潁水多屈曲，先哲聚潁川；洧淵潭內見蛇影，杯弓非蜧映雙伯；德化鳥獸蟲不入，清陽溝水過舊祠；亂流交錯緣散聚，河水渺綿瓜蔓流。
《水經注》說，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秦始皇十七年，滅韓，以其地為潁川郡，蓋因水以著稱者也。秦置陽城縣，曾是春秋鄭國陽城邑，屬潁川郡，治所即今河南省登封東南二十四里告成鎮。只是《地理志》說，出陽城縣陽乾山，今潁水有三源奇發，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陽乾山是漢代的山名，春秋戰國時期稱之為非古山，也就是今馬鞍山。《水經注》又說，中水導源少室通阜，東南流，徑負黍亭東。“少室通阜”今稱當陽山，位于現在的河南省登封西境少室山西南。《水經注疏》說，守敬按：《續漢志》，陽城有負黍聚，即此。
《水經注》又說，《顯志賦》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于負黍。相傳，善卷是堯舜時期的隱士。《莊子·雜篇·讓王》說，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許由是陽城槐里，也就是今河南登封人，字武仲，許姓始祖。與善卷一樣，許由也拒受堯帝禪讓逃于箕山。箕山是鄄城四山之一，鄄城一般指鄄城縣，屬菏澤，位于山東省西南部，西北兩面跨黃河與河南省毗鄰，因境內有鄄邑、鄄城而得名。只是歷史上黃河多次決口，箕山被逐漸淤沒于地下。《濮州志·山川考》說，箕山在州治東五十里，相傳許由所居。《水經注》又說，《呂氏春秋》曰：卞隨恥受湯讓，自投此水而死。張顯《逸民傳》、嵇叔夜《高士傳》并言投泂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卞隨也是上古時期的隱士，后世以卞為姓，奉其為始祖。《水經注疏》又說，《御覽》五百九引嵇康《高士傳》又作桐水，《莊子》司馬《注》見《釋文》云，本或作桐水。《文選·長笛賦》注引《莊子》作桐，《史記·伯夷傳· 索隱》作桐，桐亦泂之誤。桐水也被稱為桐汭水，在今安徽廣德縣西。魏晉杜預說，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楊守靜也不過矯正酈氏所言之瑕疵，可卞隨拒商湯禪讓史料中多見，可見不虛。《莊子·雜篇·讓王》說，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
其實，拒受禪讓的還有子州支父，《呂氏春秋》說，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緒余，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子州支父同樣是上古時期的隱士，拒受堯禪讓才說出《呂氏春秋》記錄的那段話。子州支父講求以大道之精髓得以保全，而不應該以損害身體為代價追求功名利祿，且將那些“危身棄生以徇物”者視為“今世俗之君子”。《莊子·雜篇·讓王》又說，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子州支伯拒受舜讓天下時，以過度憂勞致疾為托詞，莊子由此感慨，天下固然珍貴，卻不能用生命去替換，這是于世俗者的區別。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引李頤的話說，支父，字也，即支伯也。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引俞樾言說，《漢書·古今人表》有子州支父，無支伯，則支父支伯是一人也。李頤是明朝隆慶二年進士，俞樾是清道光三十年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都是大學者，倒不會言之無據。只是堯在先，舜在后，彼此年齡相差懸殊，在世之歲尾首也不接，何況，莊子作文也令人疑支父和支伯是兩個人，究竟是筆誤還是后世傳抄有誤就不得而知了。古來作文或注文多文墨之爭，只是子父也好，子伯也罷，兩個人拒受堯舜禪讓，所言表明都深悟道之精髓，輕物重生，萬物齊一，以達到追求生命自由的最高境界。再聯系到善卷、許由等都不外乎表達一種“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的思想，“安時處順，逍遙無待，窮天理、盡道性，以至于命”也是《莊子·雜篇·讓王》的題旨。
