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朝鮮半島的猛料不斷：北邊的朝鮮稱，將隨時發射洲際彈道導彈；而南邊的韓國呢，一方面喊著堅持部署薩德導彈防御系統，另一方面則爆發多次民眾大規模集會，要求已經被停權的總統樸槿惠下臺；更早日本還因韓國市民團體在日本駐釜山總領事館前設置“慰安婦”少女像，將多名駐韓外交使節調回國內，日韓關系遇冷。

種種亂象，讓悅史君不禁想起300多年前，明朝萬歷二十年（1592年）到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面對被日本太閣豐臣秀吉逼到墻角的朝鮮國王李昖，明神宗顯皇帝朱翊鈞派出李如松、麻貴等大將，徹底擊潰日軍，再造朝鮮藩國。

不過，我們今天要說的主角不是萬歷帝朱翊鈞，而是他苦命的兒子明光宗貞皇帝朱常洛。

泰昌帝朱常洛因生母王氏身份卑微，從出生開始，就沒有被父皇萬歷帝正眼瞧過；身為長子的他，在長達15年之久的“國本之爭”后，20歲時才被立為皇太子；之后也是戰戰兢兢度日，還經歷了一出荒誕的“梃擊案”鬧劇，多次險遭廢黜。

直到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萬歷帝駕崩后，皇太子朱常洛總算熬出了頭，八月初一舉行了登基大典，宣布次年改元泰昌。

可僅僅只過了1個月，同年九月初一，新皇帝朱常洛就猝然去世，連年號“泰昌”都沒來得及用，史稱“一月天子”。

圍繞朱常洛的死，引發了一出名為“紅丸案”的羅生門，近400年眾說紛紜，始終沒有定論。

今天，悅史君將就“紅丸案”的主要相關方：司禮監秉筆太監崔文升、內閣首輔方從哲、鴻臚寺丞李可灼、皇貴妃鄭氏、泰昌帝朱常洛等5人，來對此事做一個清晰明了的梳理和評判。

司禮監秉筆太監崔文升：百年古方一瀉就靈？

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萬歷帝朱翊鈞駕崩；二十三日頒布遺詔，命皇太子朱常洛嗣位。

同年八月初一，朱常洛在文武百官的擁戴下，舉行了登基大典，宣布次年改元泰昌。當時，朱常洛“玉履安和”，“沖粹無病容”，沒有任何疾病的癥象。

泰昌帝朱常洛即位后，開始革新父皇萬歷帝時期的弊政，借萬歷帝遺詔的名義，發內帑百萬兩白銀，犒勞遼東等處邊防將士。

泰昌帝還罷免全國范圍內的礦監、稅使，停止任何形式的的采榷活動；同時增補閣臣，使得內閣中樞正常運轉。

這一系列的舉動，讓朝野上下看到了泰昌帝的魄力和實干勁，大家都非常高興。

可登基大典結束僅十天，也就是八月初十，泰昌帝就一病不起；第二天的萬壽節，也被迫取消了慶典。

由于嫌棄太醫院御醫治療效果太慢不明顯，泰昌帝有病亂投醫，干脆斥退御醫，而是請掌御藥房的司禮監秉筆太監崔文升給他看病。

崔文升用大黃藥等開了一個方子，泰昌帝吃后，開始大瀉不止，一夜之間如廁三四十次，直到昏迷不醒。

泰昌帝病情加重，內廷趕忙發了一道緊急公函，請內閣處置。

不信御醫信太監，這下，拉到虛脫的泰昌帝躺倒了，把棋子拋給了內閣首輔方從哲，他該怎么處理呢——

內閣首輔方從哲：夾在中間和稀泥

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賦閑在家的方從哲被萬歷帝朱翊鈞起用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與內閣首輔葉向高共同輔政。

萬歷四十二年（1614年），葉向高因老病歸家，方從哲成為內閣首輔，開始了七年一人獨相的生涯。

接到泰昌帝朱常洛因亂服太監崔文升的瀉藥，導致昏迷不醒后，方從哲也非常頭疼，只好召集御醫再次給泰昌帝會診。

幾位御醫忙活了一上午，才從宮中出來。領班御醫告訴方從哲：泰昌帝目前的情況很危重，原本因最近精損過重，御醫一直使用固精活血之類的藥物，給他慢慢療養恢復；可泰昌帝嫌療效慢，直接用了太監崔文升的瀉藥，以前的調理也都作廢了；要想再次恢復健康，還是得堅持以充血生精的藥物調理。

方從哲準備寫折子，勸諫泰昌帝按太醫院的醫案進行調養，卻被泰昌帝急召入宮。

方從哲進宮后，泰昌帝先是說自己病重不能臨朝，慰勉方從哲要多費心思；接著又將皇太子朱由校叫出來，頗有托孤的意味；最后還問了自己壽宮的修建情況。

方從哲誠惶誠恐，只好請泰昌帝多休養，自己再想辦法“廣召名醫”。

泰昌帝聽聞“廣召名醫”后，問道：“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方從哲說：“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

