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去年10月份進宮看了《千古風流人物》的蘇軾主題展，東坡的詩詞氣質好像就一直圍繞著我：葉嘉瑩先生的紀錄片《掬水月在手》中用“一蓑煙雨任平生”消解人生的苦難；在“思維導圖背古詩”的訓練營中，感受到大家普遍對蘇東坡的喜愛；身邊的朋友心照不宣的從生活的不同場景聯系到蘇東坡；就連豆芽兒，在看《漫畫唐詩宋詞》時，也獨獨偏愛會做各種美食的蘇東坡，每晚睡前讀詩也都成了東坡先生的專場。
從詩詞作品中了解蘇東坡，漸漸的，發(fā)現這只是他復雜魅力的一個方面，這位集政治才能、學術造詣和文學修養(yǎng)于一身的千古名人，還有著天真爛漫、溫柔敦厚、曠達睿智的一面，真可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林語堂先生感嘆到：蘇東坡“是個秉性難改的樂天派，是悲天憫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畫家，是偉大的書法家，是釀酒的實驗者，是工程師，是假道學的反對派，是瑜伽術的修煉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書，是飲酒成癖者，是心腸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堅持已見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詩人，是生性詼諧愛開玩笑的人。”同時又趕緊補充一句：“可是這些也不足以勾繪蘇東坡的全貌。”
我也終于在反復讀《蘇東坡傳》中領略其一二，畫出了他的人生軌跡圖，一窺其風采。
縱觀蘇東坡跌宕起伏、顛沛流離的一生，按生活經歷劃分，正好經歷了兩次“在朝-外任-貶居”的過程（此觀點來自于王水照先生）。在朝期間最高官至翰林、為皇帝草擬詔書，廣開言路、坦直無畏、直言進諫，卻始終深陷朋黨之爭，主動謙退外放。在外為官時又表現出其“能吏”的一面，興建工程，穩(wěn)定谷價，疏浚鹽道，解百姓于危困之中。貶居時期則是他個人精神超越、文學創(chuàng)作的巔峰期。不管身處怎樣的境地，都能隨遇而安，做自己力所能及最好的事，向內探尋、向外突破，這就是人生最好的方向和態(tài)度吧！
【在朝】
蘇軾有一個輝煌的起點，二十幾歲時幾乎就要中狀元，幾代皇帝都想把他當作以后的宰相來培養(yǎng)，后來歷經沉浮，在元祐元年，連升三級，被封為翰林學士，掌管內制，成了參與決策的政府要員和朝廷的喉舌。卻“積習難改”、嫉惡如仇、遇有不愜心意之事，便覺得“如蠅在食、吐之方快”；同時不拘泥于政黨派系，雖然反對新黨，但結合在地方官的實踐經歷，認為新政中的“免疫法”也有優(yōu)長之處，主張修正保留，由此，又得罪了“同一陣營”的舊黨同僚，內外交困，屢遭攻擊。妻子朝云都打趣他是“一肚子不合時宜”，他也常說要慎言避禍，卻依然心直口快、詩如泉涌，擲筆笑道：“我真是不可救藥”！
【外任】
蘇軾先后兩次在杭州任職，第一次是熙寧四年，被任命為為杭州通判，此時已經因為反對“青苗法”卷入黨爭之中，身為地方官卻要執(zhí)行自己反對的新法政策，令他很不開心。好在蘇軾善于自得其樂，于是逃向大自然，而自然之美的絕佳處，在杭州隨處可見。杭州的美景、美食、美人和文人朋友，都在這個時期激發(fā)了他蓬勃的創(chuàng)造力。“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直到現在，都是公認表現西湖最好的詩。
三年之后，蘇軾被調往密州擔任太守，政治環(huán)境依然險惡，他卻不改初衷，針砭時事，在日后引起是非。在難過沮喪的歲月里，心境開始走向安詳平和，灑脫不執(zhí)著，越發(fā)喜愛陶淵明的詩詞境界，寫給弟弟子由的《水調歌頭》和紀念亡妻的《江城子》都是在密州創(chuàng)作的。
很快，他被調往徐州任職，也就是蘇軾的“黃樓”時期，這是他首次以行動為人所知，展現了他干練的行政之才。到任三個月，洪水就到了徐州，蘇軾親率當地軍民筑堤救災，深受當地老百姓的愛戴和景仰。
但這并不改變他在“黨爭”中的命運，突如其來的“烏臺詩案”將他跌入谷底，被貶黃州，使得蘇軾開始通過內在的精神力量解決心靈的苦悶，在大起大落之后，超然曠達，不愿在政治游戲中消耗自己，在52歲身居高位時，請求外放，回到杭州，任浙西軍區(qū)鈐轄兼杭州太守。
他用太后的恩寵，請求特別撥款，給全城實現了公共衛(wèi)生方案，包括一個清潔供水系統(tǒng)和一座醫(yī)院；又疏浚了鹽道，修建西湖、穩(wěn)定物價，不惜與朝廷和浙西鄰省官員意見相左，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只身展開救濟饑饉的工作。在著名的西湖十景中，“蘇緹春曉”和“三潭印月”都是在蘇軾的主持下修建的，而初心卻是為了解決水源，清理水草和淤泥，防止海水倒灌等實際問題，再結合審美和意境的整體規(guī)劃，最終形成了今日西湖的基本格局。
【貶居】
蘇東坡晚年自述“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雖然有些自嘲之意，但是從文學成就來看，這三個貶居時期卻成就了他詩文藝術上的爆發(fā)。
在經歷了人生最大轉折“烏臺詩案”后，被貶黃州，身無分文，務農為生。經過漫長的心理調適后，重塑了堅定而洞達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完成了從蘇軾到蘇東坡的蛻變。
