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忍受的不是胡惟庸，而是存在了數千年的相權，朱元璋不是忍受了七年，而是忍受了十三年。

明初四大案之一的“胡惟庸案”，更像是一場政治斗爭的傾軋，而不是一場朝臣發起的叛亂行動。

這場持續時間長達十年之久的大案，胡惟庸以“謀不軌”被誅殺九族，延續到十年后的洪武二十三年，又以“通元”“通倭”的罪名，誅殺三萬多人。

整個過程，朱元璋的目的非常明確，一是強化皇權，將“相權”收回，加強皇帝集權，二是清理勛貴，將為明朝開國立下赫赫功勛的驕兵悍將清理出朝堂，鞏固朱氏根基。

撲朔迷離的“胡惟庸案”

洪武四年，時任中書左丞相的李善長因病辭官，汪廣洋晉位為右丞相，胡惟庸繼汪廣洋為中書左丞。

洪武六年，汪廣洋被貶為廣東參知政事，不久胡惟庸升任中書右丞相，很久以后，朱元璋看到胡惟庸辦事周到，才提升胡惟庸為左丞相，成為百官之首。

根據《明史》記載，胡惟庸被誅殺的起因是胡惟庸的兒子在大街上乘車飛馳，不幸從車上掉下來摔死了，胡惟庸就把駕車的人殺了，朱元璋知道后，非常生氣，令胡惟庸為駕車的人償命。

胡惟庸申請賠償財物，用來安撫被他殺死泄憤的車夫，朱元璋不允許，胡惟庸很害怕，這不是擺明了朱元璋要殺他啊，胡惟庸非常害怕，就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密謀造反，秘密聯絡自己拉攏的文武大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洪武十二年，占城國使者來京進貢，胡惟庸等人沒有稟告朱元璋，反倒被出宮的宦官知道了，向朱元璋進行了匯報。

朱元璋知道后非常生氣，下旨責備中書省的大臣，時任左右丞相的胡惟庸和汪廣洋將責任推給了禮部，禮部不愿意接鍋，認為是中書省的責任，就這樣相互扯皮，朱元璋大怒之下，將相關大臣全部下獄問罪。

沒多久，朱元璋下達了處理意見，將中書右丞相汪廣洋賜死，汪廣洋的妾室陳氏追隨汪廣洋一起死了，朱元璋詢問此事，得知陳氏是犯罪的陳知縣被罰沒入官的女兒，按明朝的制度，犯官之女只能賞賜功臣，文臣是不能得到的。

朱元璋下令徹查此事，胡惟庸及涉事六部官員都被連坐問罪，這件案子成了胡惟庸的索命事件，案發后沒多久，胡惟庸黨羽內部就發生了分裂，御史中丞涂節告發胡惟庸謀反，曾為御史中丞，當時被貶為中書省吏員的商暠也告發胡惟庸謀反。

朱元璋非常生氣，下令大臣輪番審問胡惟庸謀反案件，結果供詞牽連到了御史大夫陳寧和涂節，朱元璋原本念涂節告發之功，想赦免他，但朝臣認為涂節是參與謀劃的人，只是看到胡惟庸倒臺了，才告發的，不能放過，因此朱元璋以謀反罪誅殺胡惟庸、陳寧和涂節等人。

關于胡惟庸謀反案，還有另外一個故事：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聲稱他家老宅的井里涌出了醴泉，這是祥瑞的征兆，請朱元璋到他家觀賞，聽胡惟庸那么說，朱元璋也來了興趣，帶著侍衛依仗從西華門出來，準備前往胡惟庸府。

這時一個叫云奇的拉住韁繩，不讓朱元璋的車架往前走，但著急的沒有說出話來，朱元璋覺得事情不對勁，就率眾返回宮中，朱元璋登上皇宮的城墻，眺望胡惟庸的府里，發現胡惟庸家里戒備森嚴，墻道里都藏著士兵，于是斷定胡惟庸謀反，當天下令將胡惟庸下獄處死。

一場長達十年的政治清洗大案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處死，并不是明初政治斗爭的終點，反而是一個開始，開始了朱元璋長達十余年的政治清洗行動，胡惟庸案的清洗一直持續到洪武二十五年，到洪武二十六年“藍玉案”爆發，才開始新一輪的清洗。

洪武十八年，胡惟庸案的清理開始指向李善長，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被人告發，指出其曾與胡惟庸一起謀逆，朱元璋并未處死李存義父子，可能覺得魚還不夠大。

洪武十九年，明州衛指揮林賢串通倭寇事情敗露，經過嚴刑審訊，查出胡惟庸通倭事件。洪武二十一年，藍玉征討北元，抓獲曾經逃往蒙古的封績，因為李善長的影響，朱元璋并未知道此事。

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得知封績的事情，下令逮捕封績，嚴格審查當時的情況，牽連出胡惟庸串通北元的事情。

此后案情牽連的人越來越多，直指朝中勛貴集團，李善長的家奴盧中謙狀告李善長與胡惟庸的來往情況，陸仲亨的家奴狀告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庸與胡惟庸合謀不軌，朱元璋以此為契機，興大獄，有三萬多人被誅殺，一直承接到藍玉案，胡惟庸案都沒有定論。

胡惟庸是否真的謀反，各項罪名都是死后硬加上去的

首先從“胡惟庸案”前后的事件記載來看，是前后矛盾的，顯然胡惟庸擅殺車夫后，已經嚴重影響了朱元璋和胡惟庸的君臣關系，朱元璋要胡惟庸抵命，胡惟庸提出以財物代替賠償車夫家人，但被朱元璋拒絕了。

