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先生被譽為新儒家代表，其著作之價值無需贅言。近日讀錢先生晚年所作《孔子傳》，全書以《論語》為本，考辨鉤沉諸多史料，不愧是了解孔子生平的最佳著作。最難得的，是先生將《論語》中諸多篇章結合孔子生平進行解釋，使讀者能夠更加清楚地了解孔子當年的所思所想，以及為什么會有這些對話的產生。相比較今天常見的那種將《論語》當作名言集進行暴（雞）力（湯）拆解的做法，錢先生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即使在史學角度來看，本書考辨精當，也顯示出錢先生深厚的史學功力。《論語》諸篇之內容往往不以時間為序，只在只言片語中透露孔子時年或是所在之地，而大多數篇章完全不可考證具體發生的時空。錢先生能從這只言片語中考辨出其事的大致先后順序，結合其他史料加以定年，其中的技巧讓我心中只有一個大大的“服”字。
但令我在意的，是在第六章第八節“孔子至蔡”中，將《論語》微子篇第十八中孔子遇到接輿、長沮和桀溺以及荷蓧丈人三件事都系于此，以為此四人都是“故蔡之遺民”。而他們與孔子的對話，也都被錢先生解讀為消沉避世的隱者與積極入世的君子之間理念的分歧。
這三段中出現的四位隱士，除了接輿被確稱為“楚狂”之外，其他三人在現有的材料中都屬于不可考證。按照錢先生對其他史料的處理，應該屬于存而不論的部分，卻偏偏被系于此處并進行了很深入的解讀。這當然不影響到全書的價值，事實上，即使錢先生從書中去除關于長沮和桀溺以及荷蓧丈人的兩段論述，也不會影響全書行文以及立意。那么，作為史學大家的錢穆先生，怎么會在全書考證都很審慎的情況下，選擇這種值得商榷的做法呢？
我以為，錢先生之所以執意將這三段系于此處，無非“讀其書，寄其情”六字而已。
一來，錢先生經歷了中國近現代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年離鄉而至香港，此后又跨過海峽前往臺灣定居，可謂去鄉萬里。到撰寫《孔子傳》一書時，他離開大陸已經25年，能無故國之思嗎？他將這幾位隱者都判斷為故國淪喪被迫遷徙的“蔡之遺民”，不正是對自身經歷的一種感慨嗎？
二來，錢先生宗于儒家，始終抱入世之心。雖然畢生都沒有從事政治，但他終生都致力于傳承文化，培養英才。他對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始終抱持著一份“溫情與敬意”（語出《國史大綱》）；雖然避居寶島，但他終身以一中國人自居，直到最后一節課都不忘教導學生“你是一個中國人”。在那樣一個戰亂動蕩的年代堅持對傳統文化與國史的探究，在離開大陸數十年之后依舊堅持“中國人”的身份，也是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吧。
因此，錢先生對孔子與隱者的三段對話的解讀，可謂是錢先生內心矛盾之體現。對這幾位隱者身份的認定表現了他對故國和自身經歷的感懷；這幾位隱者認為世事無奈，勸說孔子放棄出仕則表達了錢先生對當時傳統文化前景的擔憂（時值大陸十年動亂，可以說是傳統文化的最低谷）； 而孔子“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的回答，也是錢先生對自己的回答。
可以說，錢穆先生雖為孔子作傳，但其實寄托的卻無不是自己的情感；其對孔子一生之回顧，也正是對他自己一生之總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