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于那些電影和電視劇——《歸來》《金陵十三釵》《少女小漁》《一個女人的史詩》……它們的小說原作作者嚴歌苓和她的書顯得太安靜了。
盡管近二十年來，嚴歌苓的文學作品在海內外廣受認可，小說《綠血》獲全國優秀軍事長篇小說獎，《扶桑》入選美國《洛杉磯時報》十大暢銷書排行榜，《人寰》獲臺灣中國時報“百萬長篇小說獎”及上海文學獎、《小姨多鶴》是2008年中國小說學會“年度小說排行榜”長篇小說組第一名……
但要向人們介紹嚴歌苓是誰，你往往還得這么說——她是張藝謀的電影《歸來》和《金陵十三釵》的小說原作者，陳凱歌《梅蘭芳》的編劇；她的作品《少女小漁》改編成張艾嘉執導的同名電影，獲“亞太地區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小說《天浴》的電影版由陳沖執導，獲臺灣金馬獎7項大獎及編劇獎；作品《一個女人的史詩》《小姨多鶴》《第九個寡婦》等相繼被拍成電視劇，由趙薇、孫儷、葉璇等主演。
在這個純文學版圖日漸萎縮的年代，這樣來介紹一個身兼小說家與編劇雙重身份，但對前者“看重太多了”的作家，本身就是件耐人尋味的事。
“勝利最終屬于精力過剩的人”
在一次讀者見面會上，一個女孩對嚴歌苓說：“你出身又好，嫁得又好，長得又漂亮，才華又好，真是容易讓女人嫉妒的女人啊。”她哈哈大笑。
12歲參軍，在文工團跳舞，20歲赴戰場做戰地記者，25歲退伍成為軍旅作家，31歲放棄已取得的榮譽和地位，赴美留學，嫁給美國外交官周游諸國，成為知名作家和好萊塢編劇……
這些經歷成就了如今的嚴歌苓，也讓她體會到所謂“為寫作體驗生活這種東西根本不存在，實際上就是要生活。”她記得剛去美國時，給人家當保姆，跪在地上擦地板，“我覺得我當時的姿勢很奇怪，我那時已經是出過3部長篇，得過兩個獎的作家了，但那就是生活，不是你在體驗生活，那就是一段結結實實的生活。”
抬起雙臂，交叉在腦后，固定成一個柔軟的姿勢，已是知天命的年紀，嚴歌苓依然面容白皙，身姿窈窕，保有舞蹈演員時的風范。她回答問題時每個字都斷得短促干凈，像她對自己的評價“做人簡略，從不嘮叨”，但卻絕不吝惜笑聲，“可能我感情的沸點比較低，一點事就讓我樂，可悲的東西里也常常看到可笑的一面。”
嚴歌苓的小說不知看哭過多少讀者，被問及寫這樣沉重的故事是否影響心情，她卻疑惑地反問：“你不覺得這個小說很幽默很好笑嗎？我覺得很多地方都讓我哈哈大笑啊？”
在她看來，自己的故事沉重之外更有荒誕可笑的一面，如《陸犯焉識》中的陸焉識，一個最不該成為犯人的人因為錯誤判決成了家庭的罪人，讓妻子兒女跟著受罪，獲釋歸來又受到兒女的遷怒，“他變成這樣一種人是很荒誕可笑的。”
經歷這么多，“這樣一個百歲老人，肯定不會涕淚縱橫地訴苦，已經活到一個境界，就會把很多事看得很荒唐。”
嚴歌苓認為，對作家來說“生活經歷是非常重要的，它和才華幾乎是60%和40%的關系。”她又說：“天賦與勤奮的關系是70%和30%。”
她的“30%的勤奮”是指20余年，每天清晨即醒，喝杯咖啡，寫到下午兩點，每天保證6小時寫作，據此可以推斷其作家公式中天賦和經歷的濃度。“我跳舞時就有個壞習慣，如果這天沒練功，晚上就會非常非常難過。像我過去說的，感情都是掙來的，你不能平白無故覺得人家都該愛你，你必須掙，要有自己可愛的地方。一樣的，我每天晚上喝點紅酒聽點音樂出去散步或者去看戲看電影，那是我白天很辛勞地掙來的，我把每一天的寫作當做掙晚上快樂和輕松的辦法，可能我有點自虐吧。”
這種“自虐”的勤奮下是每過一段時間就能有一部佳作，其“高產高量”引人矚目。“我精力過剩！”說到這，她又大笑出聲：“我跟很多人說勝利最終是要屬于精力過剩的人，因為他一生的精力可以抵上人家三生的。我就是這樣的人，從來不覺得累。要覺得累就是出來談事兒，談多了就非常累，比如叫我出來宣傳、接受采訪……”她飛來一個俏皮的眼神：“大家都為我的坦誠吃驚的，我是一個什么都跟你講白的人。”
“動人的人都是有缺陷的”
2009年動筆，電影《歸來》的原作《陸犯焉識》是嚴歌苓迄今篇幅最長，“寫得最認真最吃力”的一部小說。
書中主人公陸焉識原型是嚴歌苓的祖父，一個等人的時候能背下小半本英語詞典的“神童”，16歲上大學，20歲出國，25歲拿到博士學位，40歲自殺謝世。家中到處是這位未曾謀面的爺爺留下的字畫、古玩和線裝古籍，令嚴歌苓滿懷好奇：“少年時，我就覺得他是一個謎”。
