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學術里邊,你去看好多西方學術里面有一點點極端性的東西,我主要去涉及它比較合理的地方,有些人研讀西方哲學的時候,讀進去以后,他出不來了,就是把自己的思維整個搞亂了。
我的感覺就是對我們感覺有參考價值的,我們去看看,然后看它的什么呢?
看它的那個整個發散性的東西,就是培養各種思路去思考問題的能力,可能對我們的開闊視野有好處。
當然,還要進一步的了解一下他們西方的文化。
尤爾根.哈貝馬斯是1929年出生的,是“二戰”后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的德國哲學家。根據我的讀書與人生體驗,主要思考下面幾個理論。
(一)危機與批判。
1.他把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變成改良理論。
因為他從馬爾庫塞繼承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的分析,但是他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他認為重新組織經濟既無必要也不可能,基于革命改革經濟的設想不過是烏托邦的空想。
所以,他提出的是改良理論,不是革命理論,這個同馬克思的革命論是不一樣的。
2.他承認資本主義社會充滿危機。他把危機分為四類:經濟危機、理性危機、合法性危機和信念危機。
這就是資本主義面臨的四重危機。
3.他不贊成阿多諾等人對啟蒙運動以來的思想傳統的顛覆;相反,他自覺地捍衛啟蒙運動所代表的現代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傳統。
4.他強調哲學應反思危機、解釋危機、才能成為與實踐發生聯系的批判理論。
(二)社會哲學。
1.他反對實證主義對社會科學“不客觀”、“不精確”的指責,指出社會科學的對象是社會生活,研究者不可能站在研究對象之外,采取超然的中立立場。
比如經濟學,股票市場,好多學家都在預測,當然有人預測準,有人預測不準,為什么?
因為它的變量太復雜了,你看某位國外大領導到中國來了,來了以后一下子股票猛漲,那如果這個領導不是這個時候來呢?那這個漲幅可能就小點了,所以這種在人參與的活動里面,你要精確的描繪,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它不是物理學,而物理學是我做了實驗以后,你看對不對,那是一樣的;但是,經濟學的規律,社會學的規律沒有那么直接,你說前蘇聯你能預測什么時候解體,如果你能預測它就不會解體了,那有很大的偶然性,這個社會有一個流向有一個走法,你說科學能研究出來嗎,非常困難,因為是人參與的。
2,所以他不同意法蘭克福學派其他成員對“工具理性”的排拒立場。
就是法蘭克福學派那些人,對“工具理性”是排斥的,那么他反對。他說,批判理論不應該把自然科學當作排斥的對象,一切科學都有它的合理性。
3,那么,就需要區別三種人類利益以及與之相應的三種知識。
3.1人類的技術利益,與滿足物質需要的勞動活動相聯系,技術利益遵守規律,并由此構造了經驗——分析知識。
比如造汽車,哪個國家造得好,那哪個國家的經濟利益不是強了嗎?
3.2實踐利益,這里的“實踐”是狹義的,專指倫理道德的活動。它創造了社會的共同價值體系,構造了歷史——解釋知識。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社會哲學,人文哲學有關系,這是人類的狹義的歷史,倫理道德社會規范,這些問題你說誰來干,自然科學能解決這類問題嗎?解決不了,必須社會科學才能解決,他認為這是社會科學才能干的事情。
3.3還有最后一項利益,就是“解放的利益”,他所說的“解放”指“沒有控制的交往”。這樣的交往與理解和遵守規則的活動有關,產生出關于規則和遵守規則的合理性的自我反思或批判的知識。
這個東西指的就是哲學,哲學相當于人類的解放,他認為不同的知識其實是和人類的利益聯系在一起的,每一項知識都是有局限性,自然科學有局限性,同樣哲學也有局限性,哲學它解決不了技術利益,但是反過來自然科學也解決不了解放利益,別的利益的話要有各種不同的知識來對應。
這個觀念就比馬爾庫塞的觀點比較全面一點。他強調人類所有知識的定位問題。
(三)社會交往理論
1.社會交往理論的初衷是解決社會危機。
勞動的工具行為不能解釋勞動的社會性,人們在勞動中產生的生產關系要用交往活動來解釋。因此,交往活動不能被視為附屬于勞動的行為,而是說明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不可還原的因素。
這里有同馬克思不同的地方,馬克思講的是人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社會活動的根本原因,他認為社會的交往活動可能更重要。
當然,社會交往不完全生產性,這是同歷史唯物主義不同的地方。
2,規則、語言和交往合理性是交往活動的三個要素:
2.1交往活動的規則是一切社會活動規則的總結。
所有活動都可以還原成交往活動,這個交往活動的規則怎么定,他區別了四種社會活動:
客觀世界——“目的活動”;
以認識世界的真實目的的活動,比如自然科學面對客觀世界的研究,就是追求真理為目的的活動。
社會世界——“規范調節活動”;
以共同的價值的正當性為標準的調解規范作用,我們在社會里面,社會里面有規則有規范,比如說我們不能剽竊,我們不能說謊,因為道德,這類活動是和社會相關的。
個人世界——“戲劇活動”;
每一個人在公眾前的真誠性為標準的“戲劇活動”,就好像每一個人都在演戲,每一個人都在世界舞臺上,在這個舞臺上你怎么表演,怎么接受公眾的注視,怎么面對公眾的質疑,因為每一個人都將完全的暴露自己,每一個人都要接受別人對他的一應評價,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真誠性的標準,交往活動。
在這個世界上你看,一個是自然界,一個是社會的,還有一個是我們個人獨立的,最后就歸于三者之間的交往活動。
在這四個活動里面,交往活動是最普遍的、最重要的活動,因為它與人的生活世界相聯系,而生活世界與其他三個世界都相關聯,交往活動以另外三種活動的標準為規則,它要求真實性、正當性和真誠性的統一。
這個活動在西方的哲學里面很抽象,但是我們要知道其實上它是很具體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說,你比如我們現實生活當中,交往活動這個活動很重要的,你看一個領導,他比你官職高很多,你說你怎么交往?
