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會熄滅蠟燭，卻能使火越燒越旺。
對隨機性、不確定性和混沌也是一樣：你要利用它們，而不是躲避它們。你要成為火，渴望得到風的吹拂。這總結了我對隨機性和不確定性的明確態度。
我們不只是希望從不確定性中存活下來，或僅僅是戰勝不確定性。除了從不確定性中存活下來，我們更希望像羅馬斯多葛學派的某一分支，擁有最后的決定權。我們的使命是馴化、主宰，甚至征服那些看不見的、不透明的和難以解釋的事物。
那么，該怎么做呢？
反脆弱性
有些事情能從沖擊中受益，當暴露在波動性、隨機性、混亂和壓力、風險和不確定性下時，它們反而能茁壯成長和壯大。這就是反脆弱性。
反脆弱性超越了復原力或強韌性。復原力能讓事物抵抗沖擊，保持原狀；反脆弱性則讓事物變得更好。它具有任何與時俱進事物的特質：進化、文化、觀念、革命、政治制度、技術創新、文化和經濟的成功、企業的生存、美食食譜（比如，雞湯或加入一滴干邑葡萄酒的韃靼牛排），還有城市、文化、法律制度的興起、赤道雨林的生長和細菌耐藥性的增長等。
反脆弱性偏好隨機性和不確定性。反脆弱性有一個奇特的屬性，它能幫助我們應對未知的事情，解決我們不了解的問題，而且非常有效。由于有了反脆弱性，我們做的要比我們想象的更好。我寧愿做愚鈍但具有反脆弱性的人，也不做極其聰明但脆弱的人。
反脆弱性使我們更好地理解了脆弱性。正如不減少疾病我們就無法改善健康，不減少損失我們就無法增加財富，反脆弱性和脆弱性是同一波譜上的不同波段。
掌握反脆弱性的機制后，我們就可以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商業、政治、醫學和整個生活中（未知因素占主導地位的地方，隨機性、不可預測性、不透明性或不完全理解性占主導的情況下）做出非預測性決策，建立一個系統和廣泛的指導。
在每一個領域或應用方面，我們都提出了通過降低脆弱性或利用反脆弱性，從脆弱走向反脆弱性的規則。而且，我們幾乎總能使用一個簡單的不對稱測試來檢測反脆弱性和脆弱性：從隨機事件（或一定沖擊）中獲得的有利結果大于不利結果的就是反脆弱的，反之則是脆弱的。
剝奪反脆弱性
最重要的是，如果反脆弱性是所有幸存下來的自然（和復雜）系統的特征，那么剝奪這些系統的波動性、隨機性和壓力源反而會傷害它們。它們將會變弱、死亡或崩潰。我們一直在通過壓制隨機性和波動性來削弱經濟、我們的健康、政治生活、教育，甚至幾乎所有的東西…… 現代的結構化社會大多正以自上而下的政策和機制（被稱為“蘇聯–哈佛派謬見”）傷害著我們：它們的所作所為實際上侵犯了系統的反脆弱性。
這是現代化的悲劇，正如極為焦慮、過度保護子女的父母。那些試圖幫助我們的人往往會對我們造成最大的傷害。
如果說一切自上而下的東西都會使我們變得脆弱，并且阻礙反脆弱性和成長，那么一切自下而上的事物在適量的壓力和混亂下反而能夠蓬勃發展。發現（或創新，或技術進步）的過程本身就取決于能增進反脆弱性的自由探索和積極的冒險，而非正規的教育。
僅有強韌性還不足夠
大自然不只是“安全”的，它還能積極地進行破壞和更替、選擇和重組。每當隨機事件發生時，僅僅做到“強韌性”顯然還不夠好。
從長遠來看，反脆弱性往往能從預測誤差中受益。如果按照這個理念下結論，那么很多從隨機性中受益的事物如今應該主宰世界了，而受隨機性傷害的事物就應該消失。
技術是反脆弱性的結果，是冒險者們通過自由探索和反復試錯產生的，但這些籍籍無名的小人物的設計過程卻大多不為人所知。許多東西都是由工程師和能工巧匠們發明的，不過，歷史卻是由學者撰寫的。
（某些）事物的可預測性
脆弱性是相當容易衡量的，但風險卻很難衡量，尤其是與罕見事件相關的風險。?
我們可以估算甚至衡量脆弱性和反脆弱性，但我們無法計算風險以及沖擊和罕見事件的發生概率，無論我們有多么復雜成熟的模型。
脆弱性和反脆弱性是一個物體、一個茶幾、一個公司、一個行業、一個國家、一個政治制度當前屬性的一部分。我們可以識別和看到脆弱性，甚至在很多情況下還可以測量它，或至少能以較小的誤差測量相對脆弱性，而對風險的測量相比較而言（到目前為止）則并不可靠。你沒有任何可靠的依據說某個遙遠的事件或沖擊的發生概率比另一個事件更高 （除非你喜歡自我欺騙），但你能很有信心地說，當某一事件發生時，某一個物體或結構比另一個物體或結構更脆弱。你很容易做出判斷，在溫度突然變化的情況下，你的祖母要比你更脆弱；發生政變時，一些軍事獨裁國家要比瑞士更脆弱；危機來臨時，銀行比其他部門更脆弱；或者發生地震時，一些建造結構不牢固的現代建筑要比古老的查特雷斯大教堂更脆弱。關鍵的是，你甚至可以預測哪一個人會存活更長的時間。
衡量反脆弱性有一個簡化的規則，它使我們能夠跨領域（從個人健康到社會建設）地識別反脆弱性。
脆弱推手
我們的想法是，不要去干擾我們不明白的事情。但是，有些人的主張卻恰好相反。
脆弱推手不科學地高估科學知識的能量。因為他認為事情背后的原因是可以自動顯現的。正是因為這些脆弱推手的存在，現代文化對生活中神秘的、難以解釋的、尼采稱之為“酒神式思維”的事物越來越傾向于選擇無視的態度。
我們發展到今天，并非得益于復原力這樣局限性的概念，更非得益于政策制定者，而是得益于一些甘愿冒險、甘愿承擔失誤后果的人，他們是值得社會去鼓勵、保護和尊重的人。
簡單的地方更復雜
與人們的觀點相反，一個復雜的系統并不需要復雜的管理機制和法規，以及錯綜復雜的政策。事實上，越簡單越好。復雜機制會導致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由于缺乏透明度，干預會導致不可預測的后果，接著是對結果中“不可預測”的方面致歉，然后再度出手干預來糾正衍生影響，結果又派生出一系列“不可預測”的反應，每一個都比前一個更糟糕。
然而，在現代生活中，簡單的做法一直難以實現，因為它有違某些努力尋求復雜化以證明其工作合理性的人所秉持的精神。
少即是多，而且通常更有效。
但簡單并非那么容易達到。史蒂夫·喬布斯就認識到：“你必須努力理順你的思維，才能使其簡單明了。”阿拉伯人用一句話來形容清晰明了的散文：沒有清晰的理解，就寫不出清晰的文章。