先秦諸子百家之中，儒墨法道對后世影響最為深遠，因此在唐宋之后成為傳統主流文化。道家思想成型于春秋時期，大道無為、道生法、以雌守雄、剛柔并濟是其核心思想，無為、璞樸、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也就是道法自然。老子堪稱道家學派的創始人，莊子師儒學道，認為《易》以道陰陽、道遍及六合四方，反對人為，追求至德之世，繼而形成與儒釋并立于世的老莊哲學。其實，每一種思想的形成都離不開前世之影響。《太上老君開天經》說，黃帝之時，老君下為師，號曰廣成子，消自陰陽，作《道戒經》、《道德經》。黃帝以來始有君臣父子，尊卑以別，貴賤有殊。“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出自《誰氏子》，太上老君本身就是個虛擬的人物，再下界授道于黃帝自然是托古立言之說。《莊子·在宥》說，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莊子記述的是廣成子授道之言，知者倒是“盡知其妄矣”，可黃帝統一華夏之后播百谷、制衣冠、建舟車、制音律，與岐伯討論病理，成就醫學典籍《黃帝內經》。“（《黃帝內經》）實非一時之言，亦非一人之手”出自《淮南子·修務訓》，其言屬實，卻融合了自上古傳下來的陰陽、經絡和養生之說，其中就蘊含著“至道之精、形將自正”的道理。除黃帝之外，還有創八卦的伏羲、置婚姻的女媧、嘗百草以醫民恙的神農，八卦后有《周易》，婚姻和能疏經絡、去病疾的百草也不棄陰陽之道。《道德經》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如此以來，伏羲、女媧、神農、黃帝不是創立者，其治世思想卻啟發了后世，且直接影響了道家思想的形成和發展。
《湯液本草》說，神農嘗百草，立九候，以正陰陽之變化，以救性命之昏札，以為萬世法，既簡且要。殷之伊尹宗之，倍于神農，得立法之要，則不害為湯液。伊尹是殷商人，中華廚祖，也是道家學派創始人之一。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甲種卷中有《九主》篇，是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中之佚篇。《伊尹·九主》中真正全面肯定的只有“法君”，其順道而應法，也就是“圣王”，其余八種成為八啇。有人認為“啇”為“謫”，《釋文》說，謫謂其過也。《九主》說，法君名分，法臣分定，以繩八啇，八啇畢名，過在主者四，罪在臣者三，臣主同罪者二。戰國時期，楚國是黃老思想盛行的主要地區，《方言》也說，謫，過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議人謂之謫。如此以來，《伊尹·九主》的作者就是楚國人，成書年代也不晚于春秋末期。《伊尹·九主》說，天乏無（名），復生萬物，生物不物，莫不以名，不可為二名，此天乏也。“天乏”無名，無名即無形，能生物而不為物，超乎物象之外，實則是老子所說的道。天綸實即天理，《釋名·釋采帛》說，綸，倫也。作之有倫理也。天乏是無限之道，不可言喻；天綸是有限之道，有形有名，兩者同出一源，是道的不同表現形式。《韓非子》說，道者，萬物之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古人托言于伊尹，總結正定明分，加強王權，以免重蹈夏桀之覆轍。有論者說，伊尹的思想原貌現已無從考知，不過就《九主》的內容來看，至少反映了戰國時期人們對其思想的認識。只是伊尹的“天乏”和“天綸”之思想，完全可以于老子之前尋找到道家之源。黃帝之后有巢父、姜太公、辛甲和鬻子等，其中還有一個不可或缺的人物，那就是管仲。《管子》大概成書于戰國時期，集法、儒、道、陰陽等為一體，古來評說不一，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卻直言：《管子》，道家之言也。《管子·心術》說，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無形則無所位，無所位，故遍流萬物而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職道之精。《老子》以為“失道而后德”，管仲則說道德無間，語辭不同，卻依然是道。《管子》一書也被人說成是托名之作，只是有論者說，《管仲》、《鮑叔牙與隰朋之諫》、《競建內之》，不僅體現出管仲、鮑叔、隰朋等人輔佐齊桓公始霸這一春秋早期重要的史事，同時與《凡物流形》、《慎子曰恭儉》等相關文獻一道體現出早期黃老道家的天道、人道思想，具有強烈的現實社會政治指向。如此說來，管仲作為道家思想的后繼者，理應彪炳史冊！
