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生活是幸福的生活？

在第一卷《善》中，亞里士多德就提出幸福是最高善，是靈魂最合德性的實現活動。那這種實現活動到底是什么？它與我們前面所說的德性是什么關系？我們又如何才能獲得幸福？這或許是這一章要解決的問題。

第一卷就說幸福不是品質，而是人的一種自身就值得欲求的、自足的實現活動。因其是最高善，是以自身為目的的，所以自身就值得欲求，因其無需以其他物為目的，所以是自足的生活。同樣的，合德性的活動和娛樂活動也是以自身為目的的活動，那這兩者跟幸福是什么關系呢？合德性的活動，是高尚的、好的行為是值得欲求的，似乎具有幸福的性質，但是它和幸福有什么關系呢？本卷最后會談到這個問題。

而娛樂活動，雖然它是以自身為目的的，是自身值得欲求的，但是真正的值得欲求的消遣是節制的消遣，是好人的消遣；雖然消遣是以自身為目的，但是與幸福相比，它不是最高目的，看是為了自身的目的實際上真正的消遣是一種休息，為了實現活動的順利進行的目的而休息的；那這種實現活動到底是什么呢？亞里士多德在這里說嚴肅的工作比消遣好，其原因是較好的能力和較好的人，其實現活動更為嚴肅，所以嚴肅的工作更為優越，更具有幸福的性質。他的這個結論應該是基于現實的觀察或者是當時人們普遍的認可。事實上，整本書，很多內容都是基于一些當時人們普遍認可的前提，以及當時人們的經驗。這或許正與整本書注重的實踐、注重經驗的風格相契合。

善是靈魂合德性的實現活動。幸福是最高善，是合乎最好的德性的實現活動。而前面我們分析的各種德性中，似乎理論智慧是最好的德性，而理論智慧中最好的德性是智慧，因此幸福是合智慧的生活。而文中是用“努斯”來表達的，不過這種努斯應該是既包括第一原理的直觀理性，也包括知識的智慧，而不是在理論智慧那一卷所單指的直觀理性。亞里士多德認為這種合努斯的實現活動是思辨的生活。其理由為何？書中列舉了幾個理由，但這些理由似乎都不是來證明為何幸福的生活是思辨的生活，而是表明思辨的生活的幾個特點。

其一，思辨是最高等的一種實現活動。努斯，也就是智慧，所在的靈魂的部分是我們身上最高等的部分，而思辨則是這部分靈魂和其德性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是最高等的實現活動。但是這跟幸福又有什么關系呢？幸福合乎最好的德性的實現活動，而思辨的生活也是如此。因此從其對象上說，幸福是思辨的生活。

其二，思辨最為連續，比任何其他活動都更為持久。這是從時間上說的。但是幸福是否如此，似乎并沒有說明。對思辨為什么最為連續也沒有作說明，或許這是當時的一種共識吧。

其三，思辨是最令人愉悅，能帶來最純凈的快樂。這種愉悅應該是一種思辨過程中所伴隨的一種節制的快樂，而這種快樂僅僅為了自身而快樂，并不是為了其他目的，這或許是所謂的純凈之意吧。

其四，思辨最為自足。思辨的生活是以自身為目的的實現活動，從行動目的上看，它是自足的。同時，它并不像道德德性一樣，需要很多條件的支撐，智慧的人只需要靠自己就可以進行思辨，這可以說它在所需的行動條件上是自足的。

其五，思辨是以自身為目的。因為，它只是對問題進行思辨活動，它并不產生什么東西。這一點似乎是對上一點的補充，從行動結果上看，它是自足的。

其六，幸福包含著最多的閑暇，這種閑暇可以讓人進行思辨活動。我們忙碌是為了獲得閑暇，但我們追求的不是閑暇，而是閑暇為思辨活動提供充足的時間。亞里士多德還認為政治學和戰爭都沒有閑暇，前者是因為它是指向某種其他的活動而不是因自身而別欲求，不是自足的；后者也并不是由于自身之故而被追求的，因為沒有人單單為了戰爭而發動戰爭。

