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方法論

7.1 定量方法在財富學術研究中的局限性

社會研究中的定量和定性方法有其正當性，可以有目的地相輔相成。本書把凈資產過億的人作為研究對象，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定性法。這么做是有原因的。

任何隨機抽樣都不可能為定量調查提供數以億計的足夠數量的樣本。因此，本書決定對財富的學術研究采用定性方法，這是基于兩個事實：第一，沒有用于定量分析的適當數據；第二，目前還不清楚應該如何收集這些數據。當然，不排除這種可能性，即有一天這個問題會得到解決，并會創建一個足夠穩定的數據集，這樣就可以使用定量方法來研究財富精英了。

約亨·格萊賽（Jochen Gl?ser）和格里特·勞德爾（Grit Laudel）認為，以不能使用定量方法為由使用定性方法進行研究，這個理由過于保守了。“這個理由在今天很難適用。它可以間接地表明以關系為導向的解釋策略是更好的策略，遺憾的是，僅僅因為條件不利，這種方法也不能使用。今天，我們可以進一步爭論，并寫道我們感興趣的社會機制往往只能通過定性法來識別。”不過，也許有人會說，如果可以使用定量方法為研究超級富豪生成可靠的數據集，那么事實上我們也必須這么做。有必須使用定性法的爭論是由于缺乏這樣的數據集，而且在可預見的將來也無法實現這樣的數據集，不過，這絕不意味著結果較差。因為這些方法是對調查對象唯一適用的，所以也是正確的研究方法。

研究超級富豪的最大挑戰是，很難接觸這個群體。首先，這個群體非常小。其次，由于多種原因，這個群體比一般群體的自我保護意識更強。這些人多數都有一個團隊，專門負責阻擋外界與他們接觸（特別是陌生人，但也不僅僅是陌生人）。這是為了使這些人在工作時不受干擾或不會分散注意力。因為這些富裕人士擔心其他群體的嫉妒，所以強烈保護自己的隱私。畢竟，時間才是這個群體中最稀缺的資源。個人在工作時間內創造的價值越大，他們就越不愿意將時間投入到既不能產生經濟效益，也不能減輕工作和生活壓力的事情上。與其他專業團隊相比，約見財富精英成員往往必須提前幾個月安排。

漢斯·默克斯（Hans Merkens）認為，“在定性研究中，確保可以在研究特定實例和接觸集團或機構的前提下再進行實證調查。一旦做到這一點，甄選程序就不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了，可以根據已確定的情況進行甄選。”這次調查也同樣適用。莫金斯說道：“對于實際選擇，在許多情況下，調查開始時并沒有固定的抽樣檢驗方法，滾雪球方法是比較適合的……采訪者會請每位受訪者推薦更多合適的受訪者。”

那么，作者是如何接觸到作為本書基礎的采訪對象——超級富豪的呢？作者首先創建了一份30至40名企業家和投資人的名單，他認為這些人擁有至少數千萬或上億的凈資產。他們是他私下已經認識的人，其中多數只是過去認識，還有一些是與作者關系比較親密的熟人。作者要么親自聯系這些人，要么寫信聯系，并問他們是否愿意接受匿名的時間為一到兩個小時的個人采訪。在最初的采訪群體中，通過房地產建立財富的人（如開發商、基金發起人或投資人）的人數過多。他們最終代表了約一半的受訪者。進行這種高度個人采訪的原因是，作者自1996年開始一直都是一名活躍的記者，從2000年開始，他做了房地產行業的顧問和投資人。

45位受訪者的職業或涉足行業

房地產開發商：14人

金融業（涉足領域有資金、租賃、金融服務、融資、股票等）：9人

房地產業（基金發起人，投資者，建筑業等）：6人

房地產經紀人或銷售：4人

食品工業批發業：4人

醫療技術或IT行業：3人

咨詢與服務公司：2人

制造業（鋼鐵、消費品等）：2人

其他行業：1

鑒于受訪者中從事房地產行業的人數比例較高，這個群體似乎可能比實際情況更加同質化。大約一半的人可能涉足過房地產行業，但開發商、承包商、基金發起人和經紀人的工作是非常不同的，需要特別的資質，這就意味著，實際上這個群體比原來預期的更具異質性。

多數受訪者是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這是十分有利的，因為與繼承部分財富的人相比，這個群體回答“你是如何變富有的”這個問題會更加容易。對于繼承人來說，他們繼承的財富是否大大增加，或者是否只是將財富維持在相似的水平上，甚至是否耗盡了最初繼承的財富，向他們詢問這些是很重要的。只有在第一種情況下，才能得出與本書所列問題相關的結論。為本項研究選擇對象的標準是：他們要么是白手起家獲得財富的，要么就是繼承了一大筆遺產。簡單來說就是：把1億歐元變成1000萬歐元的人顯然與本研究無關，而把1000萬歐元變成1億歐元的人與本研究有關。采訪結束后，受訪者被問及是否能夠推薦符合這些標準的其他受訪者。另外，部分受訪者是由一名負責這項工作的教授推薦的，有些受訪者甚至是招聘來的。總的來說，從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作者進行了45次個人訪談。每次訪談持續一到兩個小時，訪談內容都呈現在1740頁的轉錄文本中。除了四個人外，所有的采訪都是在德國進行的。這四名受訪者不再住在德國（其中三人住在瑞士），但他們仍然是德國公民。

