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長一段時間里，老師們還在議論龍冰武出逃事件：有的稱贊龍冰武有魄力；有的說龍冰武的假證件怎么就沒人看出來？有的說，不定哪一天，警車開到我們學校來，從老師中間押走一個逃犯也是大有可能哦。
1
1997年，我大學畢業即待業，在老家做了幾年代課老師后，于2002年擠上綠皮火車，南下深圳闖世界。
進了工廠捱了一年，2003年8月，我接到老家學校一起代過課的同事陳海燕的電話，邀我去水坑學校教書。
陳海燕在老家時就嫁給了當時我們學校的校長向晨曦，結婚后，陳海燕先生了一個男孩，過了兩年又懷孕了——不生吧，兩口子舍不得，生下來吧，被單位知道，向晨曦會被開除公職。思量再三，陳海燕辭掉了老家的代課工作，到深圳姑媽家躲計劃生育來了。
他鄉遇故知，如久旱逢甘霖。陳海燕向我介紹：“計劃生育政策雖然有松動，但還是不能回老家，孩子先放姑媽家養著。水坑學校和姑媽家挨得近，閑來無事，就應聘到水坑學校當老師了，學校是新開的民辦學校，過兩天就要開學了，突然發現還缺少一個老師，所以進學校很容易，幾乎不需要面試。”
我說：“可是，我的教師資格證放在家里，能行嗎？”
陳海燕說：“教師資格證可以以后寄過來，學校現在著急上課，你站上講臺能說話就行了！”
果然如陳海燕所說，我順利地成了水坑學校的一名教師。
水坑學校原來是水坑村剛修好一年就棄用的村部，門前有一口池塘，水面漂浮著一些“水鴨婆”，池水碧綠，但是渾濁。學校后面是荒山土坡，長滿一人多高的芼草，草里隱藏著一條半閑的貨運鐵路。火車過來的時候，激流吹得芼草上下起伏，好像巨輪劈開的波浪。
進入2000年后，深圳市人口爆增。為了適應市民的需求，政府逐漸開放民間資金辦學。那時，開辦民辦學校很容易，只要有房子和場地，再在教育局申請一份辦學許可證就行了。所以，有租民房辦幼兒園的，也有租廢舊工廠辦小學初中的。
水坑村修了新的村部后，老板馮威晟搶先一步，把棄用的老村部租下來，改成水坑學校。學校的招生簡章是這樣介紹馮威晟的：潮州人，出生于書香門第，在老家教過書，心系教育事業。
校長張志洲原是梅州市一所公辦學校剛退休的校長，教師風采欄里寫著他是“廣東省十大杰出校長”，照片底下還配著一句格言：老牛自知夕陽短，不用揚鞭自奮蹄。
2
8月31日晚，開學前夜，校長張志洲在飯堂布置開學工作，馮威晟也來了，戴著一副無框眼鏡，微胖，一副知識分子模樣，在一旁“聽取匯報并指導工作”。張志洲向馮威晟重點介紹了學校的日常工作、校車接送、就餐制度等，每說幾句，就向馮威晟看一眼。馮威晟沉穩地聽著，沒有說話，一副不怒自威的表情。
會后，陳海燕告訴我，馮威晟還是學校附近工業區的一個廠長。“廠子老板是他的表哥，香港人，請馮威晟管理工廠一切事務……有錢人的親戚也都是有錢人，要是我也有這樣一個親戚就好了。”她露出些許羨慕的表情，“馮威晟管理工廠比較忙，很少來學校，所以學校以后主要由他的老婆蔣慧瓊管理。”
蔣慧瓊很瘦，老師們背后都叫她“蛇精”。她安排親戚把持著學校的各個重要位置：
她的大弟弟蔣慧雄，肥頭肥腦，人稱“大番薯”，管理學校保安、飯堂和后勤運轉，他每天下午都要開車到農批市場采購廉價食材。
“大番薯”的老婆在學生餐廳后面開了一個小賣店，賣劣質食品、飲料、玩具、文具等，因為壟斷，生意極好，尤其是課間、午餐和體育課時，學生一窩蜂去買，老師們估測小賣店一年的利潤起碼在20萬以上。
“大番薯”的小舅子是校車隊長，他的老婆叫陳小芬，是辦公室的出納，替蔣慧瓊掌管錢袋子，也做一些接待、協調、溝通的工作，相當于辦公室主任。