因此，在思辨的生活中，我們可以獲得自足、閑暇以及純凈的快樂，而這些東西是幸福所內含的，所以要想過幸福的生活，我們必須過思辨的生活，或者說，幸福的生活就是思辨的生活。

二、我們為什么要過幸福的生活？

這就有一個問題了，我們為什么要去過幸福的生活，為什么要去過合努斯的生活？是我們人的本性的要求呢，還是其他的？如果動力來自于我們自身的存在，那這部分存在是什么？亞里士多德認為雖然我們是這個世界的過客，但是我們應該去追求那些不朽的東西，過一種與我們身上最好的東西相適合的生活。最好的東西就是我們身上神性的東西，也就是努斯。因此，我們要過一種合努斯的生活，一種優越于合德性的生活。這又出現一個疑問，合努斯的生活（愛智慧的生活），與合德性的生活（明智的生活）有什么不同？

首先，從所依托的人的靈魂的部分來看，合努斯的生活是最好的，而合德性的是第二好的。因為努斯是理智智慧的一部分，是來自靈魂中具有邏各斯的部分中最好的部分——理論理性，而合德性的靈魂的部分是分有邏各斯的部分，是稍次于理論理性的實踐理性的部分。從他們來自的靈魂的部分，就可以看出兩者的地位之別。

同時，實踐理性的德性，即實踐智慧是以道德德性為起點的，以快樂或痛苦為其品質的表征的，其涉及到人的感情，其本性是屬人的，是與人的質料相連的。這種屬人的本性卻受制于邏各斯，受制于人的理性，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不自足的，是被動的。而努斯本身就是邏各斯，不受制于任何東西，是與人的質料相分離的，是主動的，積極的。所以，從與人的關系上來看，就可以看出兩者的性質之別，或者說驅動力之別。

再者，思辨的生活是自足的，其需要的外在條件并不多，而合德性的實現活動依賴許多外在的條件。既依賴實現活動的對象的性質，也依賴自身的實現活動的能力，還需要理解、選擇、考慮的階段。同時，我們知道，合德性的活動，即以道德德性為起點的實踐智慧的實現活動，從這些德性的就可以看出其依賴這些不少外在的東西。從道德德性的屬差，即適度就可以看出，它所依賴的是具體的事物具體的情境的適度，在其經歷過的理解、選擇、考慮、行動等階段都是需要各種能力和條件的支持。同時實踐智慧也是如此，需要好的考慮，好的理解，體諒，這些都需要各種條件的支撐。而思辨的生活并不需要多少的外在條件。但是又說一個人的思辨并不需要外在的條件，但人畢竟是與多個人生活在一起的，需要過人的生活，因此，也依賴外在的條件。那這里就出現一個問題，這種思辨的生活只占我們生活的小部分嗎？合德性的生活才是生活的中心或重心。所謂的思辨的生活，真的就不要任何的外在的支撐了嗎？后來亞里士多德又說到，人的幸福還是需要外在的東西，需要中等的資產。這里的中等的資產應該來保障一個人最基本的需求，以及為自己的合德性的活動提供條件。看樣子，他的幸福的生活似乎是對中產階級來說的，是對小部分人來說的，并不是人人能夠過幸福的生活，并不是人人能夠享受思辨的人生。

最后，他還說到，思辨的生活，合努斯的生活，是以自身中神性的東西而過的生活。這種生活與神最為相似，最為接近，因此最能夠榮耀和福祉。很多地方都有談到神性，這種神性，并不是我們所想的一個具體的神，也不是擬人的神，而是理性神。因為除了說它是理性是思辨活動外，似乎很難找到一個具體的說明，也很難再往上進行推導。努斯就是這樣，哲學家將它當作是支配一切的精神活動。但這種精神活動到底是什么？亞里士多德說是第一原理，是直觀理性，也就是說沒法說明的，沒法用邏輯推演的，沒法證明的，也就是做不證自明的東西。這些東西有人認為有點像中國佛教禪宗的直覺、“頓悟”。不過，確實，第一原理是很難說明的，其中的密碼以人的力量也很難解釋，甚至我們也無法解釋。這種先天的存在，獨立于人的存在，高于人的存在，便只能認為是神性了。

