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果愛你——
絕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愛你——
絕不學癡情的鳥兒，
為綠蔭重復單調的歌曲。
也不止像泉源，
常年送來清涼的慰藉。”
舒婷的《致橡樹》，道破了女人在愛情中的種種形態。有人選擇依附，在愛人的樹蔭下休憩；有人祭出所有，甘心只留一個背影；有人和伴侶齊頭并進，是舒婷筆下贊頌的形象，“我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和你站在一起”，“分擔寒潮、風雷、霹靂；共享霧靄、流嵐、虹霓”，“仿佛永遠分離，卻又終身相依。”
凡人尚且如此，一個時代眾人追捧的美人更是繞不過情。她們身處波瀾壯闊的民國，舊規矩、舊文化衰頹，新興西方思想輸入，她們沖破了傳統的束縛，享受著從未有過的自由和恣意。她們之中不乏出身名門，遠赴西方游學求知，跟隨家父長兄，便能結交不俗名士，之后順利成章和殷厚家族聯姻的，如宋慶齡、林徽因、唐瑛；也有自幼坎坷，依著俏麗、聰穎和一股蠻勁，被貴人賞識，走出一方天地的，如胡蝶、阮玲玉。還有經歷家庭變故、感情幻滅，憑借自身才華一步步站穩腳跟的，如張愛玲、張幼儀、蘇青。
湯顯祖在《牡丹亭》留下了名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在這個先破后立的新時代，那些優渥家境、才情四溢的青年才俊們，正學成歸來，磨搓擦掌闖一番。叱咤風云的弄潮兒們，要的是征服星辰大海，又怎么會甘愿在一朵艷玫瑰旁久留。
愛情里，無限地仰慕一個人，就會無限地放低自己。清醒者始終是少數，多少美人為著那個心尖上的人舍棄了自身，自我沉淪、忍受孤苦、甚至滅亡。
在《靈魂有香氣的女子》一書里，這些人走出了外人強加的光環。作者李筱懿特意拆分多篇文章，從家庭背景一直到社會參與，講述每對民國才子佳人的糾葛。一段故事中的主角、配角輪番登場，各人有各人的心境，短短幾千字訴說了一生。人性也如拼圖，零散的碎片拼湊起來，方才立體。從不同人的視角看，就如同看萬花筒般，每一切面都是迥異的風景。先前的偏見被作者的辛辣點評一一擊碎，展露的是鮮為人知的真實。將目光移向一個個具體的人，才發現，盛名之下，不完美仍是生活的常態。
試看書中的兩例。
張愛玲：“你不要來尋我，即或寫信來，我亦是不看了的”
世人多少聽說這段不平等的愛情，要為這位絕世才女叫屈。聰慧如張愛玲，怎會預知不到結果。恰恰相反，當張愛玲初識胡蘭成，并知道他有妻子的時候，就曾寫信說：“我想過，你將來就只是我這里來來去去亦可以。”一語成真。
在李筱懿看來，這是一段“小姐愛上鳳凰男”的故事，注定是場悲劇。胡蘭成生在距嵊縣縣城幾十里的小村莊。祖父開茶葉店，到他父親手上便經營不善倒閉了，長年累月欠債，直到胡蘭成做了“高官”才還清。而胡蘭成自幼喜歡讀書，若論學歷，只有中學二年級。到二十一歲去了北平，給燕京大學校長抄寫文書的同時旁聽學校課程，這才開闊了眼界。
當他在蘇青編輯的《天地》雜志看到張愛玲的小說《封鎖》后，去她的公寓拜訪。居所正是由她的母親、前清七省水師提督黃翼升的孫女黃逸梵親手布置，充滿了摩登、嫵媚的色調。對于他這個從鄉間底層掙扎上來的男人，她身上的“貴族氣”就是最大的吸引力。不久，他便與她談詩論賦，贊美她的獨到見解；又嗔怪她太高，批評她的外表，借此打擊她的自信。這個高貴孤絕的才女愛上了他，卻是他得意洋洋的炫耀品。他把張愛玲一張珠光寶氣，她自己很不喜歡的照片拿給一位當軍長的朋友看，換得他的羨慕。
