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東
金華黨史網轉載了本文
http://www.jhdsw.org.cn/dsyj/ksyhy/201709/t20170904_1207012.html
2017年9月4日金華日報九版刊發了本文
http://epaper.jhnews.com.cn/site1/jhrb/html/2017-09/04/content_1880138.htm
小于五十歲的人，現在已經很少知道，掙工分的事了。
掙工分，指的是大集體時代，農民靠在生產隊里勞動，獲取的每日工值。一般上，一個正勞力，每天的工分是十分。也就是說，能掙到“十分底分”，必定是犁耙耕耖、施肥打藥、收割插種、四季農事，樣樣都拎得起，表明就是合格的農民了。
在一個生產隊里，除了生產隊長、扶犁把子、植保員，可以拿到“十分頭”外，每工能拿“十分頭”的正勞力，少之又少，大部分農人的一天工分值，都在八九分之間，而婦女因體力因素，最高的工分值都在五六分。
工分，除了作為分配糧食、柴草的依據外，如果收成好，年底還能憑工分總數到生產隊領取分紅。一般上，一個工分也就值人民幣五六分錢。按這個工值計算，農村里一個正勞力的每天價值，也就五毛錢，農民勞動價值之低可想而知。
當時，農田承包責任制還沒有推開，我們村分成十二個生產隊，每個生產隊二三十戶人家，五十來口人，其中每天能下地勞動的勞動力，也不過三十來個人。這么一班人，擱平時的生產任務，倒也無所謂，但是到了農忙季節，搶收搶種，每個生產隊，都會出現人手緊張的狀況。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恰逢中學畢業，沒考上大學，便回鄉當了農民。
當農民，首先就得要到生產隊掙工分。而我當時才16歲，因為從小體弱，發育遲緩，所以顯得身材矮小，身高尚不足一米四十，乍一看上去，還像個小孩，完全屬于青澀小毛頭。
實話說，16歲之前，我一直在學校讀書，從沒涉及過農活，這次要到生產隊里，正兒八經當農民，掙工分，便要從每一項農活學起。由于是大集體時代，任何人都有勞動的權力，盡管我不諳農事，但生產隊里的人，還是包容了我的稚嫩，讓我先和婦女一起，學習拔草、撒灰之類的簡單農事。
對于每一個初入生產隊的人，都要由一個工分值評定過程，就是讓勞動者先試行一段時間，看看他的勞動能力，然而由生產隊里經驗豐富的老農，一起評定此人每日工值幾分，這就是生產隊里俗稱的“評底分”。
我從未做過農活，拎鋤頭鏟地、背糞桶澆肥，一切農活，對我來說都是陌生的，遙遠的，因為，在我童年的夢中，從沒有想過，有朝一日，會和我的父輩一樣，成為地地道道的農民，和這些衣衫襤褸人，一起在土地上刨食。
農活干得不好，加上也不太懂事，所以，大家對我的工分值評定是：一天“兩分半”。按這個工分值，等于我要做四個整天，才能抵一個正勞力的工分值。而平心而論，當時的四個我，也的確抵不了一個正勞力的勞動量。如果計算工分價錢的話，我勞動一天，只能值一毛二分五錢。這個工值，別說養家，養活自己都困難。
由于農活干得不出色，就處處招人厭煩。在生產隊里，我屬于不招人待見的一類，其一是我農活干不過別人，其二是我一身的書生氣，動不動還滿嘴“普通話”，除了地里的農活一問三不知外，天文道理講得倒是頭頭是道，害得生產隊上的人聽不懂。
于是，隊長對我特生氣，每當聽到我講“普通話”，就會怒喝一聲：“書呆子，有命的話，到廣播里當播音員去，沒命就好好給我干活，今天不鋤完這畦地，你工分不要記了。”
農活干不好，是手藝問題，經常惹得隊長鬧怒，這可是態度問題。倒不是因為我有意要惹鬧隊長，而是我完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生產隊里的操作規程，我所接觸到的，除了書本上的知識，就是社會主義大家庭中，農業社里人人平等。
每天傍晚收工時，隊長會按勞動需要，分配第二天的生產任務。有一天，隊長說，明天早上，勞動力到畈里插秧，婦女到后塘垅拔草。
我傻傻地呆在地里，好久才問隊長：“我干什么活啊？”
隊長看了我一眼，沒好氣地說：“你是勞動力嗎？”
我弱弱地回答：“可我也不是婦女啊。”
話一說完，全生產隊的人都笑開了。原來，生產隊里只區分兩種勞動成分，一種是正勞力，一種是婦女兒童。隊長所說的婦女，自然也包括兒童在內。只是我初入生產隊，根本不懂這些玄機，因此，經常鬧出各種笑話。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日子就這樣在平泛、簡單、無聊之中度過。
