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謙1398年出生于一個世代為官的家庭，他的父親于仁特別崇拜民族英雄文天祥，把文天祥的塑像供在家里。也許是從小受到父親的影響，于謙從小就以文天祥為榜樣，可能于謙還超過了他的榜樣，挽救了他的王朝。

1421年，23歲的于謙參加科舉，結果于謙展現了他耿直的“憤青”品性，對國家的大政方針多有指點，對當朝皇帝的言行也毫不留情評價。當然這樣的“立意不正”的文章自然沒有取得優異的成績，只是一個名次很靠后的進士。

于謙因禍得福，沒有進入翰林院，而是做了一名監察官，雖然官不大，但是很對于謙的“胃口”。他在監察員的崗位上兢兢業業，公平公正的辦了幾個大案，彈劾了官場上的貪官，被老百姓交口稱贊，稱他為“廉干”。后來被提拔為中央的監察御史。

1430年，于謙這一年32歲，被皇上親自提拔為兵部右侍郎（國防部副部長），這個決定也為于謙挽救大明埋下了伏筆。

1435年，朱瞻基的兒子朱祁鎮登基，那時朱祁鎮只有八歲，這可能是大明的第一位小皇帝，但不是最后一位。皇上年幼，“三楊”輔政，穩定大局。

1441年，15歲的朱祁鎮開始親政。不久之后“三楊”先后離世，皇帝終于擺脫了各種約束，可以為所欲為了，有一個皇上寵信的宦官叫王振，王振本是山西的一個私塾先生，為求富貴，自宮進入皇宮，王振在小皇上身邊多年，對小皇上了如指掌。對內蒙蔽皇上，對外結黨營私，一時間風頭無二。就擁有著絕對的權威，王振就這樣成了大明王朝的實權派。

但是王振是個有文化的太監，他不滿足于榮華富貴，還想要建功立業，清史流芳。恰巧此時蒙古也先在邊境作亂，于是慫恿朱祁鎮御駕親征。僅僅經過三天的準備，朱祁鎮就帶著五十萬大軍出發了。這其中就包括明軍三大營：五軍營﹑三千營﹑神機營。這已經是北京城的全部家當了。

準備如此匆忙，或者說完全沒有準備，大軍開拔時自然就亂作一團。大軍才行到大同，前方戰敗的消息不斷傳來，朱祁鎮和王振看到戰場上尸橫遍野，流血漂櫓，開始感覺到戰爭不是那么美好了，于是王振害怕了，準備撤退了。

雖然王振建功立業是沒戲了，但是他還是要炫耀一下的。于是就讓大軍經過他的家鄉，向家鄉老百姓顯示一下他衣錦還鄉的榮光。走到半路，又覺得不妥，大軍可能會踩踏家鄉的糧食，于是又取道宣府。就這樣兜了個大圈子，大軍疲憊不堪。

大軍在長城之外，被也先追上，結果明軍被也先大軍打了個落花流水，王振也被明廷憤怒的大將樊忠誅殺，明英宗被俘。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變”。

消息傳回京城，朝野震驚，本來是代為主政的朱祁鈺徹底慌了。眾大臣建議立刻南遷，但是南遷就意味著丟掉北方的大片領土。這時兵部尚書（國防部長）于謙站了出來，“提議南遷的人應當斬首！京師是天下根本，只要一動便大事去矣。難道不見宋朝南渡的故事嗎？”眾大臣為于謙的理論及氣勢折服，朱祁鈺也同意于謙的主張，力據蒙古。

1449九月，于謙及諸大臣認為國一日不可無主，請朱祁鈺登基，即為明代宗，定年號為景泰。朱祁鎮成了太上皇，也就沒什么用了。

此時北京的精銳部隊都已經喪生長城之外，留下的只能說是預備隊，于謙一方面招募民兵，另一方面要求各地派出部隊進京勤王。于謙命勤王之師全部過通州取糧，巧妙地解決了糧草問題。

同年十月八日，著名的京城保衛戰開始了。這一戰于謙作為兵部尚書，任作戰總指揮。宮中九門，最重要、最難守的德勝門由于謙自動請纓守衛。曾經儒雅的書生，現在變成了威猛大將，指揮自若，身先士卒，聲勢浩天，“敢違軍令者，格殺勿論！”最終以少勝多，以弱勝強，也先狠狠作罷，帶著朱祁鎮離開了北京，北京保衛戰就此勝利。

于謙沒有死在戰場上，卻死在了政治場上。1450年，太上皇朱祁鎮終于被接了回來，但迎接他的不是兄弟情深，而是囚禁之災，這一囚就是將近七年。1457年，正月十六日，徐有貞主策劃奪門之變，接出了朱祁鎮，以太上皇的身份復辟成功。

得勢的徐有貞陷害于謙，1457正月二十三日，于謙被押往崇文門外，就在這座他曾誓死保衛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結局——斬決。接下來的就是抄家。堂堂一品大員，家里空空蕩蕩，毫無家產。抄家的人都對于謙的清正廉潔肅然起敬。

于謙的一生就如他的那首《石灰吟》所寫：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骨碎身渾 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八年后，明憲宗朱見深即位，為于謙平凡昭雪。再之后的萬歷皇帝明神宗，尤對于謙敬仰有加，授予謚號“忠肅”。

于謙的祠堂就在西湖邊上，和岳飛做了鄰居，“青山有幸埋忠骨”。但是這座祠堂鮮有人知，也沒有多少人來祭拜。我們只知說相聲的于謙，而不知忠臣于謙，還真是“健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