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父輩，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很多都是在一個單位里工作一輩子。工作崗位稀缺，基本都是國企。想要調換工作很難，需要上級機關的調令，才能從原單位提取檔案，將工作關系轉換到新單位。父輩們退休后的養老也是由單位負責。
十多年前，我們渴望好好學習，上個好大學，畢業后能進入一家好公司，最好是五百強的外企，或者是鐵飯碗的國企、事業單位、公務員。在這些單位中勤勤懇懇，升職加薪。
隨著技術（例如互聯網）和生活方式的轉變，我們的職場正經歷著工業革命以來前所未有的轉型。
一方面，職場人士待在某個工作崗位上的平均時間下降到了不足4.5年，換工作、跳槽，重新規劃、重塑職業生涯成為了日常。
另一方面，工作內容和工作方式也更加多元，自雇性的“碎片式工作者”（自由職業者）越來越多，遠距離辦公逐漸取代了朝九晚五按部就班，以項目為基礎的碎片式雇傭將變得像全職一樣常見。
這種狀況的出現，主要得益于辦公工具的發展。在工業時代，需要大設備、固定辦公的廠房，這些都需要大資金、大投入，只有大公司才有能力。
在互聯網時代，很多工作只需要一臺電腦、WIFI、手機就能隨時隨地完成，使得人們能夠獨立進行工作。
人們通過網絡獲取項目，監控工作需要，敲擊鍵盤就可以與任何地方的企業取得聯系，運用支付寶、財富通等支付平臺就可以完成自動化回款。
互聯網降低了開辦新企業的資本支出和風險，1000元就能創業，一個人在自家臥室，就可以成立一個公司，這成就了許多超級個體。
例如樊登，在十幾年前，他想要有所成就，還必須依賴中央電視臺等組織平臺。而現在，他可以在自家的書房錄制讀書會的音頻、視頻，通過互聯網瞬間在全世界播放。而他所需的辦公設備只是一臺攝像機、一臺電腦（或一部智能手機）、寬帶。這些是任何一個個體都可以置辦的辦公工具。
在大公司獲得穩定工作的神話在逐漸消失。越來越多的個體不愿意在格子農場空耗生命，成為企業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
越來越多的公司，尤其是指數型的公司，認為過去那種崗位與符合要求的人才進行匹配的方式是沒有效率的。舊的工作契約基于用工作的穩定性來交換員工的忠誠，與現在人才的選擇越來越多，空間越來越大，流動性越來越強的趨勢相悖。
指數型組織開始建立新的社會契約，會聘用大量臨時性工作者（隨需招聘的員工），提供碎片式、項目式的工作機會。
這讓公司，一方面可以降低招聘固定員工的成本和風險，不需要為他們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負責；另一方面，也可以找到最具創意的個體（或臨時性團隊），高效地完成項目。
在美國近30％的工作，包括律師、會計及其他傳統“好工作”，都可以被外包。即使是那些不能被外包的工作，其完成方式也發生了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