啟發法是經驗法則的簡化，它使事情變得簡單而易于實施。其主要的優點是，使用者知道它們是不完美的，只是權宜之計，因此，他們很少被這些啟發法的力量愚弄。一旦我們忘記這點，這些經驗就會陷我們于危險之中。
反脆弱性的原型
傳說小亞細亞本都國王米特拉達梯四世在其父被暗殺后被迫東躲西藏，期間由于持續用藥而攝入了尚不致命的有毒物質，隨著劑量逐漸加大，竟練成了百毒不侵之身。
讓我們這樣界定米特拉達梯式解毒法：當人們不斷地接受小劑量的某種物質，隨著時間的推移，對額外的或更大劑量的同類物質逐步產生免疫力的結果。這是在疫苗接種和藥物過敏測試中使用的方法。這還不能稱作完全的反脆弱性，仍處于較溫和的強韌性階段，但已經逐步接近反脆弱性了。我們已經得到了一個暗示，一旦被剝奪了攝取毒物的權力，我們將變得脆弱，強韌化的道路常始于一點點的傷害。
現在考慮這樣一種情況，攝取一定劑量的有毒物質使你變得更為強壯，即在強韌性的基礎上更進一步。藥理學家創造的一個詞——毒物興奮效應——說的就是小劑量的有害物質實際上會有利于機體健康，起到藥物的治療作用。一點點的危害，只要不是很多，只會造福于機體，使其成為更好的整體，因為它會觸發一些過度反應。
剝奪了系統的壓力或重要的壓力源并不一定是好事，甚至可能是非常有害的。
隨處可見的過度補償和過度反應
知識分子往往關注的是隨機性（脆弱性）帶來的負面反應，而非正面反應（反脆弱性）。這不僅僅發生在心理學領域，它隨處可見。
你怎么創新？首先，嘗試惹上麻煩。我的意思是嚴重的但并不致命的麻煩。我認為（這并不是一種推測，而是一種信念），創新和成熟源自最初的創新必要性，但卻超越了滿足這種必要性的狀態（即最初發明或發明嘗試帶來的意外副作用）。
對挫折的過度反應所釋放出來的多余能量成就了創新！
如何在跑馬比賽中取勝
有人說，好馬與劣馬一起賽跑，最終會越跑越慢，而與更優秀的對手比賽則會越戰越勇，并一舉奪魁。壓力源、反毒物興奮效應與挑戰的缺乏都會導致應激反應不足，從而降低最佳表現的水準。波德萊爾的詩中有這么一句話：“信天翁巨大的翅膀阻礙了他的飛行。”——許多人的微積分成績要比另一些人的微積分成績更好。
過度補償機制往往隱藏在最不可能的地方。長途飛行后最好去健身房鍛煉以消除疲勞，而不是坐下來休息。此外，還有一個眾所周知的小伎倆，如果你急著要完成某事，不妨將其交給辦公室里任務最繁忙的（或第二繁忙的）那個人去做。大多數人的空閑時間都會被浪費掉，因為空閑時間會讓他們無所事事、懶惰、無心向學，而一旦他們忙起來，他們往往會在其他任務上也更為積極。過度反應在這里再次顯現。
過度反應機制或類似的機制會使我們在有一點點背景噪聲的地方更好地集中精力，就好像對抗這些噪聲的行為可以幫助我們集中注意力。想想看，人類總有一些不可思議的能力，比如從歡樂的氣氛中洞察不和諧的聲音，在大聲的喧嘩聲中辨識不一樣的信號。因此，不僅我們天生具備過度反應的能力，我們有時還需要一些噪聲。
以冗余的形式呈現的反脆弱性反應
層層冗余正是自然生態系統集中管理風險的顯著特征。我們人類有兩個腎臟（甚至會計師也不例外），額外的器官——許多器官還有額外的容量（比如肺、神經系統、動脈機制），然而，人天生卻不喜歡冗余——人類歷來喜歡欠債。冗余這個詞很不明確，因為如果不發生意外的話，它似乎就是一種浪費，除非發生意外情況。然而，意外通常會發生。
另外，冗余不一定無用，它可能非常有用。
現在，事實證明，同樣的邏輯也適用于過度反應：它就是某種形式的冗余。
一個過度反應的系統一定會采用超額模式，建立額外的能力和力量，預期更壞的結果，對有關危險發生概率的信息做出反應。當然，從機會主義的角度說，這種額外的能力或力量本身也可能是很有用的。
事實上，我們的身體會通過一種非常復雜的方式洞察周圍的一切可能性，其評估風險的能力遠遠強于我們的智商。
信息的反脆弱性
信息是具有反脆弱性的，湮滅信息的努力比宣傳信息的努力更能增強信息的力量。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許多人越是為自己辯解，越會越描越黑。
老謀深算的威尼斯人，知道如何通過故意隱藏信息來促進信息的傳播。你可以嘗試一下下面這個傳播消息的實驗：告訴別人一個秘密，并強調說這是一個秘密，懇請對方“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你越是強調這是一個秘密，它傳播得就越快。
批評本身就是對壓制的反脆弱性反應，錯誤的發現者樂意看到被批評者的反擊，以驗證一些想法。
換份工作
正如前面我們所看到的關于伏爾泰的故事，你不可能杜絕別人的批評；如果批評傷害到你，就遠離它。比起控制你的聲譽或公眾的看法，換份工作要容易得多。
聲譽受損的影響力在互聯網時代是不可控制的，有些工作和職業很容易受聲譽受損的影響，那么這些工作就不值得做。你不會想“控制”你的名聲吧，你無法通過控制信息流實現這一點。相反的，你要努力改變你的風險敞口，比如讓自己置身于一個不因聲譽受損而被影響的位置，甚至置身于一個能從信息的反脆弱性中受益的位置。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作家是反脆弱性的，但我們在下文中將看到，大多數現代職業通常并非如此。
第3章 貓與洗衣機
我們在此不妨作一個大膽的猜想，任何有生命的物體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反脆弱性（當然，反過來說并不成立，有反脆弱性的物體并不一定都有生命）。生命的奧秘似乎就在于這種強韌性。
自然界，或者說生物界，通常同時具備反脆弱性與脆弱性，這取決于變異源（以及變異范圍）的不同。拿人類來說，人體可以從壓力源的刺激中受益（變得更為強壯），但以一定程度為限。
非生物體，也就是沒有生命力的物體，在壓力下往往會衰竭，或者折損，鮮有例外。