你說你要平等,可能嗎?比如前幾年,奧巴馬來了,我怎么和他交往,可能到了八達嶺以后,車早就截斷了,封路了不讓去了,因為他一個人來,所有人不讓去了,你說交往里面有平等嗎,不要說奧巴馬就是稍微高一點的官,你想要點平等性,那就麻煩了,說實話,在這個社會里面你想要平等,那是很困難的。
但是,他想要構造一種理想的交往方式,我們同學們相互之間交往的時候,那是比較平等的,你愛有什么表現說什么話都可以,老師和同學有沒有障礙,稍微有一點了吧。
像我這樣的人的就是這樣沒有障礙,你愛和我怎么交往我一點架子沒有,我認為我和別人都是伙伴關系,但是換一個人呢,就不一定了,為什么呢?理念不一樣,你們是學生,他是老師啊,在他的觀念里不僅有輩分的差別,而且還有知識高度的差別,還有等級上的差別,這樣說來就成了,“尊師愛生”。
你別看這個詞好像聽起來是很尊重人的,其實也是不平等的,你為什么說是尊師而不是說尊生愛師,這里面隱含著在這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其實是不平等的。你說你父母他一巴掌打了就打了,你說怎么辦,反過來你打他一下試試看?在這個社會里面就是一種不平等在里面。
當然,我說是我們的社會,可能西方稍微好一點,但就整個人類來說,其實都好不到哪去。
他想構造的是一個平等的交往理論,這當然是一個理想世界。如果這個世界有這樣一種狀態的話,那個交往就非常有意思了,而我們的交往的實質是什么呢,大部分還是為了利益的相互交換與利用。
我在西方看到一批孩子們,我有時候真感動,好多孩子和老師打成了一片,都在老師的懷里趴著,有的都上到了老師身上,我們這里倒是很難看到,我們這里總是看到是什么呢,老師一張面無表情無比嚴肅的臉,讓學生看了之后,有一種敬而遠之的感覺,當然老師也不是很喜歡主動的去親近學生。
他們都是直呼老師的名字,你說在中國的話,學生剛開始可能會這樣叫,估計也是被修理的對象,后面肯定不敢了,他們上課的時候,哪怕好多女孩一個腳在桌子上,然后嗑著瓜子在上課,你要是在中國的話就麻煩了,人家老師不管。
其實中國社會幾千年過去了,儒學那一套東西在影響著人們的觀念,主要是強調與加強人的等級觀念,除了黃老莊哲學外(這也是可以在世界上拿得出手的中國哲學),很少有思想去提倡自由與平等。
當然,在我看來,儒學它更像是道德箴言勸世言良,當然也有它的積極意義,就是對社會的人倫道德規范起到了穩定的作用。
中國人思想內核深處并沒有真正的平等自由的思想,而是強調人的階級屬性和等級觀念,主要目的是為皇權服務,現在沒有皇帝了,但人們的這種思想遺留下來,影響至今,這也可能是一種遺傳。
中國人和西方人的思想政治不同,可能也和這個交往理論有關系。他們的狀態是從小培養起來的一種自由觀。人與人之間好像整個是平等的。
2.2社會交往行為是語言的理解和交流的過程。
那么,只有通過語言的交往才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本質。人為什么是人而不是動物,是因為人有語言的交往。
當然我們人在討論的時候,好像覺得動物沒有語言一樣,我后來一想,動物是不是也有語言呢?其實我們人并不知道,你看那猴山里一群猴子在聽從猴王的指揮,它們其實也是有語言的,當然,即使是研究動物專業的學生要想了解它們的語言也很困難。
當然我們人類的語言是很豐富的,“使我們脫離自然界的東西只有語言。說出了第一句話,就表達了一種普通的、非強制性的交往意向”。
你想交往,而且是很自覺的想交往,第一步只能通過語言。
2.3交往理論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論證交往規則的普遍有效性。
哈貝馬斯把主體性轉化為“交互主體性”,把純粹理性轉化為“交往合理性”,把先驗性轉化為程序性的概念。
康德里面的純粹理性是個人的,什么是善?