蔣慧瓊的母親，60多歲，說不好普通話，只能嘟囔潮州話，在學校沒有擔任職務，每天就瞪著一雙警惕的眼睛，居高臨下地看著老師們進進出出。她幫蔣慧瓊照看兩個孩子，每過一段時間，就收集飯堂廢棄的塑膠油瓶、包裝紙盒以及各種廢書紙，賣給一個在學校周圍收破爛的四川老頭。
這些“重要”的位子，都和錢有直接的關系。
進學校后，老師們的畢業證都上交學校，押在教導主任劉建華辦公室的桌子里，這是學校的招聘制度。陳海燕經常出入劉建華的辦公室，翻看老師們的簡歷和證件。她告訴我，水坑學校的老師大都是畢業后不能分配工作的“五大生”：電大、函授、自考、脫產、委培和師范畢業都有。
我們的工資在900到1000元之間：基本工資600元；小學課時費120元、初中140元；全勤50元、安全50元；績效100元左右浮動；班主任費50元。
因為薪水低，老師們總在打聽有沒有其他學校在招人，或在網上瀏覽招聘廣告，隨時準備跳槽。往往學期中，有的老師屁股還沒有坐熱，就不辭而別，又不斷有新人排隊來面試。到學期結束，全校老師就換了一半。有些班級，一個學期甚至換3、4個老師。
辭職老師空出的課程，便安排老師代課，5塊錢一節課：有語文老師代數學的，有小學老師代初中的。老師像變臉的川劇演員，每節課都在變換。
老師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蔣慧瓊雖嘴上挽留，內心其實是竊喜的，因為來應聘的老師遠多過走掉的老師，而且，每走一個老師，她就可以少支付一筆工資——包括每月20天的押后工資、寒暑假期要支付的每月600元的基本工資。走的老師越多，她的成本就越低。
3
與工廠相比，學校工作輕松，我的精神狀態好了很多，家里人聽說我做了老師也替我高興。
然而一天，陳海燕卻突然問我：“你的畢業證拿回來沒有？”
“畢業證？沒有啊——可以拿回來了嗎？你的拿回來了嗎？”
“是的，我拿出來了，現在民辦學校那么多，如果遇到更好的學校招聘，有證在手就可以去面試。蔣慧瓊這么吝嗇，就是想把我們固定死，難道你想一直在‘水坑’待下去？再說，證件不在自己手里總是不放心，弄丟了誰賠？你要不要拿出來？”
陳海燕潑辣能干，向來不愿弱于男人，深得領導的器重，而我遇到領導只會唯唯諾諾。我猜，陳海燕和劉建華關系不一般，可能一進學校就得到了劉建華特別關照。于是喜出望外，大叫：“好啊！你幫我和劉主任說說……”
陳海燕制止了我：“你可不要和任何人說，劉主任就偷偷拿出來給了我，沒有人知道的，要是被蔣慧瓊知道了，劉主任就麻煩了，我們不能害了他……”
話說到這個份上，氣氛有些尷尬。陳海燕開始轉移話題，“聽主任說，期中考試之后，學校要組織家訪，你要做好準備，不要見了家長連話都說不出來，那樣只會讓家長欺負你年輕。以后，每周都會有一次家訪。”
興師動眾的“家訪”是當地民辦學校“搶生源”的一大特色。
一般在期中考試后的某一天，夜幕降臨，劉建華就會站在一輛停在校門口的校車旁邊，大聲喊道：“快，快點！上車了！還有誰沒有來？記上名字，扣工資……龍冰武，清點一下人數，后來的全部算遲到！”
操場上還有幾個收拾妝容晚了的女老師陸續奔來。龍冰武清點人數后回答：“劉主任，人都到齊了。”
車到了，老師們魚貫而出，輕車熟路，男女搭配，兩兩組合。整個小區的孩子都出動了，前后跑動，歡呼雀躍，為“家訪”的老師引路，引得路人紛紛側目。