泰昌帝不悅：“御醫無用，仙方又不可信，難道叫朕束手待斃？”方從哲不敢多言，泰昌帝降旨命李可灼入宮獻藥。

嗯，御醫是不可信的，太監開的瀉藥不行，仙方還是要試一試的。好吧，李可灼來了——

鴻臚寺丞李可灼：仙丹只能管一天？

古代人求仙問道的很多，泰昌帝朱常洛的曾祖父、明世宗肅皇帝朱厚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時任鴻臚寺丞的李可灼，也是一位“大仙”。

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調制了一顆紅色藥丸，讓泰昌帝服用。泰昌帝服下“紅丸”后，感覺不錯，讓內侍傳話說：“圣體用藥后，暖潤舒暢，思進飲膳。”

傍晚，泰昌帝命李可灼再進一粒“紅丸”。盡管御醫們都表示反對，但泰昌帝堅持要再服一顆。

于是，李可灼又調制了一顆“紅丸”，讓泰昌帝服下。

同年九月初一，泰昌帝在夜里猝然駕崩；此時，距離他登基僅僅過了一個月，連年號“泰昌”都沒來得及用。

按明朝廷例，皇帝駕崩，遺詔需由內閣首輔代擬。方從哲在遺詔中以大行皇帝泰昌帝的口吻夸獎李可灼，并詔賜賞銀五十兩。

可這一遺詔惹得群情鼎沸，有朝臣指出，與泰昌帝暴卒密切相關的兩個人：司禮監秉筆太監崔文升之前是皇貴妃鄭氏的內侍，鴻臚寺丞李可灼則是鄭貴妃派來故意害泰昌帝的！

而泰昌帝的生母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王氏，和泰昌帝的原配恭靖太子妃郭氏，兩家外戚都認為其中必有陰謀，遍謁朝中大臣，也將矛頭直指鄭貴妃！

是啊，泰昌帝熬了38年，剛當了一個月就蹊蹺死亡，作為當年阻撓他即位最賣力的人，鄭貴妃在落敗之后，會不會惱羞成怒、鋌而走險呢——

皇貴妃鄭氏：我再蠢也不會做無用功

鄭貴妃是萬歷帝朱翊鈞最寵愛的妃子，萬歷十四年（1586年），鄭貴妃生皇三子朱常洵；同年三月，被進封為皇貴妃。

由于萬歷帝的原配孝端顯皇后王喜姐沒有兒子，按照明朝廷例，在沒有嫡子的情況下，“立長不立賢”；那么，皇長子朱常洛就應該是當然的皇太子人選，但萬歷帝卻遲遲不立太子。

而且，萬歷帝一直對皇長子朱常洛和他的母親恭妃王氏愛理不理、待遇很差；對鄭貴妃和皇三子朱常洵則什么好事都有，傾向非常明顯。

為了讓朱常洛當皇太子，朝臣們和萬歷帝爭論達15年之久；直到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精疲力盡的萬歷帝，才下詔立朱常洛為皇太子，而皇三子朱常洵則被封為福王。

但福王朱常洵遲遲不離京就藩，也讓皇太子朱常洛的地位岌岌可危；直到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梃擊案發生，輿論對鄭貴妃嚴重不利后，福王才離京就藩，朱常洛的皇太子之位才真正穩固下來。

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萬歷帝駕崩后，遺命封鄭貴妃為皇后，遭到大部分朝臣的反對而作罷。

如今，泰昌帝朱常洛剛剛當上皇帝一個月，就猝然去世，鄭貴妃能脫得了干系嗎？

其實，當時宮中就有傳言，說泰昌帝之所以登基沒幾天就病倒，是因為鄭貴妃進獻八位美女，致使泰昌帝身體虧損了；接著鄭貴妃又唆使太監崔文升進瀉藥，使泰昌帝病情加重；最后鴻臚寺丞李可灼的兩顆“紅丸”，徹底終結了泰昌帝的命。

朝臣和親近泰昌帝的外戚們，也紛紛猜測，幕后的主使就是鄭貴妃，她是為了報復泰昌帝而利令智昏！

悅史君綜合多方史料認為，鄭貴妃與“紅丸案”的干系不大，原因有二：

其一，就算泰昌帝去世，他的兒子們自然可以延續帝位，鄭貴妃的兒子福王朱常洵不僅不可能登基，反而會因此惹上麻煩；

其二，泰昌帝的兩個兒子：明熹宗悊皇帝朱由校和明思宗烈皇帝朱由檢，作為在父皇之后的兩位皇帝，對鄭貴妃及她的兒子福王，待遇都很尊崇優厚；如果真有瓜葛，恐怕會是另一副光景了吧。

嗯，鄭貴妃的嫌疑是排除了，那作為苦主的泰昌帝，又如何面對這轉瞬即逝的幸福呢——

泰昌帝朱常洛：朕活得好憋屈啊！

由于前面38年在父皇萬歷帝朱翊鈞的偏見下，泰昌帝過得特別憋屈，所以當上皇帝后，他在做了幾件令天下臣民歡呼雀躍的大事外，每晚回到后宮，還會繼續“加班”。

這樣，原本泰昌帝就比較虛弱的身體，這下更是急轉直下了。

而太監崔文升的瀉藥，和鴻臚寺丞李可灼的兩顆“紅丸”，則成了泰昌帝最后的催命藥！

泰昌帝死后，不少朝臣在痛感圣明天子命數太短的同時，也立即開始揪害死泰昌帝的罪魁禍首。

兵科右給事中楊漣說：“賊臣崔文升不知醫……妄為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補之。皇上哀毀之余，一日萬幾，于法正宜清補，文升反投相伐之劑。”