但這卻并未影響胡惟庸的中書左丞相之位，這是非常不合理的，朱元璋既然已經要胡惟庸償命了，那怎么還能繼續讓他身處高位呢？

第二，牽扯中書省兩大龍頭人物的占城國入貢一事，是否真的存在中書省隱匿不報呢？這事是非常蹊蹺的，因為在洪武十一年的時候，也就是胡惟庸剛剛晉位左丞相不久，朱元璋就下令六部奏事，不用關白中書省，直奏皇帝，已經在削減中書省的權力，加強皇帝的集權了。

在這種情況下，怎么可能會出現占城國入貢，胡惟庸不報皇帝一事呢，在正常的行政程序中，也應該是朱元璋與中書省同時收到禮部的匯報，朱元璋削減中書省權力后，中書省應該是比朱元璋更晚得到匯報才對。

卻因為此事，中書省左右丞相胡惟庸、汪廣洋都受到了問責，最終處理是汪廣洋被賜死，牽連出陳氏一案，胡黨相互告發，做成胡惟庸謀反一案，這其中疑點重重。

另外，胡惟庸案發的汪廣洋私自納犯官之女為妾室一案，明顯有小題大做的嫌疑，這頂多是一件大臣濫用職權的案子，其重大程度恐怕都比不上胡惟庸殺入一案，更加無法與胡惟庸毒殺劉基相比了，胡惟庸案卻因此而越發令人極為費解。

至于后面的宦官云奇事件，更像是事后編的故事，就是為了給胡惟庸定罪罷了，胡府埋伏士兵，這人從哪里來的，古代百人以上的軍隊調動，都要有相關衙門的手續調令，朱元璋時期五軍都督府正是鼎盛時期，中書省和六部是沒有能力越過軍府調兵的。

朱元璋一口咬定胡惟庸與陳寧、涂節密謀造反，卻同一時間將三人全部殺死，可以說是殺人滅口、死無對證了，胡惟庸被殺前后，為胡惟庸定罪的證據并不充分，因林賢、封績給胡惟庸定的“通倭”“通元”罪名，更是對死人的栽贓罷了，因此可以說胡惟庸專權枉法，但是說造反完全是誣陷。

朱元璋為什么到洪武十三年才處死胡惟庸呢？

如果算胡惟庸從洪武六年升任中書右丞相，到洪武十三年被殺，時間是七年，但是自從洪武四年，胡惟庸接任汪廣洋成為中書左丞后，因為汪廣洋碌碌無為，能力太差，胡惟庸就基本上掌握了中書省的權力了。

胡惟庸案的本質是朱元璋的皇權與中書省的相權的斗爭，很多人調侃說做漢武帝的丞相很悲慘，其實做朱元璋的丞相更加悲慘，動不動就誅九族了，而且能力強了要殺你，能力差了還要殺你，反正就是要殺你全家。

至于朱元璋為什么能忍十來年呢，不忍不行啊，歷史上那么多雄才大略的帝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不都要一輩子忍受相權嗎!

相權自古就是伴隨皇權而生的，秦始皇為了對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相邦，以“三公九卿制”分割相國的權力，將其一分為三。

到漢武帝時期，受制于三公多被勢力龐大的外戚家族掌握，再度對丞相職權進行分割，西漢逐漸發展出尚書臺這樣一個機構，來行使宰相之權。

此后的一千多年，歷朝歷代基本遵循這一思路，以一群人來分配曾經一個人的權力，到隋唐時期逐漸演化成“三省六部制”，以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行使宰相之權，同時三品以上的優秀官員，被授予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平章事等職權，位同宰相，也就是把丞相一人的權力，分割為一群宰相。

這種相權的不斷分割，到宋朝因為文官地位的空前提升，逐漸減弱了，宰相的職權被大幅度回收到了中書省，元朝參戰中央朝廷的中書省配置，在宋朝路的基礎上，于地方設置“行中書省”，也就是我們現在省的前身，朱元璋曾擔任江南行中書省丞相，自然知道中書省權勢的強大。

朱元璋建立明朝一開始，就有削弱中書省的想法，從授予徐達中書省丞相之職就能看出來，徐達常年在位征戰，不過的掛名罷了，無丞相之實，自然無丞相之權。

李善長擔任中書省丞相時，謹慎小心，還沒有老糊涂，又是開國文臣的首功之臣，善于辭令，沒什么把柄可以處理他，繼任的汪廣洋，更是一個廢物，不善于理政，就愛喝酒，這樣的人無大功無大錯，更是不好處理。

終于胡惟庸走進了朱元璋的視野，這是一個天造地設的好鷹犬啊，胡惟庸與朱元璋一樣，權力欲望很強，在中書省多年，結黨營私，排除異己，殘害浙東文官勢力，惹得天怒人怨的。

朱元璋就是要利用胡惟庸，一方面打擊浙東文官勢力，樹立自己的權威，同時讓清流勢力厭惡中書省。

另一方面放縱淮西勛貴集團違法亂紀，欲使其滅亡，必使其瘋狂，以李善長為首領，以胡惟庸為黨徒的淮西黨開始放松警惕，漏出馬腳的時候，正是朱元璋收網的時候，這樣的計劃是需要時間的，如果強制削除相權，必然招致守舊勢力的激烈反對。

可以看出，朱元璋在與相權斗爭時，并沒有采取前人的分割相權的做法，而是用一種非常殘酷和血腥的手段，在這場斗爭中，被淮西黨禍害的百姓和浙西黨劉基等人，不過是朱元璋的棋子罷了，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廢除中書省，將相權收回，與皇權合二為一，皇權自此空前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