那天，我去了學生毛家輝的家里。毛家輝的爸爸在工廠上班，很重視兒子的學習，問了許多孩子的情況——事先，我請教了有經驗的老師：要先說孩子一大堆的優點，讓家長高興起來，然后再委婉地說一些孩子的缺點，免得被家長看輕了。正聊的時候，又進來一個男的，毛家輝的爸爸介紹說，這是育才學校的老師——毛家輝的姐姐在育才學校讀書，育才學校恰好也安排在那天“家訪”。
兩個學校的老師因“家訪”邂逅，頓時有了代表各自學校比較一番的意思：我們對視了幾眼，仿佛看穿了對方的心思，都知道接下來得說一大堆套話和假話，所以誰也不愿意開口多說，氣氛十分詭異。
從毛家輝家里出來，碰到了吳世曼、龍冰武和何淑賢等同事，我們一邊走一邊發牢騷：“這樣的家訪一點意義都沒有，是形式主義……”
“是啊，上一次我到一個學生家里去，家長在外面打牌，學生說老師來了，他只是用鼻子哼了一聲，冷冷地乜了我一眼，身都不起。”
“有的學生家里窮，不歡迎老師到家里去。”
“差點被一條沒有聲音的狗咬到了……”
“我碰到過一屋子黑社會，胳膊上全是文身，還有幾個人，我懷疑他們剛吸過毒，從他們的眼神來看，是把我當暗探（便衣）了，我慌了邊退邊說，對不起，對不起，我走錯了……”
8點半，老師們紛紛聚集在路口大榕樹下的黑暗里等候，準備返回。有人問：“劉建華主任呢，他哪里去了？不帶我們回去了么？”
有人怪笑了一聲，回答說：“劉建華主任嘛，和陳海燕有事先走了，還有龍冰武和何淑嫻，也一起走路回去了……”
校車載著剩余的老師們返校。學校里女老師8個人一間大宿舍，男老師4個人一間小宿舍，宿舍只有一個衛生間，等輪到最后一個洗完澡，已經快11點了。蔣慧瓊偶爾會吩咐飯堂煮一鍋綠豆粥給“家訪”回來的老師們解渴，一鍋粥很快就被搶光了。
蔣慧瓊嫌一個星期“家訪”一次還不夠，她在走廊大聲訓斥領導，聲音大得整個教學樓都聽到了：“老師要多到學生家里去走動！不走動，家長怎么會對學校有感情？沒有感情，家長怎么會認可我們的學校？學校怎么能樹立品牌？如果學校連學生都沒有了，還要老師做什么？還要你校長做什么？有的老師，一下了班就往外面跑，也不知道去做什么呢？還有沒有心思教學？”
蔣慧瓊的話讓領導感覺到了壓力，他們給老師加了擔子：星期天下午6點前返校開例會，除了周三晚上“家訪”，其余一、二、四、五晚上“坐班”（實為無薪加班），備課或改作業，晚8點才能下班——原因是蔣慧瓊懷疑有老師在外搞家教。
每周的例會，說來說去都是那幾句廢話，是開給蔣慧瓊看的。有時為了打發時間，張志洲竟然戴上老花鏡，攤開一張報紙不緊不慢地念起來，希望借新聞報道的力量告誡老師——會議冗長無趣，有人忍住哈欠不敢打，有屁也不敢放，都快憋出心臟病來了。
4
本來我們星期四晚上“坐班”的時候，學校會開放1個小時電腦房，老師可以去電腦房備課查找資料，順便上網，后來被蔣慧瓊發現了，心疼電腦損耗和電費，下了禁令。于是，“坐班”的時候，一群老師就像無頭蒼蠅一樣在校園亂轉，或者在辦公室翻閑話。
2004年的一個晚上，何淑嫻在辦公室閑聊，說，有次在校門口，保安把兩個來找校長張志洲的男人擋住了，男人有點氣惱，說：“我們是校長以前的朋友，是來找張校長玩的！”
見來人傲居，保安卻擺起了架子，說：“你拿什么能證明你是校長的朋友？證明不了就不能進去！要不然每個到學校來的人都說自己是校長的朋友，我就都把他們放進去不成？”
兩個男人估計也是校長級別的，立刻明白張志洲連一個校門口的保安都搞不定——保安只聽“大番薯”的，對張志洲不怎么買賬。其中一個掏出手機打電話給張志洲，張志洲從校長室小跑出來，親自到校門口把朋友迎進去。那兩個朋友對張志洲說：“老張，你這扇門好難進！要是我們學校的保安敢這樣，我早就讓他滾蛋了！”
