現在回想起來，當年自己的思想是那樣純樸幼稚和單純。
青年隊終于解散了，根椐我的勞動評定，我分到了110多元紅彤彤一元一元的新票一梱和10幾元零錢，這是我平生手里掌握的第一筆巨款，我高興地將錢交給父母，父母一分錢沒要說:你自己掙的錢，你拿著吧，到了新地方能用的著”！就這樣，懷揣著近一年的100多元的勞動所得，在1974年的冬季，我又踏上了另一段的人生旅途，我不知道前方的路是否坎坷，但，你必須去用腳丈量，因為路就在前方，路也就在自己的腳下。
? ? ? ? ? ? ? ? ? ? ? ? ? ? ? ? 完
? ? ? ? ? ? ? ? ? ? ? ? ? ? ? ? ? ? 2017，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