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就是《平均的終結》的副標題。這是一本能讓你刷新認知，在這個巨變時代獲得一些“搶跑”優勢的書。
一、一種落后的世界觀——平均
這是一幅號稱是計算機科學家算出來的中日韓三國青年男女平均臉：
可見，這三男三女長得挺不錯，但是不是長相距離他們越遠就越丑呢？當然不是，因為我們自然而言想到，這有點像被刻意搞得很勻稱的整容臉，平時所見到的那些令人怦然心動的女生，并不是每個人都長了一個整容臉，她們有千奇百怪的美，有多姿多彩的美，每個人，都美得與眾不同。
再看這個雕像
1945年，美國人把15000名青年女性的身體數據，搞了一個平均標準，據此塑造了一個雕像，視為完美女孩。接著搞了一個選美比賽，有3864名青年女性參加并把身體數據寄給主辦方，竟無一與雕像數據全部吻合，哪怕放寬到只看五個指標，也才找到四十個符合的人。
當年美軍也遇到過這種問題，他們根據4063名飛行員、每人10個身體數據，取平均值算出一個美軍標準飛行員的身材，據此搞了一個飛行駕駛艙，結果很多人都不適應。
還有一個記憶力實驗，通過核磁共振檢測不同的人記憶同樣的單詞大腦活動區域，結果發現，每一個人記憶活動的大腦區域實在是非常不一樣。
由此可見，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是非常大的，根本就沒有什么標準人。我們不妨放寬視野，看看太陽系、銀河系里面的行星，是不是幾乎沒有一模一樣的？我們現在探索宇宙這么久了，也沒有找到一個跟地球一模一樣的，甚至稍有類似都讓地球人感到不可思議，那為什么我們對宇宙的認識和對人的認識不一樣呢？先讓我們來追根溯源。
二、“平均”的歷史——四個人的故事
第一個人，阿道夫·凱特萊
19世紀中期，歐洲各國開始大規模統計人口數據，進入了第一個“大數據時代”。有了數據，凱特萊就開始了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社會問題，多次測量取平均值，這在當時是一種非常高級的科學方法。凱特萊最初對比利時士兵做了一次測量，身高、體重等等，計算出了歷史上第一個“平均人”。凱特萊的一個特別貢獻，是他給這個“平均人”賦予了一個意義 —— “平均人”，是最完美的人，人就應該是平均人！
第二個人，弗朗西斯·高爾頓
高爾頓認為，“平均”根本不值得追求 —— 你應該追求高于平均！你的跑步速度比平均人快，你應該以此為榮啊。在高爾頓看來，偏離平均值，既不是誤差也不是錯誤，而是排名的參照物。高爾頓發展出了一系列人格測驗的方法，想通過考察個人相對平均水平的差異，來把人分為高中低檔。從那時到今天，人們對“平均值”就有了兩種態度：①用一群人的平均值來代表一個人，說明什么叫“正常”，并且作為公共政策的依據；②用偏離平均值的距離，來給人排序和分類。
第三個人，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
今天人們常說的“泰勒制”，就是他的發明。19世紀末，當時美國工人非常不專業，工作效率參差不齊，工人離職率也相當高。泰勒關注的，是怎么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泰勒是“凱特萊”的信徒，他考察了工廠里每一道工序上，若干個工人所需要耗費的平均時間，就把這個時間作為標準時間，并推導出標準工作量。“泰勒制”的核心思想，就是這個標準化，我不求你超額完成任務，但你必須在標準時間內完成標準工作量。今天看來這點有些難以理解，但是對當時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無組織無紀律的粗人來說，變成“標準人”，可是對自我的提升！
第四個人，愛德華·桑代克
他直接繼承了高爾頓的思想，還進一步發揮了—— 認為人和人之間的區別是天生的。教育系統的任務，就是把不同類型的學生輸送到不同的社會崗位上去。桑代克發明了標準化考試，堪稱是現代考試制度的鼻祖。這樣整個教育系統就成了一個大工廠。這個工廠干的不是“啟蒙”，也不是“培養人才”，更不是“傳播知識”，而是把人分類！大部分人去泰勒制工廠當工人，一部分人去當經理。
從凱特萊到泰勒，從高爾頓到桑代克，圍繞“平均人”的兩個思想，直接造就了現代的企業制度和教育制度，影響力一直達到今天。每個人都被貼了標簽，分了類，評定了排名。你作為一個個人的個性、想法和感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相對于“平均人”是個什么狀態。人，在這個體系中只不過是個勞動力，是個生產單元，是個工業品。
在此，我先嘗試回答幾個問題：①為什么會有“標準”？或許源于人類認識世界對確定性的追逐，不確定則不安全，本質上是一種為節約成本而走捷徑式的粗放認知。②“標準”有什么影響？人為設定一個有欠科學和公允的刻度，壓抑個性，否定差異，工業上雖能淘汰不合格產品，生活中則是對人的傷害。③為什么“標準”不適用？“過度擬合”，自然不適應現實情況了。④去“標準”化的機遇？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被算法控制的“標準”服務會更多，與此同時，人也就更能集中精力干那些“不標準”的充滿創造力的事！
接下來，該是想想怎么辦的問題了。
三、這才是人——找到獨特優勢
這是梅西的“雷達圖”
喜歡玩FIFA或足球經理之類游戲的都知道應該這樣考察一個球員，但是，我們求職、求學這些考慮了嗎？沒有。看來，人生如戲，并非如此。