春秋戰國之后，秦重法而輕儒，至漢初才用黃老之術治國，尤其是文景之后，被看成是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實踐。魏晉之后，處于政治上的原因，道家由“外王”轉向“內圣”，老莊并稱致使玄學興起。兩晉之后迎來五胡亂華，佛教盛行，蠻夷統治者極力倡導與中原文化融合，推崇儒學以教化臣民。兩宋之前，儒釋道經歷了魏晉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時期的兩次大融合，從六朝時的“三教一致”到“三教合一”，以至于宋后出現程朱理學，以儒為本，吸收與佛、道之長而形成影響后世深遠的宋學。“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出自蘇軾的《定風波》，其人生態度之曠達與道家倡導的清靜無為、超然物我之理念形成了完美的契合。蘇軾之思之行不過是道家學說影響后世的一個方面，對帝王、庶民的統治和生存影響之深才可稱為全方位滲透。魯迅先生說，不讀《道德經》就讀不懂中國文化。中國當代文學家、教育家南懷瑾也說，真正把中國五千年文化發揮得光輝燦爛的亦是道家老莊之學。
《水經注》說，縣南對箕山，山上有許由冢，堯所封也。故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墓焉。山下有牽牛墟，側潁水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也。石上犢跡存焉。酈道元說對著箕山的是崈高縣南，也就是崇高縣，在今河南登封西北，隸屬潁川郡，東漢初并入陽城縣。《水經注》又說，（陽城）縣，漢武帝置，以奉太室山。行文至此不覺突發詩興：清波碧水出潁川，先哲遺痕留箕山。莫道潁水多屈曲，亂流合聚終歸一。
《水經注》說，潁水自堨東徑陽翟縣故城北。秦置陽翟縣，并為潁川郡治，西漢時封韓王信于此，次年復為潁川郡，屬豫州刺史部。曹魏時期將潁川郡治遷至許昌縣，陽翟縣劃歸司州河南尹管轄。《水經注》又說，《春秋經》書，秋，鄭伯突入于櫟。《左傳》桓公十五年，突殺檀伯而居之。《水經注疏》又說，（《左傳》曰），戴刪曰字。（桓公十五年），守敬按：此五字當移于上句《春秋》之下。《春秋經》和《左傳》記述的事情發生在同一年，鄭伯秋九月入櫟之后殺檀伯，前者沒有說結果，楊氏可能覺得酈氏應該先點名年數為好。
《鄭伯克段于鄢》說，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鄭伯這個稱謂指的不是一個人，左丘明說的是鄭莊公。魯隱公元年，也就是前722年，鄭莊公與共叔段為爭奪君位欲擒故縱，兩個人是一奶同胞，可母親武姜偏向他的兄弟，干脆任其行為再討伐。待鄭莊公坐上君位倒是與母親和好了，卻被后世稱為“鄭伯”，以譏諷他對弟弟失教，趕走共叔段也是出于本意，不寫共叔段自動出奔，是史官下筆有為難之處。“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出自《左傳·桓公十五年》，此處的鄭伯是鄭厲公。鄭莊公去世之后，鄭昭公，也就是其長子忽即位，宋莊公威逼利誘祭仲幫公子突，即其次子奪位，是為鄭厲公。鄭昭公知情之后流亡到衛國，可祭仲身為卿大夫專權，鄭厲公圖謀殺之不成，這才迫使鄭伯入櫟殺檀伯。
《水經注》說，服虔曰：檀伯，鄭守櫟大夫；櫟，鄭之大都。宋忠曰：今陽翟也。服虔是東漢經學家，宋忠是東漢末年大儒。櫟是春秋時鄭國的別都，即今河南禹州，也就是秦置的陽翟縣。經歷了頻繁的政權更迭，鄭厲公到底復位又坐上了君位。前675年，燕、衛聯合周惠王的叔父王子頹攻周，周惠王逃到溫邑后擁立王子頹為王。前673年，鄭厲公與人合兵攻周朝都城。周惠王復位之后，念鄭厲公勤王有功，賜其虎牢以東的土地，周朝的領土再度縮小，鄭國卻因此復興。
《水經注》說，夏禹始封子此，為夏國，故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周公營洛，制禮樂，以佐宗伯，后禮樂文化興盛。鄭莊公在位期間早進入了春秋，周室衰微，各路諸侯謀霸于天下，可其勵精圖治富國強民，首先稱霸于諸侯，史稱“莊公小霸”。子產是鄭國的卿，先后輔佐鄭簡公、鄭定公，治國有方呈一時盛世，《史記》說，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鄭國短暫的強盛成就了《列子》，作為先秦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其思想與道家接近，被道教奉為經典。至開元二十五年，即737年，李隆基設立玄學博士，指定《老子》、《列子》、《莊子》和《文子》為必讀之書，時號四玄。只是春秋是學術思想的活躍期，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道家文化興起的同時，法家思想也隨之產生。到春秋中期，鄭國國勢已漸衰、國內矛盾重重，失去昔日的輝煌。春秋中后期，齊晉秦楚實力漸厚，遂覬覦霸主地位逐鹿中原，卻演變成晉楚爭霸。失去“小霸”地位，又經歷受凌辱的“介居”期，為了復興，鄭國開始了法治治國。子產“鑄刑書”、鄧析“私鑄竹刑”被視為法家文化之源，兩位先驅對后世影響深遠。