母親黃逸梵追求新式生活，在她年幼時便遠赴歐洲，成為“出走的娜拉”，交際圈子拓展到海外的上流社會。敏感的女兒跟著后母孫用蕃和沉默寡言的父親生活，她忘不了后母送她的兩箱舊衣服，曾在書里寫，“永遠不能忘記一件暗紅色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顏色，穿不完地穿著，就像渾身都生了凍瘡；冬天已經過去了，還留著凍瘡的疤——是那樣的憎惡與羞恥。”
這樣成長起來的張愛玲，心是封閉的。縱使知道胡蘭成的甜言蜜語不能當真，也拒絕不了這般的關注和贊譽。她全然地投入了。
胡蘭成曾說，“愛玲的書銷路最多，稿費比別人高，不靠我養她，我只給過她一點錢，她去做一件皮襖，式樣是她自出心裁。她心里歡喜，因為世人都是丈夫給妻子錢用，她也要。”
乃至到后期，他揮霍她的錢財愈加變本加厲。他堂而皇之地用她的錢養護士小周，甚至，連范秀美懷了孕也找她伸手要打胎費。最終，張愛玲決定與他分手，還附上了三十萬元，凄然寫下，“我已經不喜歡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歡我了的。你不要來尋我，即或寫信來，我亦是不看了的。”
蔣碧微：“我最小的一粒灰，也有你的影子印在上面”
1917年，二十二歲的徐悲鴻對十八歲的蔣棠珍一見鐘情，他托朋友問她是否愿意一起出國，她答應了，把一封信留在母親的針線筐，毅然跟他遠走東京。回憶錄里，她寫道：“徐先生私下為我取了一個名字：碧微。還刻了一對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鴻’，一只鐫著‘碧微’。有人問他這是什么意思，他得意地答，‘這是我未來太太的名字’。”
這十年是最美妙的時光。他為她作畫，《琴課》里，她穿著典雅旗袍，握著小提琴的手纖細靈動。《蕭聲》中，她唇角微揚，眼眸清亮。
一切卻在徐悲鴻1927年回國后戛然而止。蔣碧微熱愛社交，而創作力旺盛的徐悲鴻將心力完全放在藝術上。1930年，他愛上了她的得意門生孫多慈，用心至深的他將孫贈予他的紅豆鑲金做成戒指，鐫上“慈悲”二字。僅僅十年，他手上的戒指就被取代了。更讓蔣碧微大怒的是徐悲鴻1938年在報上登的啟事，“悲鴻與蔣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斷絕同居關系已八年。破鏡已難重圓，此后悲鴻一切與蔣女士毫不相涉。”
昔日一同漂泊、撫育子女的時光變成了冷冰冰的“同居”二字，她從此與他恩斷義絕。離婚時，她向他索要現金一百萬元、古畫四十幅、他本人的作品一百幅。此外，每月收入的一半交給她，當做兒女撫養費。徐悲鴻答應了。
蔣碧微用她任性、強悍的一面對待這個變了心的愛人，而轉向另一個人展露她的柔情，那就是官至國民政府宣傳部長的張道藩。從1937年到1949年，兩人以“振宗”和“雪”為名，互寄情書。他把她的情書命名為《思雪樓志》，她把自己的書房稱作“宗蔭堂”。蔣碧微還這樣寫道，“你若把我拿去，燒成了灰，細細的檢查一下，你可以看到我最小的一粒灰，也有你的影子在上面。”
然而等了三十多年，他仍是沒給她一個名分。彼時，他已是臺灣立法院院長，妻子蘇珊到蔣介石官邸告狀，要求主持公道，不然就向新聞界抖摟一切。政客張道藩還是放棄了美人遲暮的蔣碧微。她暮年獨居近二十年，寂然離世。
我們常常想當然覺得，美人是那遙不可及的白月光，供人仰望。殊不知，當她融入煙火人生，而不被人珍愛時，也會迅速枯萎。
李筱懿在后記里寫，“我寫這些故事不是對緋聞感興趣，也不是粉絲崇拜。而是，它讓我形成一種思維方式——敬畏人性復雜的真實。沒有完美的人，只有真實的人和生活。愿我們讀懂別人的故事，過好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