我們可以將這一區別視為生物體與非生物體之間的界限。人造物品只有提高反脆弱性才能用作生物組織，這本身就已經彰顯了有機體與機械體之間的區別。你的房子、你的食品加工機、你的電腦桌，最后都會壞掉，而不會自我修復。它們可能會隨著時間的積淀看上去更有品位（比如手工藝品），就好像你的牛仔褲越穿反倒越時髦一樣，但最終它們都難逃時間的摧殘，即使最堅固的材料最后也將破敗不堪。你的牛仔褲穿破后可能看上去更時髦、更別致了，但是其材質并未變得更加結實，也不能自我修復。
人類雖能自我修復，但最終也難逃死亡的厄運。但是，衰老現象一直被人誤讀，對衰老的解釋充斥著精神上的歧視和邏輯上的謬誤。我們曾觀察過老年人和他們衰老的過程，因此我們將衰老視為肌肉的松弛、骨骼的變弱、智力的退化，還有其他種種退化跡象。但是，這些無法自我修復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功能失調造成的——不是由于壓力太大，就是由于恢復的時間太短。我所說的功能失調是指一個人的功能與環境隨機性的結構之間的錯配。
衰老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對舒適生活的誤解，是一種文明病：一心想越活越長壽，可是不知為什么卻越來越多病。在自然的環境下，人們會死，但是不會衰老，或者衰老的時間很短。
現代人那種人為的衰老，正是壓抑了生命內在的反脆弱性的結果。
復雜系統
在一個復雜的系統內，各部分之間的相互關聯度非常重要。你需要從生態學的角度來考慮：如果你消滅了某種動物，那么你就打亂了食物鏈——捕食者將被餓死，而被捕食者的數量則會泛濫，導致生態系統陷入困境，并引發一連串的副作用。同樣的，如果你關閉了紐約的一家銀行，那么將會在從冰島到蒙古的廣大區域內引發劇烈的連鎖反應。
在這個復雜的世界里，“因”的概念總是非常模糊的：要么幾乎不可能確認，要么無法真正界定。
壓力源即信息
因此，這些復雜系統（各部分的關聯如蛛網交織）的核心就是，它們通過壓力源或者借助壓力源，向其組成部分傳遞信息：你的身體之所以能夠獲知有關周圍環境的信息，并非源自你的邏輯機制、智慧、推理能力或計算能力，而是源自壓力，并通過你的荷爾蒙或者我們尚未發現的其他信息傳導機制向你傳遞的。
此外，錯誤及其后果也是一種信息。對小孩子來說，疼痛是唯一的風險管理信息，因為他們的邏輯推理能力尚不完善。復雜系統的運轉完全倚仗信息。傳遞周圍信息的渠道有很多，往往不是眼睛所能發現的。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因果隱蔽性：我們很難看到從原因到結果的明確指向，這讓許多傳統的分析方法與標準化邏輯完全失效。正如我所說的，具體事件的可預測性是很低的，因為存在這種因果隱蔽性。不僅如此，由于因果的這種非線性關系，人們往往需要比常規系統更高的透明度來洞察因果，但可惜，一切都隱藏在不透明的狀態中。
反脆弱性的產生是有條件的。壓力源的刺激頻率非常重要：人類在急性刺激下會比在慢性刺激下表現得更出色，尤其是在急性刺激后給予較長的恢復期，這將使得這些壓力源成為信息的傳導渠道。
這樣的壓力源肯定比一個溫和但連續不斷的壓力源有益，后者大多是讓你在生活中感到壓抑的東西，包括按揭貸款、稅務問題、因拖欠報稅而產生的內疚、考試壓力、瑣碎事務、電子郵件回復、填寫表格、每天上下班通勤，等等。換句話說，這是文明帶來的壓力。事實上，神經生物學家表明，第一種類型的壓力源是必要的，而第二種類型的壓力源對人的健康卻是有害的。
均衡，不再均衡
社會科學家們常用術語“均衡”來形容對立勢力（比如供給方與需求方）之間的平衡，因此，小小的干擾或如鐘擺那樣的偏移，都會招致往相反方向的調整，從而令其恢復穩定。總之，這被認為是經濟調整的目標。
殺死我的東西卻讓其他人更強壯
大自然更喜歡在信息層面，也就是通過遺傳密碼讓游戲繼續下去。因此，有機體需要死亡，以確保大自然的反脆弱性——大自然是投機的、無情的、自私的。
為了永生不死，有機體需要完美地預測未來——近乎完美也是不夠的。但是如果有機體只有一次有限的生命，并在代際延續的時候進行修正，就不需要預測未來的情況，而只需要對事物應該朝哪個方向發展有個極為模糊的概念。事實上，即使是模糊的方向也沒有必要預測。每一個隨機事件都會通過生態物種變異給自身帶來解決方案。就好像大自然每走一步都會進行自我改進，并隨時調整其戰略。
從經濟和體制生活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如果由大自然來負責運行經濟，它就不會不斷地拯救生活在其中的生物，使它們永遠活著，也不會有常設的政府和預測部門試圖掌控未來——它不會讓美國管理和預算辦公室的騙子犯下這樣傲慢的認知錯誤。
如果我們將歷史視為類似于自然的復雜系統，那么，我們將看到，與自然一樣，它不會讓某個帝國永遠統治這個星球——即使從巴比倫王國、埃及王國到波斯王國再到羅馬王國，每一個超級大國都相信自己的統治將長盛不衰，并讓歷史學家將這一結論載入史冊。但是，受制于隨機性和不可預測性的系統，建立了一種超越“強韌性”的機制，見機行事，自我改造，結果整個群體和物種都在不斷變化。
即使有一個物種因某種極端事件完全滅絕，這也沒什么大不了的，因為它是整個游戲的一部分。這仍然是進化的作用，因為存活的物種是優勝劣汰的結果，它們從消失的恐龍手里接管了這個世界——進化不是服務于一個物種，而是服務于整個自然。
因此，從某種程度來說，毒物興奮效應體現在生物個體從直接危害中受益，進化則發生在個體生物在外來傷害中滅亡，而將利益轉給其他存活下來的有機體和未來的后代。
為了說明為什么有機體能借助于傷害而進化（再次強調，以一定程度為限），讓我們來看看抗生素耐藥性的現象。你越是努力殺滅細菌，幸存的細菌就越頑強——除非你能夠完全消滅它們。癌癥治療也是一樣：能夠在化療和放療后生存下來的癌細胞往往繁殖得更快，并占據那些較弱癌細胞被殺死后留下的空白。
有機體即群體，群體即有機體
以群體而非個體的眼光看事物，有機體不是孤立和獨立的，而是有層次和等級的。
舉例來說，如果你每天攝入少量的有毒物質，那么根據當尚的理論，使你機體更健康的機制就是你的系統內部的進化，即壞的（弱的）蛋白細胞被更強壯，也更年輕的細胞所取代，而更強壯的細胞將會逃過一劫（或一些類似的運作）。當你禁食的時候，壞的蛋白質將首先被分解，并通過你自己的身體再生，這個過程被稱為細胞自噬。這是一個純粹的進化過程，自然選擇、優勝劣汰。即使你不接受某些生物學理論（如蛋白質老化與細胞自噬），你也會相信，有機體內部的生存壓力，在有機體遭受外部壓力時，有助于其整體的改善。