生產隊里，養著四五頭大水牛，一般上，養牛都是年紀比較大、吃不消干農活的老人或小孩做。隊長看我農活干不好，力氣又小，就說：“你還是去養牛吧。”
養牛，看上去挺輕松的，每天牽著幾頭“大水牯”，溜圈，飲水、喂料。農忙里，牽到田頭，供“正勞力”耕地，農閑里，牽到后山吃草。
隊上的牛中，有一頭“大水牯”，塊頭特大，皮黑毛亮，牛角又尖又長，看上去挺嚇人。我初次接管，牽著牛繩，還膽戰心驚。后來，和“大水牯”混熟了，也就不怕了，每次看到我走來，“大水牯”還搖搖尾巴，“哞哞”地叫兩聲，表示歡迎。
我以為，養牛，就是這樣牽牽牛繩，喂喂草料這么簡單呢。其實不是，隊里還有一種活，叫“耙田”，就是要人站在耙上，讓牛拖著走，以便把耕好的地耙細耙勻。而這種“耙田”的話，需要個子小，牛拖的動的放牛娃來承擔。
于是，耙田的活，落到了我頭上。
牽牛還可以，但要我站在耙上，讓牛牽著走，這活還真不容易。首先，人要在耙上站穩，如果不小心摔下來，讓耙從人身上“耙”過去，非得要遍體鱗傷。我初次接手，人站在耙上，好幾次差點摔進“耙塘”，幸好我拴緊牛繩，使勁踏穩腳心，才沒有摔下來。
平時牽牛喂料時，對我挺溫順的“大水牯”，發現我也和別人一樣，讓它駝這么重的負擔，也就不客氣起來。也許“大水牯”欺負我個子小，開始漸漸地使喚不聽。我拴緊牛繩，想讓它前進，“大水牯”偏偏倒退著走。
看到“大水牯”不聽使喚，我心一急，就揮起牛鞭，使勁抽它，“大水牯”紅著眼，怒目圓睜，不但不往前走，反而倒退著朝我頂來。我一看情況不妙，扔下牛繩，人就跑到岸上來，任憑“大水牯”在田中央打圈圈。
隊長在老遠看到了，連忙趕過來，一把拴住牛繩，指揮“大水牯”按正常方向前行。也真怪，原本在我面前“牛勁十足”，一到隊長手里，就服服貼貼，乖乖地拖著耙走了。
看到，這畜牲也懂得欺生。俗話說，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這話到了我這里，卻變成了“人善被牛欺”，真是沒天理了啊。
養牛的工作，兩天后就換了另一個不怕牛的兒童。我又重新回到田里，和婦女們一起，干起捊草澆肥的簡單勞動。
一事無成的我，在隊長眼里，就更加不受待見了。
當時，種水稻、棉花等作物，經常需要打農藥，而打農藥除了力氣活外，還需要有文化，要認識農藥的品種、用量、濃度配比。生產隊里原來是有專門的植保員，有一天，植保員因大熱天不帶口罩施農藥，中毒住院了，而田里的打藥工作卻不能停。
除了植保員，隊里還有一群背噴霧器的正勞力，這些人大多不識字，只會按植保員配比好的藥水，裝進噴霧器，然后背著三四十斤重的手搖式噴霧器，下田施藥。現在植保員中毒住院了，如果讓他們按農藥用量的配比進行合理稀釋，卻成了一大難題。
農田施藥，用藥是有“火口”的，“火口”不等人，誤了這施藥“火口”，以后就是下再重的藥，也治不了蟲。這班大老爺們，傻住了，隊長也愁壞了。
農藥稀釋，這不是跟中學里讀的化學內容差不多嗎？這活我會干！于時，我主動請纓，向隊長打包票，說這事我來做，我認識農藥，只要把用什么農藥告訴我，我會按農藥瓶上的用量，稀釋好配比度，供施藥人使用。
隊長一聽，高興壞了，連忙囑咐我趕緊的，到田頭去配比農藥。
農藥都是劇毒品，而且臭味重，大熱天在太陽底上配藥，人容易中毒。配農藥工作，雖然比較危險，但比下田施肥、拔草，經常要摸到水蛇，還是要輕松一點，所以，我帶著口罩，小心翼翼地用量杯測算好用藥量，按百分比稀釋好。
生產隊里的幾百畝水稻，在植保員住院期間，在施藥“火口”上按時完成了噴藥任務。這下，隊長高興了，他說，有文化的人，還是要用在識字的地方比較好，農田里的這些粗活，也不適合你們干。
當時，農村里認識字的農民不多，能識字在農村也是好事。隊長又讓我承擔起夜間為大伙記工分的事。就是說，每天收工后，吃了晚飯，我還要到小隊部，為一天中參與生產勞動的人，記錄工分值。
在生產隊里，我自知人小力薄，農活干不過人家，但我也盡心盡力地做好自己的本份，勞動之余，我給大伙讀報紙，講國家對三農的政策，讓大家能了解國內外的大事。
所以，盡管我很多農活都不會干，但生產隊里的父老鄉親，還是以寬廣的胸懷接納了我，給了我體現價值的崗位，讓我能夠服務于生產隊的勞動。
后來，農田承包責任制推行后，生產隊的田，分到了各家各戶，大家再也不要在“大鍋飯”里混食了，每戶人家，都可以按自己的經營方式，在土地上種植作物。
而今，三十多年過去了，原先農戶家里的工分簿，大多靜靜躺在抽屜角落里，或者陳列在農村文化禮堂的櫥柜中，供后人懷想曾經的歲月。
生產隊里掙工分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復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