我們經常太過強調蘇東坡積極樂觀的一面，很容易忽視黃州的這次貶居給他帶來的心理打擊。那時他45歲，正值壯年，卻要在這江城蠻瘴之地，眼睜睜地看時光流逝，任憑滿腔抱負無處施展。他不得不重新思索安身立命之計，困頓節(jié)儉、躬耕自濟，巨大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他留下的書法真跡《寒食帖》，將一位流放者的沮喪和痛苦展現到極致，一筆一畫都如泣如訴。
倘若問哲學有什么用處，蘇東坡給了我們最好的解釋：如果沒有哲學，你將撐不過那些艱難的歲月。在貶居之前，佛禪對于蘇軾來說，更像是一種僅供談資的閑聊，到了黃州之后，佛教成了他排解苦悶的精神良藥，而后來貶官惠州、儋州，佛禪的精神已經滲入他的骨髓，成為他安頓生命的精神支柱。
從“三詠赤壁”中，可以看出他超越解脫的心路歷程。《念奴嬌 赤壁懷古》時懷想“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感慨“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而他自己，經歷了“烏臺詩案”后，卻已“早生華發(fā)”，“人生如夢”，面對這壯麗的山河，思緒紛飛，故國神游，覺而自笑多情。雖是一片無奈，也仍有未嘗泯滅的志氣在。
到了《赤壁賦》時，已經是轉悲為喜，通過主客問答，化解內心的矛盾。“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任何事物都同時具有短暫和永恒的兩面，于是，從“變”推出必定與其共存的“不變”：“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指出“而又何羨乎？”，羨慕本身就體現了一種欲望，一個人本不該占有不屬于自己的東西。只有天地間自然的清風明月，能給人帶來美的享受，而且“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超越得失的心靈，才能完整的感受和擁有天地之美。自此，蘇東坡成功完成了心理調適，對什么都不再介懷，順其自然，在《后赤壁賦》中呈現了解脫和寧靜的心靈狀態(tài)。
一曲 《定風波》，讓我們看到了明鏡透徹的蘇東坡：“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不管境遇如何變幻，都如過眼云煙，無所計較，“也無風雨也無晴”。
但蘇東坡并非因此厭離塵世，而是在明白宇宙和人生的真諦后，以超越的心態(tài)，繼續(xù)游戲人間。走出困境之后，他開始認真生活，插秧種菜、自蓋雪堂，發(fā)現黃州的魚好吃，寫出了“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看到豬肉極賤，“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頗以為憾，發(fā)明了“東坡肉”的做法；哪怕是吃野草青菜，他也能安慰你：“人間有味是清歡”；依然幽默直爽，在和好友陳季常聊天時，笑稱他妻子是“河東獅吼”。
沒過多久，蘇東坡就已勞有所獲、衣食自足，廣施仁愛之心、為當地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實事。他痛心當地有溺死初生嬰兒的野蠻風俗，成立救兒會，籌募善款，幫助貧苦的人家養(yǎng)育嬰兒。
如果說在黃州，蘇東坡對朝廷還寄有希望，到了惠州和儋州，則徹底完成了“由臣到人”的轉變，雖然一再被貶，卻再也沒有過去的彷徨痛苦，反而有一種卓爾不群的優(yōu)越感。到了惠州，看到“嶺南萬戶皆春色”，怡然自足，炫耀道“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開始在家釀酒，以酒互贈，還發(fā)明了烤羊脊的吃法。也許是終生顛沛流離、居無定所，對“家”的執(zhí)念讓他到哪都想置業(yè)安家，傾其所有蓋了白鶴新居， 卻在剛落成大概兩個月光景時，接到遠謫海南島的命令。據說還是因為他寫了兩行詩，描寫在春風中酣睡的午后，政敵章敦看到后，覺得他日子過的太舒服，所以再予打擊。
年過六旬還被貶到當時的“蠻荒之地”，但蘇東坡居然像魯濱孫一樣，依然活的灑脫，興致勃勃地自己釀酒、做墨、學醫(yī)、研究美食，在故宮“千古風流人物”的展覽上，看到了他此時寫給幼子的《獻蠔貼》，詳盡烹飪方法，還開玩笑說：“每戒過子慎勿說，恐北方君子聞之，爭欲為東坡所為，求謫海南，分我此美也。”一副老頑童的樣子。
從黃州開始，遠離朝堂的喧囂，蘇東坡就開始著書立說，一直到儋州，終于完成了《易經》《論語》和《尚書》的注疏，還和陶詩124首，與陶淵明展開超越時空的對話。
終于，元符三年，蘇東坡因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得以遷回內地。卻在舟車勞頓中，舊疾復發(fā)，病逝常州。臨終前，他對兒子說：“我平生未嘗為惡，自信不會進地獄。”
方丈好友在他耳邊說：“現在，要想來生！”
蘇東坡說：“勉強想，就錯了”。
這，就是他的佛道思想，解脫之道在于自然，在不知善而善。
“蘇東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個記憶，但是他留給我們的是他那心靈的喜悅，是他那思想的快樂，這才是萬古不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