錯誤，謝謝你
現在讓我們來探討“錯誤”這一問題，以及為什么有些人的錯誤會對他人有利。
我們可以這樣簡單地描述脆弱性、錯誤和反脆弱性之間的關系。當你脆弱的時候，你往往傾向于墨守成規，盡量減少變化——因為變化往往弊大于利。這就是為什么脆弱的事物需要明確的預測方法，反過來說，預測體系帶來的只能是脆弱性。如果你想做出改變，并且不關心未來結果的多種可能性，認為大多數結果都會對你有利，那么你就具有反脆弱性。
另外，如果能夠理性地進行試錯，將錯誤當作一種信息源，那么，試錯過程中出現的隨機要素其實并沒有那么隨機。如果每次試錯都能讓你了解到什么是行不通的，漸漸地，你就接近有效的解決方案了——這樣，每一次努力都變得更有價值，更像是一筆支出而非一個錯誤。當然，在此過程中你將不斷地有所發現。
從他人的錯誤中學習
我們往往會從別人的錯誤中受益——遺憾的是，受益人不是那些犯錯誤的人。在適當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將壓力視為信息。對具有反脆弱性的事物來說，錯誤帶來的損傷應該小于收益。當然，我們談論的是一些而非所有的錯誤；那些尚不至于摧毀系統的錯誤有助于防止更大的災難。
每一次飛機失事都讓我們離安全更近一步，因為我們會改進系統，使下一次的飛行更安全——失事人員為其他人的總體安全做出了貢獻。但是，經濟崩潰就不一樣了，因為經濟系統的反脆弱方式與我們到目前為止所論及的方式并不相同。為什么呢？我們知道，每年有成百上千的航班在空中往返，一架飛機墜毀并不會牽連其他飛機，因而，錯誤的影響有限，錯誤的原因也相當明確。然而，全球化經濟體系卻是以一個整體在運作：錯誤會快速傳播，并愈加復雜。
再次強調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所談論的是局部而非整體的錯誤，是微小的而非嚴重的和毀滅性的錯誤。這有助于我們將好的和壞的系統區分開來。好的系統，如航空業天生就會有些彼此獨立的小錯誤，或者說彼此負相關的錯誤，一個錯誤的發生會降低未來犯錯的概率。這是區分反脆弱性環境和其他脆弱性環境。
如果說每一次飛機失事都降低了下一次事故的發生概率，那么每一家銀行的崩潰卻會提高下一家銀行崩潰的概率。要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經濟系統，我們必須消除第二種類型的錯誤，即容易蔓延或傳染的錯誤。
簡化導致最嚴重問題的情況
簡化導致最嚴重問題的情況往往出現在用線性來簡化和代替非線性的情況。這才是最罪惡的普羅克拉斯提斯之床，也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遠離極端斯坦
平均斯坦中包含很多變化，但沒有一個是極端變化；極端斯坦中的變化不多，但是一旦發生都是極端變化。
預測
強韌和反脆弱性的系統不必像脆弱的系統一樣，后者必須精確地理解這個世界，因而它們不需要預測，這讓生活變得簡單許多。要看看冗余是一種多么缺乏預測性，或者更確切地說，預測性更低的行為模式。你并不需要精確地知道哪些事件可能會陷你于困境。這些事件可能是一場戰爭、一場革命、一場地震、一次經濟衰退、一場疫情、一次恐怖襲擊等任何事情，但你并不需要作太多的預測。負債的人由于自己的脆弱性，預測的精準性更高一些。
非預測性的世界觀
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之后，尼羅和胖子托尼顯然有了更多的共同點：他們都預測到愚蠢的人的脆弱性會造成危機。他們在一起的原因是，他們都相信，如此嚴重的、以滾雪球的方式和前所未有的規模摧毀現代經濟體系的危機是注定要發生的，原因就在于那些愚蠢的人。
胖子托尼認為，那些書呆子專家、行政管理人員，特別是銀行家們，才是最愚蠢的人（雖然在那時，許多人都認為他們是天才）。而且，更重要的是，胖子托尼認為，他們整體比個體更愚蠢。胖子托尼天生就有一種能在這些愚蠢的人失敗之前就識別出他們的能力。胖子托尼就是靠這個能力賺錢的，同時，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過著一種悠閑的生活。
尼羅的興趣與托尼類似，只是看上去更知性一些。對尼羅來說，建立在自以為理解了事件發生概率的錯覺之上的系統注定要崩潰。
因為賭的是愚蠢的人們的脆弱性，所以胖子托尼和尼羅贏得了反脆弱性。
托尼從危機中大賺了一筆，他的積蓄從七八千萬美元一下子上升到了兩三億美元——當然，不能讓托尼大賺一筆的事情對他來說都是“空談”。尼羅也賺了一些錢，雖然金額遠低于托尼，但令他滿意的是，他贏了——正如我們所說的，他已經在財務上實現獨立，對他來說，賺錢就是浪費時間。
破損的包裹無法恢復原狀
邁向反脆弱性的第一步就是減少不利因素，而不是增加有利因素；也就是說，通過降低自己暴露于負面“黑天鵝”事件的概率，讓反脆弱性順其自然地發揮作用。
降低脆弱性不是可有可無的選擇，而是一種強制性要求。這聽上去可能顯而易見，但似乎總是被忽略。因為脆弱性會帶來嚴重的后果，就如同患上絕癥。一個郵包不會在惡劣的環境中破碎之后，又在恢復適當條件時自我修復。脆弱性與齒輪不可逆轉的特征類似，其造成的損害也是不可逆的。重要的是采取的路線與事件發生的順序，而不僅僅是目標——科學家們稱其為路徑依賴性。這個特性可以這樣表述：你先動腎結石手術然后再麻醉身體的治療方式，與你先麻醉身體再動手術的治療方式是不同的。你吃飯時先享用咖啡和甜點，最后喝西紅柿湯的感受與以相反的順序進餐的感受也是不一樣的。這種路徑依賴的觀點幫助我們簡化了我們的方法：我們很容易識別脆弱性，并把它置于三元結構的脆弱類中，而不看其潛在的益處，因為破碎的東西將永遠破碎。