該研究采用定性法的優點主要是：“由內而外”描述生活的范圍，也就是從相關個人的角度來分析。這種方法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社會現實，并提請人們注意過程、解釋模式和結構特征。這些對人們來說仍然是很隱蔽的，甚至每天忙于例行公事的演員可能也不會意識到這些。”

定性法特別適用于邊緣和少數社會群體，他們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而且和多數人關系不大。考慮到這些群體，烏韋·弗里克（Uwe Flick）、厄恩斯特·凡·卡道夫（Ernst von Kardorff）和艾恩·斯坦克（Ines Steinke）關于定性研究價值的假設特別適用。定性研究使用的是，“作為知識的源泉和鏡子，偏離規范的外來事物和意料之外的事物使未知的事物得以知曉，使已知的事物變得模糊，并因此擴大獲取更多（自我）知識的可能性”。根據弗里克、卡道夫和斯坦克的說法，“定性研究往往是被推薦的方法，它研究的重點在于那些尚未被深入探索的領域，并使用 ‘敏感性概念’作為支持。”定性研究的優勢更多在于描述社會群體和發展問題，而不是通過標準化程序提供因果解釋。本研究旨在證明：本研究中，超級富豪的自我概念被重建。這種重建包括他們對自己取得成功的個人解釋，以及對人格特征及其經歷的差異和相似之處的廣泛和詳細的介紹。不過，由于沒有由非富裕人群組成的對照組，因此無法提供對富豪的特殊經濟成功的因果解釋。在最后一章中，我們更詳細地討論了這種方法的限制，其中闡述了本研究的局限性。

7.2 目標受訪者群體的定義及組成

對富裕目標群體的任何調查首先必須解決一個基本問題：如何對個人資產進行評估。對德國財富的研究，采取了以下方法：首先對樣本的“可自由使用的資本資產”進行評估，研究人員認為它大約占家庭總資產的1/4。這種方法的優點是，使用這種方法能夠很容易地對可自由獲得的資本資產進行比較準確的評估。不過，這種方法的缺點就是：目前還不確定這些資產是否占家庭總資產的25%左右。對于本書的受訪者而言，情況自然并非如此，因為他們資產的很大一部分是非流動性資產（公司、持股、房地產），而這些資產沒有定期估值。例如，幾乎沒有哪個擁有3億歐元資產的人，會在任何持續時間內保留7500萬歐元的流動資產。出于這個原因，對德國財富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所采訪的中等收入人士資產僅為140萬歐元）被認為是不合適的。

我們的研究使用單一標準來確定是否應該把某個人視為本書的潛在受訪者：他們的凈資產扣除所有未償還債務（如抵押貸款）后是否還有1000萬歐元？在評估這一標準時，受訪者會進行自我評估。關于某個人是否屬于目標群體這個問題十分容易回答，因為如果屬于的話，顯然他們的凈資產遠遠超過了最低值1000萬歐元。

開始采訪之前還存在一個問題，即關于受訪者的凈資產，很難從受訪者口中得知準確的信息。下面是產生這種擔憂的原因。

1.即使在采訪保密的情況下，也并不是每個人都愿意披露自己的財務狀況。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明確劃分資產數目類別，讓受訪者自己來歸類。具體分類有：1000萬～3000萬歐元、3000萬～1億歐元、1億～3億歐元、3億～10億歐元、10億～20億歐元和20億歐元以上。

2.在計算財富凈值中存在客觀困難。有必要決定財富凈值是否應包括業主自用不動產和（或）公司資產的價值。一些研究把業主自用不動產排除在外，但這僅僅因為該研究的委托方主要對流動資產的投資或分配感興趣。相比之下，萊坊房地產經紀公司（Knight Frank）定期出版的《財富報告》（The Wealth Report）對投資和業主自用財產都有所兼顧。在2014年的《財富報告》中出現的超級富豪（即凈資產超過3000萬美元的富豪）中，業主自用不動產（平均每位富豪為2.4套房產）占其資產的30%。關于公司資產是否應該包括在內的問題，贊成與反對的聲音并存。對于許多超級富豪來說，其公司資產占其財富的大部分。對于上市公司來說，量化其資產的價值要相對容易一些。公司在某一特定日期的市值以及個人持有的股票數量的公開詳情，都可以用來計算個人資產的價值。而對非上市公司來說，確定乃至估算其資產的價值都要困難得多。自從德國暫停評估和征收財富稅以來，沒有再持續進行評估活動，而且由于公司估值差異很大，所以很難得出可靠的估算結果。本書采訪的大多數人是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的企業家，只有當其公司近期由于特殊原因（如計劃銷售）而進行估值時，才可能知道其公司的確切價值。