他是從個人理性純粹理性出發來構造什么是善。那么,他把康德的思想轉變了,他認為,這個個人的合理性、純粹的合理性,要轉化為交往合理性、人與人的交往的合理性,其實就是平等的交往,這是基礎,社會要靠這種交往合理性才能進步。
什么樣的交往才算是合理的?
在一切可能發生的交往活動之前,我們必須設定一個理想的交往活動,用以論證交往規則的普遍有效性和必然性,即交往的合理性。
那什么是理想的交往活動呢?
3.“理想的交往行為”是在沒有任何強制條件下的平等、自由的對話。
你說做到這個,容易嗎?不容易。
不容易就在于沒有任何強制條件下的平等自由,這個做不到。你說你同誰對話,要不你高高在上,要么別人就高高在上,當然你們哥幾個可能沒這個問題,可是和有等級差別的人之間,你們之間很難平等,你平等他也不想給你平等,你怎么對話,比如一個老百姓和當官的,甚至是一個村民和村長之間就很難對話。
當然,“理想的交往行為”這是我們的理想,全社會要向著這種理想前進。
根據這種理想,按照這種理想的交往原則,任何有活動和語言能力的人都可以參加商談,參與者都可以提出任何意見,可以對任何意見提出修改、批評、保留和贊同的意見。
這是理想交往規則導出的結果,當然這個結果是非常理想,是非常好的。這里面體現了真正的民主、平等、自由的精神。
我發現中國年輕人已經發生了積極的變化,有一個老總和我說出了他對年輕人的失望,他說現在的年輕人真不懂規矩,說是有一個剛畢業的學生,開會的時候,讓他作記錄員,他在上面講著,那個年輕人就打斷了他的話,說,我也來講幾句,這個老板很不開心,覺得自己的權威受到了挑戰,你一個剛畢業的學生有什么資格在這個場合上講話,于是嚴厲的批評了這個學生。
我狠狠的批評了一下這個老板,我說,你的思想還停留在舊石器時代,你應該感到自豪,有這樣的年輕人能如此的將你的公司當成他自己的,這是好事。而你的觀念還是等級意識在作怪。我認為,這種現象,可能是中國進步的現象,也就是說現在這批年輕人有了當家作主的意識,這可能會導致中國人主人意識的覺醒,特別是新一代的年輕人。
從這個現象上來說,中國新一代的年輕人,在主人意識上已經有了可喜的變化。
而不是過多的考慮等級關系對人行為的影響。而不是說上級和下級的差異,不是說老師和學生的差異,不是說領導和群眾的差異,這里面沒有差異,而是任何有活動和語言能力的人都可以參加商談。那么,這樣的交往規則不但具有普遍必然性,而且具有人類其他活動所要求的真實性、正當性和真誠性。
如果我們的世界能做到這樣,那太美好了。我們的日常口語接近這種理想,但在更為復雜的社會交往中,這些規范的普遍應用,有待于理論和實踐上的極大努力才能實現。
好多人說來說去說的很起勁,你沒有壓制吧,你愛怎么說就怎么說,這個時候口語的狀態是接近這個理念的。你日常說話可以,大家搓麻將你想說什么都行,隔壁鄰居你自由的交往可以,同學們之間說說笑笑可以,但是更為復雜的社會交往中,這種口語狀態就不好用了。
我們的這個演講有這個特色,比如說一個專家演講完了以后,有人提意見,直指你的要害處把你擊潰,這個時候我覺得這種交往是比較平等的,當然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很難。
你去找工作,你說要和老板平等的交往,愛說什么你說什么,那你說說看,這個社會里面分層太大,有些人很有錢,有些人很沒錢,有些人官很高權力很大,有些人啥也沒有,那么在這個社會里怎么交往呢?
他的理想就是讓所有人都有這個平等交往的權利。
這個社會很大的問題就是不平等,很多民眾老是有“意見”,這個民眾也不是說吃不飽,也不是說經濟困難,但是他就是覺得不公平,而且遇到了不公平和困難也沒人幫他解決,那他當然要反映情況了,他就是要發表意見,從上到下,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交往渠道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