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遲滿足的理論起源
1968年，心理學家沃爾特·米歇爾（Walter Mischel）在位于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比英幼兒園主持了著名的“棉花糖實驗”。在32名成功參與了實驗的孩子中，最小的3歲6個月，最大的5歲8個月。實驗開始時，每個孩子面前都擺著一塊棉花糖。孩子們被告知，他們可以馬上吃掉這塊棉花糖，但是假如能等待一會兒（15分鐘）再吃，那么就能得到第二塊棉花糖。結果，有些孩子馬上把糖吃掉了，有些等了一會兒也吃掉了，有些等待了足夠長的時間，得到了第二塊棉花糖。在那之后，先后有600多名孩子參與了這項實驗。
這項實驗最初的目的，只是研究孩子在什么年齡會發展出某種自控能力。然而，18年之后，在1988年的跟蹤調查卻獲得了意外的發現：當年“能夠等待更長時間”的孩子，也就是說當年“自我延遲滿足”能力強的孩子，在青春期的表現更出色。1990年第二次跟蹤的結果提供了更客觀的依據：延遲滿足能力強的孩子，SAT（美國高考）的成績更優秀。2011年，當初參加實驗的孩子已經步入中年，他們接受了最新的大腦成像檢查，結果發現早年延遲滿足能力強的人，大腦前額葉相對更為發達和活躍，而這個區域負責著人類最高級的思考活動。
于是人們興奮不已，似乎找到了成功教育孩子的法寶，以至于在解釋和傳播的過程中斷章取義，甚至添油加醋。
誤解一 對定義的誤解
實驗從一開始，就明確定義了“延遲滿足能力”的含義：為了獲得將來的更大利益，而自己主動延遲或放棄眼前較小的利益。也就是說——
哪個利益更大，是孩子自己做出的判斷；是否延遲滿足，也是孩子自己做出的決定。而在我們身邊大量發生的所謂延遲滿足，都是基于父母的判斷和父母的決定。
誤解二 對邏輯的誤解
實驗者的邏輯原本是：如果孩子在4、5歲時發展出一定的延遲滿足能力，那么他在長大以后取得成就的可能性就會更大。但是并沒有提到“如何讓孩子在4、5歲時發展出延遲滿足能力”的問題，更沒有建議“為了這個能力，父母要從小對孩子進行延遲滿足的訓練”。
為了更好地了解延遲滿足能力，研究者進行了大量的延伸探索，而這些后續的研究結果，卻被倡導所謂“延遲滿足訓練”的人“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延伸研究1：年齡的影響：5歲是分界。
米歇爾的研究小組在1992年的報告中明確指出，5歲似乎是一條重要的分界線：4歲以下的孩子大多不具備延遲滿足的能力，而5歲以上的孩子就明顯出現了早期萌芽。在針對更多孩子的研究中，發現大多數孩子在8-13歲的時期，都可以發展出一定的延遲滿足能力。這一結論與最新的神經發育研究的結果相吻合。
延伸研究2：誰是控制者：主動延遲和被動延遲差異很大。
1976年，米勒和蕾切爾（Miller,Dale T.; Karniol, Rachel）小組發表論文指出：當孩子覺得“自己在掌控著延遲的過程”（即他可以隨時停止延遲），那么他主動延遲的時間會更長；相反，如果孩子發現“外人在控制延遲”（即自己是被動的），那么他的延遲時間會大幅縮短。最新的神經科學研究對此的解釋是：被動感，會激活憤怒情緒系統（先天的本能情緒之一），進而干擾了自控能力。
延伸研究3：“大人是否可信”非常重要。
美國羅切斯特大學“延遲滿足再研究”小組，于2012年發表了他們的成果：他們把實驗改為兩步，在第一步中告訴孩子，如果等待，將得到“更好的蠟筆”，第二步則沿用傳統的棉花糖實驗。實驗者把孩子分成兩組，A組由“可信的大人”主導，即在第一步中兌現了“更好的蠟筆”的承諾；而B組孩子則由“不可信的大人”主導，這個大人在第一步中食言了。結果在第二步的實驗中，A組孩子延遲滿足的平均時間達到了12分鐘，而B組只有3分鐘。
雖然這一研究結果并不出人意料，因為與我們的生活經驗相吻合，但是卻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思考：在孩子早年的模糊認識中，對他人的態度要么趨于“信任”，要么趨于“不信任”，那么我們希望他抱有怎樣的世界觀？什么樣的生活經歷，可以幫孩子形成“信任”？顯然，刻意的訓練只會破壞孩子對世界的信任。
延伸研究4：眼前棉花糖有多稀缺，不同孩子有不同判斷。
我們都會有一個常識性判斷：對于一名具體的孩子，眼前的這塊棉花糖越是珍貴（因為以前很難得到），那么他延遲滿足的時間就會越短。2011年，貝格雷和莎茨基（Begley, Sharon; Chatzky, Jean）小組對于另一課題的研究，側面證明了這一點。
也就是說，平時比較容易得到棉花糖的孩子，不會把眼前的誘惑看得過重，因而也更容易主動延遲滿足。相反，以前經常被訓練，經常無法輕易得到棉花糖的孩子，會把眼前的利益看得更加寶貴，一旦沒有外人控制，就更可能馬上占有這一稀缺物品。
這樣的例子在生活中屢見不鮮：父母在場時，孩子顯得格外“有自制力”，而一旦父母不在，孩子就會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巧克力，并懇求旁人“不要告訴我媽媽”。
那么，我們是否應該“隨時滿足孩子在物質上的需要”？當然不是！這里討論的重點是：從小對孩子刻意進行延遲訓練，不僅誤解了理論，而且會誤傷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