何淑嫻接著說：“上次，我以前學校一個同事來找我玩，也被保安攔住，我那同事正眼都不瞧保安一眼，不等保安詢問，甩下一句‘家長，接孩子的！’保安反而不敢再追問，因為我那同事知道，家長是上帝，老板最重視的人，地位在校長之上。這就是我們民辦學校的特色校情啊。”
2004年7月，期末考試那天晚上，我們批改完了試卷，吳世曼神秘地對我說：“要不要我帶你去看一場好戲？”
“什么好戲？”
“你去了就知道了，現場直播。”吳世曼詭異地笑著，賣了個關子。
吳世曼帶我到了二樓一間教室。教室很暗，吳世曼卻不準我開燈，還把門給反鎖了。我移動腳步，小心翼翼地跟在吳世曼后面。
門窗緊閉，拉著窗簾，空氣里有一股渾濁的塵味。吳世曼躡手躡腳走到窗戶邊，稍微拉開窗簾的一角，往外面偷窺。我也跟著走過去，學著拉開窗簾的一點縫隙往外看。
教學樓外面是一條3米寬的小巷，小巷邊是居民樓，離教學樓不超過4米的距離。其時天氣正熱，對面二樓有一對情侶開了窗戶，開著燈在房間里親熱——他們看到學校教學樓黑燈熄火的，以為很安全，就打開窗戶，圖個涼快。
那對男女開始的時候還朝教學樓看了幾眼，貌似不放心，嚇得我和吳世曼觸電一般——其實窗戶玻璃反光，他們無論如何也發現不了玻璃后面的我們，可是我們做賊心虛，心臟咚咚地跳，手心也攥出汗來了。
那對男女幾分鐘就完事，然后鎖了門出去了。吳世曼說5樓還有一家，問我要不要去看，我說不去了。
吳世曼突然說：“你有沒有感覺到那個男的像劉建華？”
我細回憶了一下——男人身材敦實矮胖，確實是劉建華，原來他欺騙了陳海燕的感情——不過，吳世曼也不是什么好人，他覬覦陳海燕美色，憋在心里不敢出手，就喊我過來偷窺劉建華的丑態，大概想借我的嘴把劉建華搞臭。
5
2004年第二學期末，張志洲宣布了兩條“敲骨吸髓”的新制度。
首先是“招生制度”：每個老師必須完成每個學期招收5個新生的任務，少完成1個，扣100元。超額完成的，每超出1個，獎勵20元。
招生的主要方法是，學期最后一個月，周末不放假（包括新年元旦），早上8點，老師坐校車出去，兩人一組，載著課桌椅到各個社區設點，接受家長咨詢并發傳單。中午12點校車再把老師接回學校。
周末假期，上午擺4個小時，下午擺4個小時，晚上擺2個小時。老師們叫苦不迭，敢怒不敢言。期間，蔣慧瓊一般會“巡邏”一次。盡管如此，老師們還是一轉身就把傳單丟進垃圾桶，發短信聊天，或者買了瓜子嗑，發現蔣慧瓊來了再裝著認真招生的樣子。
然后還有一條“保生制度”：每班至多流失10%的學生，必須保證90%的學生留下。如果不達標，每多流失10%的學生，每個百分點就扣老師20元、30元……遞進。
怎樣體現“穩生率”？按蔣慧瓊的說法就是讓每個學生交300元“預交費”。所以，最后一個月，工作的重點就是“家訪”，“家訪”的重點就是收“預交費”。大多數打工的家長工作并不穩定，老師越是催，家長越是不愿意交，家訪如同老師和家長之間討債的拉鋸大戰。
吳世曼發牢騷說：“家訪就是讓我們喪失人格尊嚴去討好家長，讓家長心甘情愿掏錢進蔣慧瓊的口袋——保險費、校訊通費、秋游費、學生參加興趣班費、預交費……反正一個學期過來沒有要求我們認真教過書，只有不停地收錢，我們都被逼成黃世仁啦。”
那幾年，公辦教師工資是7000多元，一周10節課，節假日還有政府福利。我們一周28節正課，還不包括“早讀”和“午寫”，下班之后要“坐班”，節假日還要擺臺“招生”。慢慢的，懶散、不負責任如瘟疫一樣在老師間傳播開來。