用了十幾年時間沉淀，往返于美國、上海和青海采訪取材，完稿后數易其稿，這才有了生于上世紀初，才華橫溢、風流倜儻的“洋博士”陸焉識，和他濃縮在36萬字里、為自由掙扎的大半生。
“做學問做三分，做人做七分……要緊的就是你跟我搞，我跟你斗。你不懂這個學問，你在中國就是個沒用場的人。”有才華“沒用場”的公子哥陸焉識，迂直清高，堅持獨立于任何派別之外，最終在一次次運動后，莫名成了被判無期的囚犯。在監獄里回顧往事，他發覺自己愛上了被迫娶來，一直不肯正眼相看的妻子馮婉喻。相思20余年，當陸焉識終能出獄與妻子團聚，道出遲來的愛意，馮婉喻卻在他歸來前失去記憶。
1925年到1990年，小說用陸焉識的孫女帶著打趣和距離感的口吻，講述了歷史洪流里一個乃至一代知識分子一生的遭際。
依然是嚴歌苓作品的一貫視角，細致描繪小人物的兒女情長，鋪墊于后的卻是一個民族難以回避的歷史。不了解那個年代的人能看到一個蕩氣回腸的愛情故事，用嚴歌苓的話，是“一個人對感情、對自由的一場近一個世紀的徹悟”；而熟悉歷史的人，能感受到更多。有年輕的讀者說：“嚴歌苓讓我更了解歷史。”
緣何青睞以這種視角書寫？嚴歌苓說：“因為歷史變遷中，第一受沖擊的就是人和人的感情，很多家庭要被拆散，有些妻子要主動離婚，有些孩子要反叛父親……這些都首當其沖。情感是個晴雨表，因為社會對一個人的認同會很快影響到情感上的認同。”
她一直在寫作中關注上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這段歷史，直面其間每一輪重大歷史變遷，因為這位生于上世紀50年代、“一代人都憂國憂民”的作家“沒辦法釋懷，這段歷史里面人性展露得最最充分。比如戰爭就是這場戰爭，但對不同的生命來說，當個人史與戰爭相互映照，同樣的歷史大事件下，每一種人的命運都不一樣，每一對愛情關系都不一樣。這就是我想表述的。”
她愛寫邊緣人物和陸焉識這種“大戰風車，企圖叛逆，只是沒有成功的堂吉訶德式英雄”，因為“真正的英雄沒有意思，我喜歡寫不得志的人，寫有很大缺陷的人，我覺得動人的人都是有缺陷的。”
“我不能讓你們不喜歡，這是我很可悲的一件事”
有人說嚴歌苓近幾年的創作“沒進步也沒退步，好像特別怕失去讀者”，嚴歌苓答：“是啊，我現在得到一個讀者不容易，我當然很怕失去你們。”
自《第九個寡婦》起，嚴歌苓發現老老實實講故事既不費勁，又能被讀者喜歡，“我何樂而不為？我不能讓你們不喜歡，這是我很可悲的一件事，任何一個藝術家都滿可悲的，他總要把最后的評判標準交給別人，不能自己覺得特別好，人家不買賬。我犧牲了特別想實驗小說形式的沖動，但我想我會再實驗的，因為這種沖動不可能按下去。”
多媒體時代，純文學備受沖擊，嚴歌苓從馬友友和郎朗身上得到啟示，“把通俗的元素放進去，然后用最好的音樂表達，馬友友在超市里給人簽光盤，就是在捍衛古典音樂，不能說你不愛聽古典音樂就是低俗的缺乏教養的，我也不能說就寫《白蛇》《人寰》這樣抽象的東西，你們愛看不看，看不懂活該。”
同樣的道理，她認為小說改編的影視劇是推廣原作效果不錯的廣告，很高興看到一部又一部作品相繼被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劇，即使文學要靠影視來宣傳的現實令人悲哀。“現在牙膏這種生活必需品不打廣告都賣不出去，人們通過任何途徑知道你都是好事。雖然經常本子改的把我氣得鼻青臉腫，至少讓更多人知道有這么本書，很多人還會買來看。”
她重視讀者，愿為這種重視作出妥協，也對自己有更深的期許：“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被更多人，包括西方人理解，最后達到欣賞。一個題材假如寫得好，它會被全人類看成是自己的故事，像卡夫卡寫人的異化。我希望全世界的人讀我的故事時都懂我的人物，可以跟他產生共感。”
她一直在此方向上努力，是個會說故事、值得期待的作家：“我覺得世界上沒有不好的故事，只有沒寫好的故事。寫作就是有話不好好說，把話說得跟別人不一樣，說的是這件，讓人想到更多，誰能超過故事本身所表現的越多，誰能在故事底下埋的更多更深，誰就更牛。”
——我猜測有機會跟嚴歌苓接觸的人，都會與我有同感，即她真是那種最好的對談者，妙語連珠，精致風趣，永遠知道你要什么，永遠能給你新東西。聰慧狡黠情感豐沛一如其文字。但我印象最深的，始終是她對自己的嚴格與那旺盛的活力，那簡直足以令人自省而羞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