這種路徑依賴性帶來的脆弱性往往被商人們忽視，這些習慣于靜態思維的人往往認為，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產生利潤，而生存和風險控制等是之后或許會考慮的問題。這些商人忽略的是：較之于成功，生存的邏輯優先級別更高。要賺錢，最好先考慮生存問題。
在考慮與速度和增長（也就是任何與運動）相關的概念時如果不考慮脆弱性，那就是毫無意義的空談。一點顯而易見，但是社會政治話語往往會掩蓋這個基本的問題。
由于路徑依賴性的存在，經濟增長不再能擺脫經濟衰退的風險，金融回報不再能擺脫終端損失的風險，“效率”也沒法擺脫事故的風險。“效率”本身的概念因此變得毫無意義。如果一個賭徒最終面臨爆倉（失去贏得的一切）的風險，那么其策略的“潛在回報”就是無關緊要的。多年前，一所大學的研究員對我吹噓說，他們捐贈基金的收益率約為20%，但他并沒有意識到，這些回報率是脆弱性的，很容易變成災難性的損失，果然，某年因為經濟不景氣，他們所有的賬面收益都化為烏有，甚至危及了大學的日常運轉。
換句話說，如果某個事物是脆弱性的，那么它破碎的風險會導致你做的任何旨在改善它或提高其“效率”的工作都變得無關緊要，除非你先降低其破碎的風險。羅馬作家普布里亞斯·塞勒斯就曾寫過：你無法既倉促又安全地做好任何事情，幾乎沒有一件事情能辦得到。
塞內加的杠鈴
杠鈴的意思是什么？我用杠鈴來將極端情況分隔開。在我們的語境中，杠鈴策略不一定是對稱的，只是說，它由兩個極端條件組成，中間空無一物。你也可以用更技術性的語言稱其為雙峰策略，因為它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模式，而不是單獨的中庸模式。
反脆弱性是積極主動加上保守偏執的組合——消除不利因素，保護自己免受極端傷害，同時讓有利因素或正面的“黑天鵝”順其自然地發揮效用。我們已經看到塞內加的不對稱性：要讓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只需要減少極端不利因素的侵害（情緒傷害），而不是改善中間因素。
杠鈴策略可以指任何由截然不同的兩類方案組成，并且擯棄了模棱兩可的中間路線的策略，它往往會形成一種有利的不對稱性。
在高風險的情況下，與其讓飛機上的所有成員保持“謹慎的樂觀”，或任何其他態度，我寧愿機務人員保持最大程度的樂觀，而飛行員保持最大程度的悲觀甚至過度焦慮。
生物系統中就充滿了杠鈴策略。
要刺激過度反應，就得有一定的傷害和壓力來作為工具。也就是說，讓孩子們玩點兒火，但不要過頭，好讓他們從傷痛中吸取教訓，這是為了他們自己未來的安全考慮。
這也意味著讓人體驗一些（但不是太多）壓力，以喚醒他們的潛力。但同時，他們也需要得到保護，以免受到嚴重危險的傷害——你要忽略小的危險，專注于保護他們免受嚴重傷害，請注意，只需關注嚴重傷害。這種策略可以應用到社會政策、醫療保健和更多的領域。
我們在古人的傳說中也發現了類似的想法：意第緒諺語中就說“做好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情況總能水到渠成”。這句話聽起來平淡無奇，但事實上卻并非如此：只要觀察一下就知道，人們往往做最好的打算，而希望僥幸逃脫最壞的結果。我們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人們反感小的損失，但對非常嚴重的“黑天鵝”風險（他們往往會低估）卻毫無反應，因為他們往往會為小的可能的損失投保，但卻忽略了大的罕見的損失。
遠離黃金中間地帶
這世界上有很多中間地帶并非“黃金地帶”，因此完全適用杠鈴策略（最大限度的安全加上最大限度的投機）。
讓我們以文學作家為例，這是所有職業中最無法妥協的、最具投機性的、要求最高、風險最大的職業。法國文學作家和其他歐洲文學作家都有一個傳統，就是謀一份閑職，比如最無職業壓力的公務員，不需要動多少腦筋，但工作很穩定，這種低風險的工作在你離開辦公室之后就不會再想起，所以下班后，這些作家就利用業余時間寫作，根據自己的標準寫任何他們想寫的東西。法國作家中，學者的人數非常少。而美國作家則不同，他們往往都從事媒體或學術工作，這使得他們受制于系統，也破壞了他們的寫作靈感，從事學術研究的人還生活在持續的焦慮和壓力下，這確實嚴重地干擾了他們的靈魂。美國作家寫的每一行文字都是按照別人的標準，就如妓女一樣，抹殺了內心深處真實的感受。而另一方面，從事閑職兼寫作則是一個相當有效的模式，僅次于享有經濟上的獨立性，甚至比享有經濟上的獨立性更強。
馴服不確定性
很多的杠鈴策略都具有同樣的不對稱性，在風險面前，它們會給我們帶來同樣的保護，并幫助我們利用反脆弱性。它們看起來非常相似。
讓我們選取一些事例來管中窺豹。在個人風險方面，你很容易通過消除任何領域的致命性風險而將自己置于杠鈴結構之中。我個人就對某些風險非常謹慎，同時在其他的風險上又非常冒進。我的規律是：不吸煙、不吃糖（尤其是果糖）、不騎摩托車，不在城市以外的地方騎自行車——或者更廣泛地說，不在沒有交通的區域，如撒哈拉大沙漠里騎車，不與東歐的黑社會有瓜葛，不上一架不是專業飛行員（除非有副駕駛）開的飛機。但除了這些之外，我可以承擔各種形式的職業和個人風險，尤其是那些不會給我帶來任何終極傷害的風險。
社會政策往往保護弱勢群體，同時讓強者各盡其職，而不會幫助中間階層鞏固其特權，因為這樣會阻礙進化，造成各種經濟問題，最終還會給窮人帶來最大的傷害。
在英國成為一個官僚國家之前，它呈現出一種兩極分化的杠鈴結構，一端是冒險家（從經濟上和物質上而言），另一端是貴族。貴族除了保持某種謹慎的態度，其實沒有扮演重大的角色，而冒險家則各國間游走，尋找貿易機會，或待在國內修補機器。但是，現在的倫敦則一律由追逐獎金的資產階級精英組成。
我的寫作方法如下：一方面，我寫任何人都能讀懂的散文，另一方面，我寫技術性論文，不會寫介于兩者之間的文章，如記者訪談、報紙文章、署名評論等非出版社要求的文章。
讀者可能還記得我提到的訓練模式：練習舉起你能承受的最大重量，隨后什么都不做，這與健身房中許多人以較低強度鍛煉很長時間的模式很不相同。我所說的訓練模式，輔以毫不費力的長時間散步，構成了鍛煉的杠鈴模式。