很快，老師的行為潛移默化到了學生身上，孩子們逐漸不愛學習，六年級的學生正處于青春叛逆期，教室幾乎就成了喧囂的菜市場：自由換座位的，垂頭喪氣坐著發呆的，專心玩玩具的，還有大聲說笑、視老師如無物的……學生小吵小鬧的時候，我們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如果誰挨了領導的批評，看著學生吵鬧，臉上甚至會露出報復的微笑：吵吧，鬧吧，即使你們不吵，我都還要教你們怎么鬧咧！把學校鬧得天翻地覆最好！
如此高壓下，這個學期末，快放寒假的時候，學校里的老師集體“出逃”。
在深圳打工者的孩子，到了小學畢業后，大多回老家讀初中或者轉到附近的好學校去。龍冰武是六年級2班的班主任，學生走了大半，按照“保生制度”，學校要扣他2400多元。他的工資才900多，累死累活上班，還要掏1500多元給學校。
知道自己要倒貼錢給蔣慧瓊后，龍冰武暗自攛掇了8個要好的同事，每個人收了十幾個學生的預交費——大概幾千塊錢，然后一起攜款潛逃了。
剛開始，這并沒有引起蔣慧瓊的特別的重視，因為常有老師不辭而別，她以為這次只是多走了幾個人而已。
過幾天有家長打電話到學校詢問，蔣慧瓊才知道龍冰武卷款潛逃的事，立刻報警。警方來調查時，連龍冰武的“女朋友”何淑賢也不知道他的去向，警方一查龍冰武身份證，竟然也是假的。警察調查了一陣，因為學校收預交費也算不上什么公款，最終不了了之。
這讓蔣慧瓊受了一次很大的打擊——顧忌到學校和自己的聲譽，為了避免家長群起到學校哄鬧，蔣慧瓊只得認賬，掏錢填平“預交費”的窟窿，把消息壓了下來。于是，學校又緊急出了一條制度——“老師不能接觸‘預交費’，只能由學生或家長親自交到陳小芬手里”。
蔣慧瓊一怒之下撤了張志洲的校長職務，由劉建華接替。
好長一段時間里，老師們都在議論龍冰武出逃事件：有的稱贊龍冰武有魄力，平時不聲不響，做事果敢；有的說龍冰武的假證件怎么就沒人看出來？有的說，畢業證外面多的是，花20塊錢一買一大把，還有教育部的鋼印咧！有的說，不定哪一天，警車開到我們學校來，從老師中間押走一個逃犯，也是大有可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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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新來一個叫陳志剛的英語老師，高大威猛，1米8的個兒，50多歲，額頭爬了幾道深深的皺紋，剛離異，獨自帶著一個女兒，想在水坑學校認真工作，圖個安穩，打發余生。
陳志剛新來乍到，不知道學校“只抓經濟不抓教育”的校情，因認真負責的教學態度，惹惱了一個叫王偉龍的學生。
王偉龍是別的學校開除的學渣，是我從文體廣場擺臺招進來的。他指著陳志剛的鼻子罵娘，還打了陳志剛一個耳光。
事情鬧到蔣慧瓊那里，處理結果是：陳志剛當天被開除，“大番薯”帶著幾個保安，逼著陳志剛連夜搬離宿舍。
打跑陳志剛，王偉龍更加囂張，在我的課堂上，他和一個女生坐在一起，先是趴在桌子上說悄悄話，后來居然脫下風衣，罩在兩人頭上，蒙了背……一些學生疑惑地直往王偉龍那兒瞧，看到了兩顆腦袋在大風衣下不停地動，于是用古怪的眼神望著我。
那時，我還沒有經歷男女之事，見王偉龍如此放肆，不免面紅耳赤，好不容易捱到下課，逃也似的出了教室，把王偉龍傷風敗俗的行為告訴吳世曼。
吳世曼說：“你怎么不把他揪起來？”
“陳志剛那么高大都鎮不住，我可不想做第二個陳志剛……”