流動資產（債券、股票、活期存款等）的價值是最容易確定的，因為個人通常對其流動資產了如指掌。對業主自用資產估值并不那么簡單。畢竟，個人通常并不了解其自用資產的當前市場價值。對于投資性房地產（租賃地產）提供公平市值評估是可能的。公平市值，簡單來說，就是將不動產的凈年租金收入乘以一個數學因子（“乘數”）的乘積。受訪者們知道他們從不動產中取得的凈年租金收入，畢竟，這是要納入他們的年度納稅申報單的。在確定正確的乘數時，需要考慮一些因素和假設，包括地產的位置、質量和使用情況。確定了市場價值后，扣除任何未償還按揭貸款的價值，得出的最終結果就是對個人凈資產的估值。

這些考慮事項表明，準確判定一個人的財富多少并非易事。尤其是近期未對這些富人的公司或者房產等資產做出評估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因而，實際上，連他們自己都無法說清楚自己到底身價幾何。對于這種情況，不必設法去確定這些人的確切財富，對這些受訪者的財富進行大致分類即可解決這個問題。這種做法的優勢在于，受訪者會更有可能把自己歸入經濟狀況的大致分類之中，而不愿意陳述自己準確的凈資產（凈資產問題在上面已概括提到，其實很難確定，個人也往往無法確定）。另外，上述困難對于基于大類的財富評估通常沒有很大的影響。即便一個人不能準確估量個人的財產，或者不愿這樣做，他們也很可能愿意大致估計自己身價，比如說，3000萬～1億歐元，或者1億～3億歐元。

采訪前，我們會進行初步電話采訪來確定這些潛在的受訪者是否屬于目標群體，也就是說他們是否擁有至少1000萬歐元的凈資產。我們只需向極少數受訪者詢問這一問題即可。受訪者在采訪結束前，按要求把自己歸到一個大類之中。彼德森（Petersen）觀察到，在采訪結束前，對統計信息以及“敏感的調查內容，即預期可能會引起調查對象的反感甚至抵觸的內容”應該予以妥善處理。就同一話題，他明確指出：“受訪者最抵觸的問題就是收入。因此，出于實際考慮，收入問題應該是最不該問的：任何可能發生的焦慮心理都不應該干擾采訪的進程。如果受訪者拒絕進一步回答問題，該采訪自然無果，因為采訪已經結束了。”

受訪者會在自己呈報的信息的基礎上，把自己歸到大類之中。如有可能，可以將這些呈報的信息與已經公開的信息進行比較，例如《經理人》（Manager Magazin）雜志上經常出現的清單上的詳情。從掌握的財富數量上講，本應該出現在這本雜志的名單上的許多人，實際上都未出現（這會讓受訪者輕松些）。只有兩個人拒絕做個人財富評估，而且這兩個人都沒有出現在《經理人》雜志的名單上。然而，不論何種情況，我們可以知道產業估值。盡管如此，作者還是決定把其中兩位受訪者的資產歸于比產業評估價值低一個層級的某個大類之中。

45個受訪者的財富價值（歐元）分類

1000萬～3000萬：11人

3000萬～1億：20人

1億～3億：3人

3億～10億：8人

10億～20億：1人

20億以上：2人

他們財富的來源

自己創業：36人

家庭創業：5人

繼承小企業并將其發展壯大的企業家：4人

45位受訪者年齡（按年計算）

30～39歲：2人

40～49歲：7人

50～59歲：12人

60～69歲：7人

70～79歲：17人

性別

男性：44人

女性：1人

在這項研究中，財富最少的1/4的受訪者凈資產都處于1000萬～3000萬歐元。財富最多的1/4的受訪者的凈資產不低于3億歐元。受訪者中共有36位是自主創業者。其中大多數人都沒有繼承或者只繼承了很少的財產。4位受訪者繼承了很小的企業，然后將其發展壯大，舉例來說，就是把商店從兩個店發展成幾百個店，或是把一個小企業發展成全歐洲的大企業。有5位受訪者的企業是家族企業，且其中4位受訪者使家族資產大規模增值。就剩余的1位受訪者而言，還不能完全確定地說有什么東西能說明這個受訪者只是維持了家庭財產，卻沒有使其發展壯大。

受訪者的年齡比較大，這也是情理之中的，因為一個白手起家的企業家財富積累到一定的規模，往往需要幾十年。一半以上的受訪者年齡都超過60歲，只有兩個人年齡在40歲以下。在45位受訪者中，有44個人是男性。對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進行分析，比如以福布斯中的那些人為例，我們會發現大部分最富有的女性的財產是繼承而來的。但是那些絕大部分財產都是繼承而來的個人，很顯然不屬于這個研究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