因此說，思辨的生活與合德性的生活相比，無論是基于其靈魂，還是其所依賴的條件，無論其在人性中是否是人性的還是神性的東西，都可以看出思辨的生活更高一層，更符合神性，更能享有復制。所以說，思辨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最善的生活，最幸福的生活。既然幸福的生活是如此美好，如此令人追求，那我們如何追求呢，如何才能過上幸福的生活呢？

三、我們如何過上幸福的生活？

無論是明智的生活還是思辨的生活，無論是合德性的生活還是合努斯的生活，我們都不能僅僅停留在理論上，我們需要落實到行動上。我們需要努力的獲得它、運用它。這也是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的基本觀點——倫理學不單純是理論知識，它的根本目的是實踐，使多數人變好。這種務實的做法，這種注重實踐的做法，確實是亞里士多德的作風。那到底如何做呢？

有些人認為一個人好是因為天生的，有些人認為人是通過習慣，另一些人認為是通過學習。天生的東西，并不是我們能力所及的，但通過習慣可以慢慢地培養人的靈魂，使之有高尚的善。但有些人因感情，不聽教導，難以養成習慣，那就只能采用強制的手段使之進行改變了。亞里士多德認為，強制手段包括法律、教育和訓練。他認為人只有在法律的約束下才能成為道德高尚的人，因為很多人都不喜歡過節制的生活，需要在法律的約束下進行教育，在養成習慣后就不會痛苦了。而且，在青年長大后，還要不斷的訓練他，使其養成習慣。所以說，這種法律是完整的法律，是伴隨人一生的法律，因為多數人只服從強制而不服從道理，接受懲罰而不在乎贊揚。他認為受過良好教育的公道的人們，應該管束哪些不服從者和沒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驅逐那些不可救藥的人。因為公道的人能夠聽從邏各斯，其生活會朝向高尚，而其他的人則會朝向無節制的快樂，因此需要通過強制來約束他們，使其朝向高尚，聽從邏各斯。

我們在對個別人進行教育是要用特殊的方法，因為每個人所需要的合適的方法并不同。但是我們也應當通曉教育個人的普遍的知識，因為這種方法對所有人都有用，才能幫助更多的人變好。這樣，他就必須學習所有知識，而所有的知識之中最高的是政治學，政治學與法律相關的就是立法學。一個通曉立法學的人，才能通曉法律，才能更好的發揮法律的作用來使人朝向高尚。

那我們從什么地方獲得這些立法學的知識呢？亞里士多德認為，當時聲稱教授政治學的智者，并不是真正的擁有立法學知識的人。因為他們雖然知曉某些政治講演，但是他們缺乏政治的經驗，他們只懂些政治理論，而對管理城邦的實踐問題知之勝少。他們認為只要將好的法律匯編在一起，選取最好的就行，不需要理解，不需要判斷。只有那些擁有政治經驗的人才能懂得如何管理城邦。因為這些人能夠在實踐中根據已有的法律判斷孰優孰劣，知道在什么時候對什么人用什么法律來約束。也就是說，我們要想知道立法學的知識，需要對前人的努力作一番回顧，也就是需要懂得已有的法律和已有的政治實踐，然后根據搜集到的政制匯編，考慮哪些因素可以保存城邦或毀滅城邦，哪些因素可以保存或毀滅每種具體的政體；什么原因可以使有些城邦治理得好卻是另外一些城邦值得的差。研究了這些之后，我們才能較好的了解理解何種政體是最好的，在什么時候，對什么城邦的公民最好。

這本書最后以關于最高善的學科——政治學作為結尾，似乎是為另一本書《政治學》作序。從最后的分析中，我們似乎可以得知，我們要想過幸福的生活，從合德性的活動中所養成的習慣是不夠的，我們需要教育和訓練，需要法律的約束。而誰來制定這些法律，如何制定這些法律，如何實施這些法律，如何用法律來管理城邦的問題，就是政治學的問題。這就將問題引向了政治學。倫理學偏重討論個人的善，政治學討論城邦的善，而個人的善只有在群體中——城邦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培養，才能得到完善，因此倫理學是政治學的起點，政治學是倫理學的完成。

參考文獻：汪子嵩等:《希臘哲學史3》,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