吳世曼笑了笑：“你教學生讀書，學生教你戀愛，扯平了，還不要你交學費，多好啊！你只要虛心向王偉龍學習，一定可以解決你的終身大事……”
王偉龍造成惡劣影響，卻沒人管得住，劉建華命令我和吳世曼去家訪，讓我們告誡家長：如果不知悔改，下個學期就開除王偉龍。這是我在水坑學校唯一一次完全以教育學生為目的的家訪。
王偉龍的爸爸老王是一個老板，開了一個很大的玩具廠。他聽我們說了王偉龍種種劣跡后，讓王偉龍向我們道歉，為了表示歉意，還要帶我們出去吃宵夜。他把我們帶到一個KTV包間，要了一些水果和酒水。正喝得高興，一隊美女進來了，老王給每人叫了一個，讓美女陪酒。
吳世曼沒有料到還能有如此待遇，骰子搖得嘩嘩響，一雙手也不老實了，眼神迷醉，早把本次家訪的使命拋到九霄云外。
酒過三巡，大家有了幾分醉意。老王說：他對兒子沒什么要求，只要別出大事就好，學習是次要的，“這個社會，上班的收入不會很高”。
自從KTV家訪之后，吳世曼對王偉龍的態度有了180度的轉變。他會出其不意出現在王偉龍身邊，把王偉龍單獨叫到辦公室懇談，說一番大道理，一說就是一個小時，語氣特別溫柔。
我感覺非常奇怪：王偉龍這種學生別人躲都來不及，吳世曼還去招惹他，是不是吃錯藥了？
吳世曼殷勤地給老王打電話，投訴王偉龍不完成作業，可那肉麻的語氣，誰都能聽出來是在獻媚。再后來，每天下午，吳世曼都會把王偉龍留在教室輔導。
剛開始幾天，王偉龍還能寫幾個字。后來，一個小時也寫不出幾個題目。吳世曼急了，把答案直接寫在紙上，讓王偉龍抄。后來，王偉龍連答案都不愿意抄了。吳世曼無奈，只得模仿王偉龍的筆跡把作業寫上去。
于是，輔導完全倒過來了，從開始吳世曼說，王偉龍寫，慢慢地變成了由王偉龍說，吳世曼寫。我看了暗笑，這樣也能提高成績？
然而，看到期中考試成績時，我卻大吃一驚，大聲喊道：“啊，奇跡哦，王偉龍考了80多分！王偉龍還能考80多分？！”
吳世曼一臉慍怒，想要沖我大發雷霆的模樣，最后卻只是壓低了聲音對我說：“考好了就行了，要你那樣大聲吼叫干什么！”
后來，我才知道，王偉龍考得好，是應吳世曼主動要求，陳海燕和他調換了監考的緣故。
陳海燕說：班上的學生跟她說，吳世曼監考王偉龍時，很快做出一份試卷，然后把答案遞給王偉龍抄……數學和英語選擇題多，抄起來容易，王偉龍都考到80多分；語文有作文和閱讀題，抄起來慢，所以才考了60多分，也算是天大的進步了……
陳海燕還說，如果王偉龍繼續像以前那樣每科只考10幾分，吳世曼怎么向老王交待？怎么好意思繼續收補課費？
7
2006年第二學期末，劉建華三番五次把吳世曼和何淑嫻叫去辦公室談話，最后逼他們寫了書面材料。倒不是劉建華發現了吳世曼有償家教的問題，而是他們二人把蔣慧瓊母親徹底激怒了。
龍冰武出逃之后，吳世曼開始瘋狂追求何淑賢，不到半個月，何淑賢就投入吳世曼的懷抱。兩人戀愛后，花錢的地方更多。為了省錢，有一天半夜，何淑賢竟然偷偷溜進我的宿舍睡了一個晚上。早上隔著蚊帳，我發現吳世曼床上的被子高高隆起，枕頭上面還露出一縷黃色長發。我知道那是何淑賢的頭發，就趕緊面紅心跳地逃出了宿舍。
平時，吳世曼讓學生把班上的飲料瓶用桶收集起來，帶到廢品站去賣，一個月也有40元左右的收入，可供周末跟何淑賢去外面開房。期末的時候，他們倆又收集了各自班上學生廢棄的作業本和練習冊，讓學生帶出去賣掉。幾大捆作業本和書太打眼，出校門的時候被保安攔截，不準帶出去，學生只好又提回教室。吳世曼和何淑嫻一合計，決定把廢品從教室窗戶扔到圍墻外的人行道上。