有人認為，禮在于“別”，而法在于“齊”，所謂“別”是指貴賤，而“齊”則是在某種標準下實現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平等。周室衰微，禮崩樂壞，土地所有制和階級成分發生變化，法治治國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鄭國經歷了“莊公小霸”之后，必須在動蕩不安的國際環境中，穩固并發展自身的立足之地。《左傳·昭公六年》說，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羊舌肸，字叔向，春秋時期晉國大夫，與子產、晏嬰齊名。昭公六年，也就是前536年，子產公布刑書。叔向寫信派人送給子產，除了說夏商周因刑而衰，還強調“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而鄭國出刑書必將重蹈覆轍。子產回復說，鑄刑書意在福延后世，且希望拯救當世，其與叔向之爭實則是“禮”與“法”之間的博弈。如此以來，子產真如叔向所說的“棄禮而征于書”？非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說，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吉是子太叔的名，春秋時鄭國正卿，是子產死后的繼任。清姜炳璋稱，管仲和子產都是救時之相，可“管仲死而齊亂，以賢才不用，而小人得志也；子產死而鄭治，以猶用子太叔也”。
《荀子》說，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荀子之《非十二子》對鄧析不贊成禮儀表現出強烈的反對，且以說得有條有理以欺騙蒙蔽民眾。子產執政時鄧析任鄭國大夫，同樣是法家思想的先驅，卻率先反對禮治，且反對子產鑄刑書，私造“竹刑”。《左傳·定公九年》說，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魏晉杜預注：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于竹簡，故言竹刑。暫且不表名家代表人物惠施，只是繼子產、子大叔之后，執政大夫駟歂殺鄧析而存竹刑是不悖的史實。
《呂氏春秋》說，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褲。民之獻衣襦褲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鄧析為難子產緣于彼此持有完全不同的階級立場，前者代表舊的奴隸主貴族和繼承周禮的新貴族，而后者以饋贈“大獄一衣，小獄襦褲”的方式傳授法律知識于普通民眾。“以非為是，以是為非”該是鄧析法學思想的靈魂，也決定了是非曲直具有重心偏移后的相對性。“兩可說”是對針“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最好的詮釋，只是之于正統觀點來說，鄧析的法學思想是詭辯、模棱兩可或混淆是非。繼鄧析之后，晉國的趙盾、趙鞅也同樣反對“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同時，提出“治國制刑，不隱于親”、“同罪異罰，非刑也”等主張，深遠地影響了后世之法學思想的發展。
法家的雛形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時期的理官，至春秋戰國時期有刑名之學，經過管仲、士匄、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等人的努力成為一個學派。鄭國作為法學思想的發源地之一，尤其是子產提出的“寬猛相濟”是對儒學“以寬服民”的繼承和發展，尤其是其不廢除鄉學，難怪孔子說，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至于鄧析，其法學思想的確具有革命性的平民思想，可其死后私制竹刑依然被當時的統治者所用，那取之所需就是必然。好在子產在先，拋開周禮或儒學之糟粕不說，法、儒相互融合，也為后世之思想者營造了未來寬泛的發展空間。有論者說，盡管儒家文化是主流，法家文化卻從未退出歷史舞臺，憑借著巨大的生命力，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傳統文化。如此以來，提到法家思想或文化，鄭國就是不可忽視的一筆，尤其是子產興法而不棄儒值得稱道。只是鄭襄公之后，七穆輪流執政，掌控國家大權，而鄭國國君則勢力大衰。子產興法致使鄭國復興也不過是曇花一現，待其死后國勢衰敗到勢不可為的地步，以致于亡國。細究起來，鄭國之滅亡有外部因素，可內因也不可小覷。
