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朋友圈，偶爾看到一張圖片，撲哧一笑的同時，忍不住想：做個豬一樣的人，也挺好。
我知道，我這樣說，肯定會被人噴。
絕大多數理想的人生，當然不是一只豬。
比如最近因為《中國詩詞大會》，朋友圈刷爆了董卿，也有無數的家長蜂擁著圍觀董卿的成長方式。
比如，董爸爸從小就不喜歡董卿多照鏡子，理由是：“馬鈴薯再打扮也是土豆，你每天花在照鏡子的時間還不如多看書”；比如，稍能識字，董爸爸就讓她每天抄成語、古詩，大聲朗讀和背誦。再比如，天還沒亮，董卿就被爸爸一把從被窩里拽起來，到家門口去跑步……
正所謂：“棍棒底下出孝子”。在殘酷的競爭世界里，董爸爸近乎“虐待”的培養方式，確確實實給了董卿深厚的文化積淀，也讓她養成了自律的良好習慣，一步步成長為今天的央視一姐。
與董卿一樣，從小接受嚴苛教育的還有一位，是郎朗。2年前，在黃龍體育館，我曾親眼見證郎朗的演奏。他靈活的手指、沉醉的表情、精準的演奏，確確實實非常打動人。他的鋼琴是怎么練成的呢? 有一天，郎朗到舅媽家做客，正和其他幾個孩子玩得開心，爸爸突然對郎朗說：“不行，你得練琴了！”舅媽為難地說：“哎，我哪兒有琴啊？”爸爸說：“就讓郎朗在地板上練習指法吧。”于是，郎朗就在地板上敲了起來。再有一次，郎朗練鋼琴實在太苦悶了，于是打電話給爸爸，結果老爸的回答居然是：“給你三個選擇，第一是回沈陽，第二是跳樓，第三是吃藥”。一個親生老爸，可以狠心到叫自己的孩子“跳樓”，想想滋味就很酸爽。
芭蕾舞皇后譚元元，舊金山芭蕾舞團首席演員。不久前在北京衛視表演了《遙不可及的愛》，講述的是三毛與荷西的故事。這段舞蹈是那樣攝人心魄，以至于華少長大了嘴巴，朱丹直言“攝人心魄”。但只有陳道明，他在夸獎舞蹈流暢動人的同時，卻忽然關心地問：“你生活當中樂趣多嗎？”
是啊，你生活中樂趣多嗎？
董卿說，“那時候學生出早操，我一個人在400米的跑道上跑步，感覺特傻，整個學校的同學老師好像都看著你，像阿甘一樣。”
郎朗說：“等到開始吃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這是一個令我討厭的世界，但我不想吃藥，然后我就拿著藥扔向我爸，說你吃吧，我才不吃呢。然后我爸開始打我，我也頭一次反抗，然后我開始罵鋼琴罵北京，把所有不高興的事情都罵出來。”
譚元元答非所謂：“如果說要去旅游的話，就是有一點比較麻煩，每到一個地我就要去找練功房。”
一個覺得自己傻，一個郁悶的想反抗，一個連問樂趣，都告訴你自己找地方練舞蹈的麻煩。看似風光的成功背后，是無數不為人知的辛酸。這樣的成功方式，真的適合我們每一個人嗎？
這世界上也許每天都有數以萬計的學生被父母壓迫著學這學那，可是只有一個成為了董卿，一個成為了郎朗，一個成為了譚元元。其他的無數的董卿、無數的郎朗、無數的譚元元，都成了“眾星拱月”。試想一下，如果郎朗不是選擇了“吃藥”，而是選擇了“跳樓”，這樣的結果，還會是郎朗爸爸想要的嗎？
再想想自己的成長方式，我們雖然沒有成長為社會精英，可是至少在我們的童年里，有過風箏，有過跳繩，有過搭積木，有過無數的小伙伴。我們一起去河邊抓螃蟹，去山里挖竹筍，去操場玩“追人”。今天放心吃油炸雞，明天放心吃牛肉，后天放心吃龍蝦……該吃吃該喝喝，下了課還可以回家看電視連續劇，一樣沒落下。雖然一不小心做了“一只豬”，可是這社會總有人脫穎而出，總有人要坐在路邊鼓掌。
相比于董卿、郎朗和譚元元們，我倒是更欣賞這次在《中國詩詞大會》上同樣備受矚目的陳更。她雖然沒有最終取得總冠軍，但是她對詩歌的愛，完全是出于個人興趣。
要說“童子功”，抱歉，陳更說：“說來慚愧，我的詩詞啟蒙發生在21歲。”
作為一名工科在讀博士，她的主業是待在實驗室里，研究“解決讓穿戴式機器人穿在人身上，怎樣能更舒服更省力的問題”。可是，當她開始閱讀詩歌，她就情不自禁被詩歌吸引，連本來看起來無比簡陋的紙杯，因為上面有“綠槐夾道集昏鴉，敕使傳宣坐賜茶。歸到玉堂清不寐，月鉤初上紫薇花”（南宋周必大《入直》）這幾句詩，陳更都覺得喝茶有了趣味。
她對詩歌的愛，不是出于任何功利的目的，也不是有人逼著她非要這么做，也不是要以這個謀生，純粹是出于內心深處的一種欣賞和喜愛。
所以，當有人問起她為什么不去中文系時，陳更說：“詩詞是我的業余愛好，我不會將它當做謀生的手段。張曉風說， 享受生命,使我感到自己的幸運；忍受生命，使我了解自己的韌度，兩者皆令我喜悅不盡。深讀詩詞讓我的生命更寬廣厚重，能更耐心、更堅忍地面對艱深曲折的科研工作。”
你看，愛一樣東西，為什么非要把它變成“恨”呢？我愛便愛了。就像我愛看演出，好吧，工作再忙，也便去了；我愛寫點文字，夜再深，寫便寫了；我愛出去玩，再窮，去便去了。在這個過程中，我很放松，也很快樂，這就夠了。你問我意義，問我理由，問我目的，需要嗎？對不起，不需要。
就像這個小朋友，他像絕大多數普通人一樣，就這點愛好，“吃喝拉尿玩”，多好。如果有一天，你吃也吃不好，喝也喝不好，拉也拉不出，尿也尿不了，玩也玩不了，那才是真糟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