吳世曼嫌那個四川老頭出的價錢稍低，賣給了另外一個收破爛的人。四川老頭懷恨在心，添油加醋地打電話給蔣母，說有老師偷賣了好多學校的東西，都是嶄新的書和本子。蔣母聽罷大怒，找到劉建華，用含混不清的普通話威脅說：“要是你也處理不好，就要蔣慧瓊來處理！”
劉建華大駭，立刻把吳世曼和何淑嫻叫過去調查。
吳世曼說：“只賣了學生用過的一些廢本子，辛苦批改作業一個學期，期末打掃衛生，處理垃圾有錯嗎？”
劉建華說：“這個事情可大可小，往小了說，就是賣掉一些廢品；往大了說，就是偷盜學校的財物，可以交給警察處理，因為學校的一切東西都歸董事長所有，不是說你們改了作業，作業本的所有權就歸你們了。你老實對我說，賣了多少錢？”
吳世曼說：“賣了70多。”
劉建華讓吳世曼專門寫清楚了“過程”呈給蔣母看，又把吳世曼和何淑賢叫過去，說：“老太太說了，賣廢品的錢得從你們的工資里面扣掉。”
2007年過去了一個多月，春節的氣氛漸濃，寒假已經開始7天了，可是水坑學校的老師還在忙著擺臺招生。
從進學校之后，因為陳海燕平時待在宿舍，周末要回姑媽家帶孩子，我和她很少單獨在一起好好說過話，這次，我和陳海燕同組，沒想到，她和我說話，說著說著就哭了。
她說：“下個學期，我可能就要回老家了，不再出來了，可是我又不想回去……”
陳海燕和劉建華的曖昧關系我是知道的，可不知道怎么的，這事情被遠在千里之外的向晨曦知道了，向晨曦為了挽救兩人的婚姻，向陳海燕的母親、哥哥和姑媽等哭訴，至親又輪番在電話里面勸罵陳海燕不要糊涂，懸崖勒馬。
我沉默了一會兒，不知道該怎么安慰她，想了想，把那天晚上看到的事情講給她聽：“那就回去吧，至少是一個現成的家，什么都有。劉建華也不是什么正經的人，他家里有老婆，女人也不只你一個……”
陳海燕為自己辯解說：“一個女人出門在外，沒有人罩著是很難的，我和劉建華剛開始也就是逢場作戲……唉，都是虛榮心在作怪，時間久了，竟有了感情。現在突然要做一個了斷，心里還是很難受的……”
我安靜地聽她傾述，或許整個學校，我是她最后一個值得信任的人。
陳海燕說：“老家如今也有了民辦學校，向晨曦會托熟人介紹我進去，學校好的話，如果你愿意回來，我再介紹你進去。只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向晨曦怎么就知道了我的事呢？那么遠，誰有向晨曦的電話號碼呢？你，我是了解的，絕對不會亂嚼舌頭的……”
陳海燕想來想去，就是沒有想到何淑賢——何淑嫻和陳海燕一個宿舍，關系好似一對姐妹。因為賣廢品的那70塊錢，何淑嫻對劉建華懷恨在心，就偷偷把劉建華和陳海燕的事情捅給了向晨曦，準備看劉建華的好戲。
后記
陳海燕走后，我換了幾所民辦學校，在深圳堅持了下來。
2012年后，政府加大了對民辦學校的監管和扶持，淘汰了一批民辦學校，民辦教育逐漸走上正軌。政府給民辦學校老師發了補貼，工資大概達到公辦教師的一半。雖然工資低，但是和公辦學校老師比起來，民辦學校老師因為實行招聘制，教師更有責任心，期末統考，平均分最高的反而是民辦學校的學生。深圳全市中考成績名列前茅的，也是一所民辦初中，全市學生趨之若鶩，家長半夜排隊為子女報名。
據說，政府正在制定政策，限定老板盈利，以后申辦的民辦學校老板盈利的大頭都將轉化為老師的收入，若果真如此，民辦學校的春天必將到來。
作者 | 李李樹
編輯 | 許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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