更多的杠鈴策略：做一些瘋狂的事情（偶爾砸壞家具），就像希臘人在飲酒討論會進行至后半場時所表現的那樣，而在更大的決策上保持“理智”。閱讀無用的娛樂雜志，以及經典書籍或復雜的著作，但不要讀平庸的書籍。與大學生、出租車司機和園丁，或最優秀的學者交流，但不要和庸庸碌碌但野心不小的學者交流。如果你不喜歡某個人，要么隨他去，要么擊垮他，不要只是停留于口頭攻擊。
所以，請記住，隨機性的杠鈴策略會通過減輕脆弱性、消除傷害導致的不利風險來增強反脆弱性，也就是減少不利事件帶來的痛苦，同時確保獲得潛在收益。
再回到金融投資上，杠鈴策略并不一定是以部分投資于抗通脹的現金、部分投資于投機性證券的形式呈現的。任何消除毀滅性風險的策略都屬于杠鈴策略。具有傳奇色彩的投資者拉伊·戴利奧送給進入投機性賭局的人一條鐵律：“確保發生不可接受情況（即毀滅或災難）的概率為零。”這樣的鐵律也讓我們看到了杠鈴策略的身影。
還有一個觀點來自羅里·薩瑟蘭：英國對因酗酒患上小病的病人的建議是，將每天的飲酒量縮減到一定克數以下。但其實，最優化的策略是每周戒酒3天（給肝臟一定的休息時間），而在其他4天的時間內自由飲酒。這個觀點與其他杠鈴策略背后的數學推導，我們將在之后闡述詹森不等式時進行討論。
三元結構的右欄，反脆弱類的大多數項目都有杠鈴結構，這是必要條件，但并非充分條件。
因此，正如斯多葛主義是關乎情緒的馴化而非消除，杠鈴策略也力求馴化而非消除不確定性。
可選擇性、技術與反脆弱性的智慧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創新、選擇和可選擇性的概念。如何進入無法穿透的事物內部，并徹底主宰它、征服它。
你真的知道要往哪里去嗎？
圣托馬斯·阿奎那所著的《神學大全》這類里程碑式的書，已經不復存在了。所謂大全，就是對特定學科的一個全面闡述，同時也擺脫了之前的權威所規定的結構——所以是超越教科書的一類書。至于這本大全，它的主題是神學，也就是涵蓋所有哲學性的東西，但同時它也對所有與其論點有關的每一類知識體系進行了評論。它在很大程度上指導著中世紀人們的思想。
這與主題簡單、封閉式題材的書籍大不相同。
所有博學者對反脆弱性的詆毀，從《神學大全》中多處重申的主旨語句中就能看出來；其中有一處是這么說的：“代理人若非為了一個明確的結果是絕對不會行動的。”換句話說，代理人應該知道行動的方向，這是一個源于亞里士多德目的論的觀點。每個人，包括斯多葛主義者，但不包括懷疑論者，都在思想上傾向于目的論，但在行動上并沒有表現出來。順便說一句，阿奎那引述的還不是亞里士多德的話語，他稱后者為哲學家，他所引述的是亞里士多德思想在阿拉伯的集大成者、哲學家伊本·魯西德，也被稱為阿維羅意的話。阿奎那稱其為評論家。評論家對這個世界造成的傷害可不小。西方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阿拉伯思想的影響，這一點遠超我們的認識，而中世紀后期的阿拉伯人已成功地擺脫了中世紀的理性主義。
整個思想傳承都植根于這句話“代理人若非為了一個明確的結果是絕對不會行動的”，這就是人類最普遍的錯誤所在，再加上兩個或兩個多世紀對無條件科學認知的錯覺，這個錯誤就越發復雜了。同時，這個錯誤也將導致人們陷入最脆弱的狀態。
目的論謬誤
我們在此所說的目的論謬誤，是指你有個錯覺，以為自己確切地知道將來的方向，在過去也確切地知道自己將來的方向，其他人過去所取得的成功也源于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方向。
一個理性的漫游者與觀光客不同，他在旅途的每一步都可能導致他修改日程安排，這樣他就可以根據新的信息制訂計劃，就像尼羅在旅途中所嘗試練習的就是依靠嗅覺的引領。如果根據新的信息，該計劃不再有效，那么漫游者也不會固守原有的計劃。觀光客，不管是真正的還是比喻意義上的觀光客，無不抱有目的論錯覺；他們假定愿景的完整性，并將其鎖入一個難以修訂的計劃，而漫游者卻會持續，最關鍵的是，合理地根據他獲得的信息修訂他的目標。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警告：無論在生活還是事業中，漫游者的機會主義都是很管用的——但這不包括私人生活和涉及其他人的事務。在人際關系中，與機會主義相反的是忠誠，一種高尚的情操——但這需要人們在正確的地方進行足夠的投資，也就是長期致力于維護人際關系和道義。
你可能認為，你確切地知道自己要去往哪里，并認為你今天會知道你明天的偏好。這個謬誤還有一個關聯謬誤，即你認為其他人也知道他們要去往哪里，如果問他們，他們一定會告訴你他們想要的是什么。
千萬不要問別人：他們想要什么，或者他們想去哪里，或者他們認為他們應該去哪里，最糟糕的情況是，他們認為明天會渴望什么。那位電腦創業者史蒂夫·喬布斯的力量正是在于不信任市場研究和焦點小組——這些都基于問人們他們想要什么——而是跟隨自己的想象。他的理念是，人們根本不知道他們想要什么，直到你提供給他們。
一個人如果能夠改變一種行動，那表示他有改變的選擇權。選擇權——以及可選擇性，即選擇權的特征——是第四卷的主題。可選擇性可以帶我們去很多地方，從根本來說，選擇權能讓你具備反脆弱性，它幫助你從不確定性的積極面中受益，同時也不會因其消極面而經受嚴重的傷害。
正是可選擇性促進了事物的運作和成長，但不是所有人都明白這一點。很多人痛惜美國正規教育的水平之低（比如以數學成績來衡量的話）。然而，這些人沒有意識到，許多創新都是在這里誕生，而被其他地方所模仿的。但這些并不歸功于大學，大學所獲得的贊美遠多于它們實際的貢獻。
與工業革命中的英國一樣，美國的資產很簡單，就是在冒險和運用可選擇性方面，這是一種卓越的能力，即參與到合理的試錯活動中，失敗了也不覺得恥辱，而是重新來過，再次失敗，再次重來。而現代日本則恰好相反，失敗給人帶來恥辱，導致人們想方設法地隱藏風險，不管是金融風險還是核電風險；創造很小的收益，卻要坐在火藥桶上，這種態度與他們尊敬失敗英雄的傳統，以及雖敗猶榮的觀念，形成了奇怪的對比。
也許我們最大的資產就是我們最不信任的東西：某些風險承受系統的內置反脆弱性。