即使是谷歌這么牛逼的公司，前幾年也就只看看一個人的畢業院校、大學成績這些簡單的數字。2012年《華爾街日報》做了一個調查，發現在財富500強企業里，有60%的公司都是只用一個指標來評價員工表現。可是，成績或業績并不能說明什么，人的長相、智力、品性、道德、身高、體重等等，在統計學家看來，其相關性都在0.4以下，也就是弱相關，甚至無關。
后來，谷歌做了一個內部研究，考察了300多項指標，想找到一個特別好用的，可惜，沒有，但發現幾個事實（注意，能進谷歌的肯定是在一定門檻上的，你偏要以此標準去看待城管群體肯定不行）：
①一個人的SAT（相當于中國高考）成績，和這個人的工作能力毫無關系；
②畢業院校和工作能力也沒關系；
③是否曾經在編程比賽中獲獎，和工作能力也沒關系；
④在大學的學習成績，和工作表現有關系，但這一點只在畢業三年內有效 ——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已經畢業超過三年了，再看他在大學里的學習成績就沒有意義了。
由此可見，用單一指標評價人才的時代即將過去，每個人都需要一張自己的雷達圖。
對大多數人而言，在這個平均向不規則、單維向多維變遷的年代，不妨“搶跑”一下，自己完成你的第一幅“雷達圖”——推薦比較權威的蓋洛普優勢識別器。認識你自己，認清你自己，認準你的優勢，很重要。
四、人是這樣的——識別具體場景
我比較喜歡的心理學，常常高度概括人類，比如說人們會有“從眾心理”、“幸存偏誤”、“內群體偏袒效應”；而我們每個人看待另一些人或個人，往往喜歡貼標簽，比如某省人很假、農村人很笨、程序員很宅，等等。前面就講了，人是非常復雜的個體，怎能如此簡單粗暴地看待另一個人呢？
華盛頓大學教授正田裕一九十年代搞了一個著名研究，在一個夏令營里對84個6-13歲的孩子做了為期六周的系統性觀測，每隔1小時記錄一次對孩子們的性格評價，總記錄數據達到14000多個小時，平均每個小孩被跟蹤觀察167個小時。
這項研究最重要的結論，就是每個小孩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所表現出來的性格是不同的。這其實很好理解，比如你第一次與情人約會，表現得很內向；第一次與兄弟喝酒，表現得很外向；第一次向大boss匯報，表現得很緊張……那你到底是外向、內向還是什么性格？
正田裕一據此提出，人在這個情境下是一個性格，在另一個情境下完全可以是一個相反的性格。就算你把不同的情境都考慮到，給他算個性格平均值，有什么意義呢？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科學地談論人呢？最科學的方法，是考慮具體的場景，A場景下他是怎樣的人、B場景下他是怎樣的人、C場景下他是怎樣的人……
所以，簡單地給人貼標簽，認為自己或別人是怎樣的人，已經過時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認知升級，或許會讓你再次“搶跑”……
五、路是自己走出來的——擯棄標準路徑
1998年，有一個就是不信“平均”的女科學家，克倫·阿道夫，實地觀察了28個孩子到底是如何學會走路的。她把每個孩子都當做獨立的個體，全程觀察每個孩子的成長過程。結果，通過這28個孩子，她竟然總結出了25種從爬行到走路的成長模式。可以說每個小孩的過程都不同！有些小孩可能直接跳過爬行這一步，學會了走路；還有小孩在中途還出現過退步的現象。但不論如何，最終所有的孩子都學會了走路，都走得一樣好。阿道夫得出結論，過去醫學界主流認為小孩有固定的成長階段，是沒有科學根據的說法。
這給了我們一個極其重要的啟示，學走路這種事，每個孩子成長過程都不一樣，那么成年人的學習和工作成長，又怎么能一樣呢？殺豬，有的人就是要殺屁股，照樣高質量；學習，有的喜歡自學，有的通過談話學，有的喜歡讀有的喜歡聽……哪有所謂“正常”的學習軌道；職場，有的平步青云，有的步步驚心，有的穩中求進……怎會存在一個“標準”的職務升遷軌道。
每一條路，都是你自己特立獨行出來的……
毒雞湯，好勵志，來來來，一口干……
最后的兩點想法：
A、“泰勒制”把人看作經濟人，對工人進行精細算計，只要工人的執行力不要創造力，強調工人的紀律性貶低自由度，如今看來那是很壓抑人性，起初也是遭遇工會的強烈抵制，但不得不說，“泰勒制”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其實，“泰勒制”的出現是一個“范式轉移”的例證，表面看它推動了管理革命，實際上它促成了思維革命，這也是當年泰勒本人一直強調并在法庭作證時反復陳述的。再看，如今我們是不是也面臨“范式轉移”呢？轉移過渡期往往是沖突最激烈的……
B、人是不規則的，人才就是在不規則基礎上再不規則一點？不規則并不是完全排斥平均，作為現代人的基本素質仍然需要在平均區間的下限之上，就像那么多患盧伽雷病的人也就僅僅出了一個霍金。由此再進一步，霍金能成為霍金，是因為超級不規則，長處光芒四射，讓其它短板都黯然失色。所以，人才，就是正向不規則完爆負向不規則？人類，既是想像共同體，又是合作共同體，都需要分工和協作，從這個意義上講，再不規則的人，也是一顆“螺絲釘”、某個“元器件”，根本區別僅在于共同體內你的可復制性和可替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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