楊漣的發言，悅史君用一句話概括：崔文升根本就不懂醫術，泰昌帝身虛就應當聽御醫的話慢慢進補，而崔文升反而給泰昌帝服瀉藥，其心叵測。

御史王安舜則說：“先帝之脈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紫赤，滿面升火，食粥煩躁。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虛火燥熱之疹，幾何不速亡逝乎！”

王安舜的發言，悅史君還是用一句話概括：泰昌帝被本來就在一直進補，身體火氣很旺，經過崔文升瀉藥的折騰，更是需要慢慢調養，但李可灼卻獻上與崔文升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紅丸”；短短幾天內接受了雙重折磨的泰昌帝，自然就暴斃而亡了。

禮部尚書孫慎行針對內閣首輔方從哲擬定的遺詔，還指出：“從哲縱無弒君之心，卻有弒君之罪。欲辭弒之名，難免弒之實。”

孫慎行的發言，悅史君仍然是用一句話概括：內閣首輔方從哲就是在弒君！他在遺詔中假借泰昌帝的名義賜賞李可灼，恰好說明他做賊心虛，欲蓋彌彰！

朝臣們的矛頭所向都很明確，那么，這些被提到的主角，身后事又如何呢——

“紅丸案”大結局及真相揭秘

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泰昌帝朱常洛駕崩后，皇太子朱由校經過一番波折后，登基稱帝，是為天啟帝。

為了讓父皇泰昌帝的年號能用上，天啟帝朱由校改次年為“天啟”，將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的一月至七月，定為萬歷四十八年；從八月開始到當年末，定為泰昌元年；這樣，“泰昌”年號就擠占了“萬歷”的時間，用了五個月。

面對朝臣們的猛烈攻擊，內閣首輔方從哲給新上任的天啟帝，上了一道很長的奏本，一邊仔細為自己辯解，一邊十分誠懇地提出了退隱的要求。

同年十一月，天啟帝的批準諭旨下來了，方從哲這位執政八年的內閣首輔，只能離京回鄉，從此再也沒有復出。

天啟二年（1622年），明廷將太監崔文升發遣南京，鴻臚寺丞李可灼遣戍邊疆。

天啟七年（1627年），太監魏忠賢專權后，將“紅丸案”翻過來，又召崔文升總督漕運兼管河道。

同年八月，天啟帝駕崩，他的五弟、信王朱由檢即位，是為崇禎帝。

十一月，魏忠賢在被崇禎帝朱由檢發配鳳陽安置途中自殺，崔文升隨后也被充孝陵凈軍。

崇禎三年（1630年）七月，66歲的鄭貴妃去世，崇禎帝上謚號“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葬銀泉山。

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闖王李自成攻克洛陽，56歲的福王朱常洵被殺死。崇禎帝為此輟朝三日，予祭葬從優，一切喪禮較其他藩王倍厚，賜謚曰“恭”。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大順皇帝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在煤山上吊自殺后，福王朱常洵的兒子朱由崧，在南京被擁立為皇帝，定年號“弘光”，史稱“南明”，是為明安宗簡皇帝。

同年六月，弘光帝朱由崧追尊祖母鄭貴妃為“孝寧溫穆莊惠慈懿憲天裕圣太皇太后”；父親朱常洵被追謚為“貞純肅哲圣敬仁毅恭皇帝”，后又改為“貞純肅哲圣敬仁懿孝皇帝”。

后來，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永歷帝朱由榔，又追封叔父朱常洵廟號為“恭宗”，謚號“慕天敷道貞純肅哲修文顯武圣敬仁毅孝皇帝”。

綜上可以看出，“紅丸案”最后實際上只追究了崔文升和李可灼的責任，而且懲罰不算嚴重；泰昌帝臨死前，服用的是李可灼的“紅丸”，“紅丸”到底是什么呢？

歷史學家給出了各種各樣的猜測：有人認為“紅丸”就是一種普普通通的春藥，李可灼把春藥當補藥進上；也有人認為，“紅丸”是道家所煉金丹，專門用來對付垂危病人，治活了則名利雙收，死了算是病重難救……但近400年來，沒有一種真正令人信服的答案，“紅丸案”也成了千古之謎。

悅史君認為，泰昌帝的死，固然與崔文升的瀉藥和李可灼的兩顆“紅丸”，兩種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藥物折磨脫不了干系；但泰昌帝在父皇萬歷帝朱翊鈞的陰影下，戰戰兢兢度過38個春秋，其身心之摧殘，可謂“伴君如伴虎”的頂配；再加上登基之后不加節制的縱欲，身體最終垮掉也就成了必然。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