《史記·鄭世家》說，（鄭繻公）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弒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鄭繻公是鄭國的君主，姬姓，鄭氏，名駘，在位27年，鄭幽公之弟，有關其身份有爭議，此處不提。《國語·晉語》說，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黃帝以姬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出自《史記·五帝本紀》，姓起于女系，氏起于男系，氏是上古貴族表明宗族的稱號、系姓的分支。如此說來，黃帝的兒子們分別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自然順理成章了。《史記》又說，堯立后稷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后稷承繼姬姓，是周朝之始祖。鄭氏源于姬姓，以國號為氏，出自周宣王之弟姬友，也就是鄭桓公的封地鄭國，其被奉為遠祖。之于鄭氏還有源自子姓、姜姓等說法，可鄭繻公與鄭桓公一脈相承，被稱為姬姓、鄭氏也理所應當。
駟子陽是春秋戰國時期鄭國的相邦，姬姓，駟氏，字子陽。《鄭通志·氏族略》說，姬姓，鄭穆公子子駟之后也，公子騑字子駟，其孫駟帶、駟乞以王父字為氏。據《中國姓氏大全》載錄，駟氏的起源還有“魯國駟赤之后”的說法，不過，鄭國“七穆”中就有駟氏，是鄭穆公的后代，其當權歷經鄭襄公至鄭聲公八個君主，前后長達一百五十年。如此說來，駟子陽系駟氏自然與魯國無涉了，只是與鄭繻公依然同出一脈。
至于鄭繻公為什么殺駟子陽，《史記》只說其死之前，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伐韓卻敗韓兵于負黍，只是鄭韓之爭并不是君王殺相的原因。《淮南子·氾論訓》說，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于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劉安的確是個人才，不只是發明了豆腐，還將鄭國的狂暴之徒殺駟子陽之事載入史冊，可能其承襲了《莊子·讓王》、《列子·說符篇》之言。只是《韓非子》說，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暫且不說周威公如何，韓非認為鄭王孫申，即鄭穆公的孫子、公子揮的兒子，與陳公孫寧和儀行父等一樣“皆思小利而忘法義”，”有這樣的臣子，“雖當圣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系年》說，楚師圍之于蔑，盡逾（降）鄭師與其四將軍，以歸于郢。鄭太宰欣亦起禍于鄭，鄭子陽用滅，無后于鄭。“蔑”是春秋時魯國地名，也就是姑蔑，在今山東省泗水縣東四十五里。至于太宰欣，《韓非子》有“太宰欣取鄭”的記述，只是年代久遠，文獻語焉不詳，難以考證，不過聯系到《系年》所述，此人不虛。有史料說，前400年，鄭國攻韓國首邑陽翟獲勝，可楚又伐鄭，鄭敗，繻公為媚楚而殺子陽，此說應與太宰欣有關，且和《系年》所言同出一轍。如此說來，駟子陽就死于內亂，何況，之后，子陽的黨羽不殺猘狗之徒而殺繻公立姬乙為君，史稱“子陽之亂”，可見太史公之言可信矣！只是駟子陽步子產之后塵，觸怒猘狗之徒，也很可能招惹鄭王孫申、太宰欣之流，那劉安等著《淮南子》未必全是信口道來。
“鄭伯克段于鄢”緣于鄭莊公與胞弟為爭奪君位大動干戈，宋莊公陰謀誘騙祭仲干預鄭政是令人不齒，可鄭厲公殺檀伯，依然緣于“廢嫡立庶”。上有周幽王廢黜太子立姬伯服，再是子朝發動的周王室庶孽之亂，而“鄭伯突入于櫟”不過是覆轍重蹈。鄭厲公倒是靠扶“危室”瓜分周域而興鄭，之后到底因國衰、內亂亡于韓，聯想到所謂的“子陽之亂”也就有了意味。“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出自《舊唐書·賈曾傳》，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吧？行文至此不覺又起詩興：潁水過櫟不復返，浪花閃現不見蹤。新水未必嘆舊水，夏地洛邑卻留痕。