壓力在哪里？
阿布扎比模式中似乎缺少某種東西，我們從中看不到壓力。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表明因果箭頭方向的證據，也就是說，看看靠課堂授課而增長的知識是否能夠帶來經濟繁榮。我們知道，反過來說這句話倒是真的，即財富的積累推動了教育的發展——這不是一種錯覺。我們并不需要借助世界銀行的數據，我們僅坐在扶手椅上就可以推斷出這個結論。讓我們弄清楚箭頭的方向：
教育 → 財富和經濟增長
或者，
財富和經濟增長 → 教育
證據很容易檢驗，它們就在我們眼前。只要看看既富裕，教育水平又達到一定程度的國家中，哪一個條件在另一個條件之前即可。
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教育對個人來說是沒有用的：教育可以為我們的職業生涯帶來有用的文憑，但這種效果在國家層面上將被沖淡。教育可以穩定家庭各代人的收入。一個商人賺了錢，那么他的孩子可以上巴黎大學，成為醫生和法官。家庭之所以能維持財富，是因為文憑幫助家庭成員在祖輩的財富耗盡后還能長久地處于中產階層。但是，這些影響對國家并不起作用。
很多人僅僅根據沒有先進的知識很難想象微軟或英國航空航天公司會存在，就推導出教育水平更高將帶來更多財富的觀點。
這種說法并不是反對為降低人民的分配不均，讓窮人有機會接觸優秀的文學作品，閱讀狄更斯、雨果或朱利安·格拉克，或在貧窮國家中提高婦女的平等、自由等崇高目標，而采用政府資助教育的政策。但是，我們不應該在這些事情上以“促進增長”或“財富”為借口。
有一次，我在一個聚會（聚會真是一個體現可選擇性的好地方）上遇到了艾莉森·沃爾夫。當我讓她向其他人解釋資助正規教育的效果并不明顯的證據后，有一個人對我們的懷疑論感到非常沮喪。沃爾夫指著滿屋子聊天的人回答道：“真正的教育就是這樣的。”我不是說知識不重要，這個討論中懷疑的是商品化的、預先包裝與粉飾過的知識，也就是在公開市場上能買到的并用于自我推銷的東西。此外，我想提醒讀者，學問和有組織的教育不是一回事兒。
晚餐的最佳搭檔
除了穩定家庭收入，教育還有諸多好處。教育可以讓人成為舉止更得體的晚餐伙伴，這一點不可忽略。通過教育來改善經濟的想法還是比較新穎的。早在50年前的英國政府文件中，就提到了與我們今天的教育目標所不同的目的：改善價值觀，培養好公民，促進“學習的內在價值”，而不是經濟增長。
同樣的，在遠古時代，學習只是為了學習，希望使人成為一個好人、一個值得交談的對象；而不是增加城市里戒備森嚴的金庫中的黃金存量。坦率地說，創業者，特別是科技行業的創業者，并不一定是吃晚飯的最佳伙伴，他們在本職工作上做得越好，就越不是晚飯的好伙伴（當然也有一些例外）。我記得我在以前的公司招聘人時會用一個啟發法（即“如何區分那些去博物館欣賞塞尚和那些關注垃圾桶的人”）：談話越有趣，越有文化的人，越是會以為自己在實際事務中效率較高（一些心理學家稱之為暈輪效應，即人們錯誤地認為他們在某些方面的技能，比方說，滑雪的技能一定能轉化為管理陶器作坊或銀行部門的技能，或者一個優秀的棋手在現實生活中也可以是一個很好的戰略家）。
顯然，將做事的技能等同于談話的技能是不嚴謹的。談到優秀的實務工作者，我的經驗是，他們有時可能是我們所完全不能理解的——他們無須花費很大力氣去把他們的見解和內部的條理以優雅的風格說出來。創業者往往是實干家，而不是思想家，實干家重行動，而不是語言，因此用談吐來衡量他們未免不公平，甚至是錯誤的，是徹頭徹尾的侮辱。技術工人也是如此，我們應該以他們的產品，而不是表述能力來衡量他們的手藝——實際上，他們很容易產生錯誤的觀點，這些錯誤的觀念會產生副作用（反醫源性損傷），促使他們做出更好的產品，所以一切又有什么關系？另外，對于政府工作人員，由于缺乏衡量成功的客觀標準與市場力量，他們往往會因膚淺的外表和優雅的“暈輪效應”而當選，副作用是使其更加擅長交談。我敢肯定，與一位聯合國官員共進晚餐一定比與胖子托尼的某個親戚或者一位癡迷于電路設計的計算機創業者更容易找到有趣的話題。
我的理性世界因此粉碎，就好像我學習的一切不僅是無用的，還是一個規劃縝密的騙局。當我第一次從事衍生品交易或“波動性”職業（我善于應對非線性）時，我專注于匯率，這是我學習多年的領域。當時我不得不與外匯交易員共事，但這些人對技術性金融工具遠不如我那么熟悉，他們的工作僅僅是貨幣買賣。貨幣兌換是非常古老的職業，有著悠久的傳統和技藝；記得耶穌基督的故事里就已經提到了兌換銀錢的事。從聲名顯赫的常春藤盟校來到這樣的環境中，說實話我有一點兒震驚。你可能認為，專門從事外匯交易的人一定了解經濟、地緣政治學、數學、貨幣的未來走勢，以及各國貨幣的價差，又或者他們會努力研讀各類研究院發布的印刷精美的經濟學報告。你可能會聯想到戴著領結在周六晚上聽歌劇，吃飯時有葡萄酒侍酒師戰戰兢兢地在一旁服務，周三下午練習探戈，或者說一口標準英語的光鮮的都市金領。可是，你完全錯了。
我做這份工作的第一天，因為發現真實的世界與我想象的完全不同而大為震驚。外匯交易員最初主要由新澤西/布魯克林的意大利人構成。這些人大多是市井平民，在銀行辦公室從事外匯往來業務起家，隨著市場擴張的甚至膨脹，他們的生意越做越大，加之貨幣匯率的自由浮動，他們慢慢成為貨幣交易商，并在該行業中嶄露頭角，從而繁榮發達。
與我談話的第一位專家是一個名叫巴索的人，他穿著手工制作的布萊奧尼西裝。有人告訴我，他是世界上最大的瑞士法郎交易商，是他所處時代的傳奇——他曾預測到在20世紀80年代的美元大崩潰，并控制了巨額的頭寸。但通過與巴索的簡短談話，我發現他竟然不知道瑞士在地圖上的位置——與我一樣愚蠢，我以為他是瑞士裔意大利人，但是他竟然不知道瑞士還有說意大利語的人，他也從未去過瑞士。當我意識到他并非交易員中的特例時，我開始害怕我這些年接受的正規教育在我眼前蒸發。從那一天開始，我停止閱讀經濟報告。在這個“去知識化”的過程中，有一陣子，我甚至對知識性的東西感到惡心，事實上，我可能到現在都沒有恢復過來。