《水經注》說，洧水又東，為洧淵水。洧水就是今雙洎河，源出今河南登封陽城山，自長葛縣以下，故道原經鄢陵﹑扶溝兩縣南，至西華縣西入潁水。《水經注》又說，《春秋傳》曰：龍斗于時門之外洧淵，即此潭也。《水經注疏》則說，守敬按：此《左傳昭十九年》文。杜《注》但云，時門，鄭城門。顧棟高云，洧水在鄭城南，知是城南門也。洧淵位于今河南新鄭縣東，《水經注》引用《帝王世紀》的話說，或言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鄭氏徙居之，故曰新鄭矣。《水經注疏》又說，守敬按：《御覽》百五十五引《世紀》 歷代之都，或曰，黃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此鈔變其辭。其實，解讀楊氏之言也不難，傳說有熊氏是黃帝部族的稱號，立熊國，那有“熊氏之墟”就順理成章了。《水經注疏》又說，守敬按：因先封西都畿內之鄭，故稱鄭氏。自鄭東徙此，而施舊號于新邑，謂之新鄭。讀《水經注》離不開水，卻也離不開岸邊，故事也就有了。洧水從鄭城西北流入，往東南流經鄭城南邊，從前外蛇與內蛇曾在這里相斗，內蛇被斗死，卻是一種征兆。鄭子嬰十四年，也就是前680年，鄭厲公從櫟邑率兵攻打鄭國國都，俘虜了鄭國大夫傅瑕。傅瑕受到鄭厲公的要挾和利誘殺死鄭子嬰，鄭國易主。“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出自《左傳·莊公二十一年》，鄭伯是何許人也？自然是鄭厲公，其仿效誰？自然是鄭莊公。
《水經注》說，（洧）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用伸在心之思，感叔之言，忻大隧之賦：泄泄之慈有嘉，融融之孝得常矣。兄弟相斗致使鄭莊公和母親莊姜生發了嫌隙，且發誓“不及黃泉，無相見也”。究竟有母子情，鄭莊公就建了望母臺。考叔見鄭莊公心生悔意，又十分思念母親，干脆提議挖一條地道，母子相見才其樂融融。考叔是鄭國大夫，管理潁地，又稱潁考叔。《左傳·隱公元年》說，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鄭莊公被孝順母親的考叔感化，身為一國之君其行自然具有典范的作用。《禮記》說，孝者，畜也。順于道，不逆于倫，是之謂畜。畜應該是養的意思，《孟子·梁惠王上》說，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西漢戴圣編著《禮記》記述了先前之禮制，以宣揚儒家之說。孟軻率眾弟子著《孟子》以宣揚性善論，主張德治，與《論語》、《大學》、《中庸》合稱“四書”。《禮記》說孝言及道，《孟子》說畜也有了“仰事俯畜”這個成語，再與“仰事俯育”聯系在一起就牽扯到“倫”，即戴圣所言“不逆于倫”，那鄭莊公當然不能例外。
孝行生孝德，孝德成孝道，最終上升為孝治，孝文化由個體行為演變成帝王的治國綱領。虞夏殷商謂之孝行，堯帝不計較“父頑、母囂、弟傲”依然“克諧，以孝烝烝”；商王武丁遭后母之嫉恨，卻依然如舜一樣施于孝心，說是個體行為，卻影響了后世，孝文化也由此發端。至西周，孝升之為德，周人提倡孝行，且躬身垂范，因此《詩經》說，成王之孚，下士之武。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春秋亂世，王綱解紐，亂象四起，孝也上升為道，以至于為治所用。《舉賢良對策一》說，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董仲舒向漢武帝陳述“舉賢良對策”，仁義禮樂中就包括孝，也由此發展成孝治。
《史記·孔子世家》說，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孔子去陳國過鄭國時遭惡語中傷，堯、禹、皋陶和子產都是賢達之人，可見圣人的形象在鄭國人心中實在糟糕至極，只是圣人不以為然。孔子出生之時，鄭莊公早去世一百多年，其掘地見母的孝行相信依然是美談，可鄭國民風自由開放，也有了被圣人嫌惡的鄭音。“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出自《詩經·鄭風·野有蔓草》，大膽、直白、率真也奔放。詩本來就是唱的，何況，鄭國的音樂與詩同出一脈，細膩也美妙。遺憾的是，子夏曾勸阻沉迷于鄭聲的魏文侯說，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子夏是孔門十哲之一，上承孔子、下啟荀子。《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子夏也的確是孔子的好學生，《論語》說，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風和鄭音如此不堪，罪魁禍首就是鄭莊公。鄭莊公重弄興商的確是富國強民之舉，可商貿發展促進了諸侯國之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造就了鄭國特有的文化氣質，也形成不拘泥傳統文化、自由、開放的民風。