如果紐約是藍領階層的發源地，那么倫敦則是次藍領階層的發源地，甚至更成功。交易員們是純粹的東倫敦人，甚至與說標準英語的階層格格不入。他們是市井平民，帶有自己獨特的口音，使用自己的一套數字系統。比如，5在他們口中是“高迪瓦小姐”或“叮”，15是一個“海軍準將”，25是一匹“小馬”等。我學習東倫敦語主要是為了溝通，大多數是為了在我休閑時間與同事喝酒時使用；當時，倫敦的交易員幾乎每天都在午飯時喝得醉醺醺的，特別是周五紐約證券交易所開市之前。“喝杯啤酒會讓你變成一頭獅子。”一個交易員在開市之前匆匆喝完他的酒之后，這樣對我說。
最熱鬧的場景莫過于從揚聲器中聽到紐約本森赫斯特的居民和東倫敦的經紀人跨大西洋的對話了，尤其是當布魯克林的家伙們還企圖帶上一點兒東倫敦腔（這些東倫敦人有時候說不出標準英語），以便讓對方聽懂他在說什么。
這給我上了一課，讓我知道，經濟學家所說的價格與現實不是一回事兒。一個數字可能是另一個數字的函數，但是這個函數太復雜，很難用數學方法表示出來。它們的關系中可能存在可選擇性，這是那些不擅長理論闡述的人所深知的東西。
胖子托尼是怎么致富（以及變胖）的
在科威特戰爭之后，胖子托尼成了（真正的）胖子托尼，變得更有錢且體重更重了（仍舊是這個順序，即首先富有，然后肥胖）。1991年1月，美國襲擊了巴格達，拯救了被伊拉克侵占的科威特。
社會經濟中的每一個聰明人都有自己的理論、運氣與好壞年景，諸如此類。但托尼除外，他甚至不知道伊拉克在哪里——它是摩洛哥的一個省，還是東巴基斯坦某個吃辛辣食物的酋長國。托尼也不知道伊拉克人吃什么食物，所以那個地方對他來說并不存在。
他只知道愚蠢的人是存在的。
如果你向當時任何一個聰明的“分析師”或新聞記者打聽，他一定會預測，一旦戰事爆發，油價就會上漲。但是，托尼恰恰對這種因果關系不以為然。所以，他反向打賭：如果人們都對戰爭推高油價的情況做好了準備，那么油價必定會據此做出調整。戰爭可能會導致石油價格上漲，但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在預訂好日期的戰爭中——因為價格會根據預期進行調整。“我們一定會看到石油跌價的。”托尼說。
聽聽戰爭期間的新聞就知道，油價果然從每桶39美元左右狂跌幾近一半，但托尼的30萬美元的投資卻已經升值到1 800萬美元。“人的一生中只有少數幾次你絕對不能錯過的機會。”他后來在與尼羅共進午餐，試圖說服尼羅對金融體系的崩潰投注時說道：“千載難逢的投機機會來找你了，不要以為關注新聞就能找到機會。”
請注意胖子托尼的重要陳述：“科威特和石油不是一回事兒”。這是混為一談的一個重大領域。對托尼來說，這個局面利大于弊。
事實上因為油價大跌，許多人連自己的襯衫都輸掉了，雖然他們正確地預測到了戰爭。他們只是認為戰爭和石油漲價是同一件事。但事實是，石油囤積太多，庫存太多。我記得，我當時曾到一個大基金經理的辦公室轉悠，墻上掛著伊拉克地圖，他的辦公室簡直像作戰指揮部。這個基金小組成員對有關科威特、伊拉克、華盛頓和美國的情況都了如指掌，只除了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那就是戰爭與石油沒有一丁點兒關系——它們不是一回事兒。他們做好所有分析，但與任何事情都沒有關系。當然，這個基金經理在石油價格下跌后慘賠，據我所知，他后來去法律學校讀書了。
除了看問題要排除敘述性謬誤，我們還要接受另一個教訓。大腦中裝滿太多復雜的技巧和方法，往往會使人忽略基本的東西。但是，現實世界中的人是絕對不能忽略這些事情的，否則他們會遭遇失敗。與研究人員不同，他們被置于生死存亡的境地，而不只是面臨一個難題。所以，少即是多：一方面，研究得越多，就越容易忽略基礎但根本的事情；另一方面，行動能將事情剝絲抽繭，直至剩下盡可能簡單的模型。
脆弱性，而非概率
如果你坐下來，用筆記下過去一周內所有的決定，或者如果可以的話，記下你一生中的所有決定，那么你就會認識到，幾乎所有的決定都具有不對稱性的收益，一面造成的結果大于另一面。你的決定主要基于脆弱性，而非概率。換句話說，你的決策主要基于脆弱性，而不怎么取決于真/假。
讓我們再來討論一下在現實世界中做決策時，僅判斷真/假的不足之處，特別是當涉及概率時。所謂真或假相當于概率的高或低，也即科學家們稱為“置信水平”的東西；如果一個結果的置信水平是95%，意味著該結果錯誤的概率為5%。那么，這個概念當然不適用，因為它忽視了規模的影響，要知道即使是小概率的極端事件也能帶來十分糟糕的結果。如果我告訴你，某些結果為真的置信水平是95%，你會非常滿意。但是，如果我告訴你，這架飛機安全飛行的置信水平為95%，你會作何反應？即使是有99%的置信水平也不行，因為1%的墜機概率也將帶來可怕的結果（如今，商用飛機的墜機概率為幾十萬分之一，而且還在改善，正如我們所見，每一個錯誤都有助于整體安全性的提高）。因此，再說一遍，概率（即真/假）在現實世界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件帶來的影響。
你一生中可能做了上億個決定。你計算過所做決定的概率嗎？當然，你在賭場中可能會考慮概率，但在其他情況下很少這樣做。
對于脆弱的物體而言，溫和沖擊的累積效應低于等量的單一嚴重沖擊所造成的單一影響。
這讓我看到了一條規律：極端事件對脆弱性事物的傷害程度遠高于一系列溫和事件造成的傷害——再沒有其他辦法可以界定脆弱性事物了。
現在，讓我們把這一論點反過來，來考慮一下反脆弱性。反脆弱性也是根植于非線性與非線性反應的。
對于反脆弱性物體來說，在一定限度內，沖擊越強，帶來的益處越大（相應的，傷害也更小）。
隨著復雜性的增強、各部分之間相互依存度的增加、全球化的推進，以及所謂“效率”這種讓人們違背規律行事的野蠻概念的出現，“黑天鵝”效應勢必增加。對了，咨詢師和商學院的出現也加劇了這一趨勢。一個地方出現問題就可能導致整個項目的停頓——項目最薄弱的一環往往決定了項目的成敗（一種負凸性效應）。世界變得越來越難以預測，我們越來越多地依賴于錯誤的高科技技術，這些技術的相互影響很難估計，更不用說預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