“鳳鳥再至、河又出圖”是孔子周游列國的最大也是最強之動力，更是其行為的核心綱領。孔子對鄭音口誅筆伐，倒是沒提到孝道，只是《周禮》中有親親、尊尊之說，強調的就是孝與忠，何況，圣人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好在鄭簡公時期，子產舉不逾等，鑄刑書興法卻知禮、守禮。《論語·公冶長篇》說，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如此以來，孔子也該心安了吧？行文至此依然有詩興：洧水濤去激細浪，蛇僵不見望母臺。韓滅鄭室興幾日，秦并天下夜更寒。
《水經注》說，承水又東北入黃甕澗，北徑中陽城西。承水在今河南鄭州南，《山海經·中山經 ·中次七經》說，太山承水出于其陰，而東北流注于役。“役”指的是役水，在今河南新鄭市中牟縣境內。《清一統志》說，（古役水）在新鄭縣北，流經中牟縣南，今湮。《水經注疏》說，守敬按：（太）山在今鄭州南四十里。《水經注》說，亂流東徑中牟宰魯恭祠南。酈氏言“亂流”是說清溝水不循常道。《水經注疏》說，會貞按：《名勝志》引《東京賦注》，以青陽溝為九溝之一，據上文此水流徑清陽亭，故清溝又有清陽溝之名，指是水也。《水經注疏》又說，守敬按：《宋史·真宗紀》，景德中，幸西京，經漢司徒魯恭廟，贈太師。今魯公祠在中牟縣三異坊。魯恭是陜西扶風平陵，即今咸陽人，字仲康，于東漢章帝建初年間任中牟縣令，以德教化民眾，不用刑律，被廣為傳頌。《水經注》說，蟲不入境，一異；化及鳥獸，二異；豎子懷仁，三異。百姓們敬仰縣令，蝗蟲不入境；世風良好，鳥獸受到感化不懼人，緣于就是個孩子也懷有仁愛之心，是為魯恭三異。《后漢書》說，（魯恭）十五，與母及（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出自《論語》，魯恭心懷圣人之言才如酈氏所說：故能遺愛自古，祠享來今矣。
劉秀建東漢撿起漢武帝的衣缽，儒學無疑遇到了春天。漢光帝興建太學，設置博士，各以家法傳授諸經，恢復西漢時期的十四博士之學。至漢章帝繼位后，政寬刑疏、禁除酷刑，最突出的成就是于建初八年，《白虎通》問世。魯恭就是在東漢濃厚的儒學氛圍中阻止蝗蟲、感化鳥獸，可見德之力量被神話到多么高的地步。班固作為東漢史學家、文學家，被稱為儒客大家，除了彪炳史冊的史學巨著《漢書》，還參與了《白虎通》的編寫。《白虎通·辟雍》說，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雍本是周天子設立的大學，東漢以后，歷代皆有，以作為尊儒學、行典禮的場所。有詔令有理論，且有宣揚、傳播儒學的場所，尊儒揚德的氣氛自然越發濃烈。有論者說，《白虎通》對人倫關系進行調整和規范，并皇帝欽定、頒布，成為指導全社會的行為準則，標志著萌芽于周代的禮教正式形成。“命之所遭，義無離貳”出自《后漢書·列女傳》，此語緣于文中說“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東漢人呂榮恪守婦道，感化了好賭博的丈夫，之后尋師遠學，得以成名。《白虎通》說，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親視事，故自同于一行尊于天也。呂榮之行也符合《白虎通》之教義，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也就是君臣、父子、夫婦為三綱。只是依然不夠，班昭是東漢史學家、文學家班彪之女、班固之妹，除了續寫《漢書》，又善作賦、頌、銘、誄，可被時人稱頌的還是《女誡》。為教導班家的女性，班昭才寫了一篇不準備公開的文章，可其行止莊正、文名遠揚，《女誡》到底被人競相傳抄，且風靡當時。“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出自《女誡》，這就是德了。行文至此亦當有詩，只是詩思倏然不暢，也罷也罷！
其實，詩思就是通暢未必能作出好的來，《水經注》說，（清溝水）又北分為二水，枝津東注清水。《荀子·勸學篇》說，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荀子說的中聲是五音中之商聲，商聲是商音，商音是旋律以商調為主音的樂聲，其聲悲涼哀怨。《夢溪筆談》也說，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商為中聲。《荀子注》說，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唐人楊倞說《詩經》是醇正悅耳的樂章，要有節制，該止就止。只是詩也該如楊氏所言，何況，河水渺綿，的確如瓜蔓一樣泱泱湯湯，水流惹詩思，河道多流變，今人空懷古，何必徒傷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