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柏拉圖是西方思想史上數一數二重要的政治哲人。柏拉圖的政治哲學，外行不一定了解很多，但都知道他所謂的“哲人王”。柏拉圖是思想王國中的王者，但他從來沒當成現實中的哲人王。柏拉圖父母兩系都是雅典的政治世家，他本人年輕時就有從政之志，但當時雅典的政治情勢相當混亂：長達二十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以雅典的失敗告終，“三十僭主”推翻了民主政制，但不久又被民眾推翻，重新恢復了權力的民主派處死了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柏拉圖對雅典政治的發展很失望，沒有投身雅典政治，而是到各處去游學，到過小亞細亞、埃及、意大利等地，學習哲學、天文、數學，考察各地的政制、法律，后來也邊學邊講，吸引了一批年輕的追隨者。其中一位名狄翁者，是西部強邦敘拉古僭主狄奧尼修一世的姻弟和大臣。通過狄翁的引薦，四十歲的柏拉圖渡海到了西西里，試圖說服狄奧尼修一世采用他自己心目中的良好政制。但僭主與哲學家的會見成為一場沖突，柏拉圖差點兒被處死，雖經狄翁等說情免死，還是被當作奴隸賣掉。經人搭救回到雅典后，柏拉圖建立了名揚千古的雅典學園。二十年后，狄奧尼修一世去世，狄翁擁立其子狄奧尼修二世繼位，再次邀請柏拉圖到敘拉古。六十歲的柏拉圖不無猶豫，但最后還是前往。狄奧尼修二世雅好哲學和文學，起初頗為禮遇柏拉圖。但在不久后的宮廷政治斗爭中，狄翁被放逐;柏拉圖雖被挽留，卻處于近乎軟禁的處境中，后來獲準返回雅典，返回前還向僭主做出保證今后會重返敘拉古。幾年后，為履行自己的保證，也由于狄奧尼修二世做出不久將允許狄翁返國的姿態，柏拉圖第三次渡海到了西西里。這一次的情況并沒有多少好轉，兩年之后，無功而返。此后十幾年，柏拉圖專注于學園的工作，未再卷入實際政治。柏拉圖的經歷與我們的孔圣人頗多可比之處，雖說這兩位所處的歷史-政治環境迥然不同。孔子三十而立，此后，一邊招收學生，一邊到齊國求仕，齊景公不用，他又回到魯國繼續研修教書。當時魯國的政治局勢相當動蕩，孔子似乎沒有看到從政的良機，直到50歲時候，才做了官，后來做到司寇，做了些事情，如墮三都，誅少正卯，應是為了從三桓那里恢復魯君的正統地位，但不知為什么，并不很受魯君待見，做了一兩年，就辭職了。此后到另幾個國家求仕。孔子很講究“君君臣臣”，不過他的忠君跟后世只有一個皇帝可供效忠不同，君臣之間是“雙向選擇”，此處不得明君不妨換一處試試。他在衛國陳國得到過聘任，聘期都很短，余下大多數時候則顛簸于途，經歷了不少險阻，陳蔡絕糧，受困于匡，還多次被楚狂接輿之類的隱者嘲笑。到晚年，孔子才再次返魯定居，專注于編書教學。　　

二　

　　柏拉圖和孔子，各自是西方東方最偉大的政治哲人，可是他們為什么不能在現實政治中有所作為呢?

　　也許是未遇明主。魯哀公不很像明主，孔子行相的時候恐怕就沒給予充分信任。但孔子要遇的是什么樣的明主呢?漢高帝?唐太宗?康熙皇帝?孔子期盼圣王，柏拉圖嘗試說服僭主，似乎他們都承認，得君才能行道。“得君行道”這話粗聽還好，細聽起來，倒好像政治-歷史人物只是政治哲人的工具，忙活了一通，最后實現的是哲人的政治理想。事實當然不是這樣。我們只見過哲人被君王用作工具的，沒見過君王被哲人用作工具的。漢武帝說是獨尊儒術，但何嘗是在行孔子之道。后人說，百代多行秦政制，也有人說，表儒里法，當時的皇帝自己說得客氣一點兒：本朝制度，王霸雜用。這個“用”字用得好――儒家思想，好用的用，不好用的，朱元璋一聲令下，就刪了。君主既然不會傻到變成哲人的工具，那干嗎非要遇明主呢?哲人何不取彼現世統治者而代之，當真去當哲人王?但讓我們想想，仲尼果若有天下，真就能開出萬世太平來嗎?哲學家也有當了王的，最出名的是羅馬皇帝奧勒留，一位優秀的羅馬皇帝，如是而已。孔子和柏拉圖的從政以失敗告終，這倒沒什么，做事情總是有成有敗的;可以一問的倒是，他們有過成功的希望嗎?后世曾實現過孔子或柏拉圖的政治理想嗎?也許，哲人的政治理想太高遠太完美了，在這個世界上并無實現的可能?但這么說，似乎是貶低了哲人，我們誰不會憑空想出一幅民富國強的美好圖景?

　　哲人做不了王，萬一做了王，也就是個普普通通的王，究其緣由，最簡單說，因為孔子和柏拉圖一路的政治哲學與通常所說的、狹義的政治關系不大。狹義政治的第一要義是權力，第二要義是治術，而政治哲學的首要任務既不是權力也不是治術。那么，政治哲學何為?在于探究政治的目的或意義。政治的目的或意義是什么呢?用西哲亞里士多德的話說：保障人的良好生活。什么生活才是良好的生活?對不同的人群來說，是否有不同的良好生活?何種政治有助于維護和豐富人生的意義?何種政治制度最能保障良好生活?這些問題當然沒有顯而易見的答案，也因此，才有形形色色、不斷發展的政治哲學。

　　政治哲學也關心政體與治術，因為狹義的政治當然與人民是否過上良好生活深有關系。但它絕不能獨力造就或維護之。商鞅、韓非、李斯對權力和治術的闡論遠比孔子周密切實，而且，這些政術家頗有幾個在現實政治中大有作為，雖然個人的結局不一定美妙。商鞅治秦之時，“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議論政治的，哪怕來說好聽話，也是“亂化之民”，“盡遷之于邊城，其后民莫敢議政”;諸如此類的律令推行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鄉邑大治”，這也許可說是一片治世景象，可你就是看不到其中有人的自發的生活。比較起曾皙所愿的“浴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比較起孔子到子游所治的武城，聞弦歌之聲，我們便能看到，什么是有生活目的的政治，什么是凌駕于生活之上的政治。什么是良好生活當然沒有人人同意、亙古不變的答案，但大致離不開生計小康，社會寬松，庶民有愛心、有教化、有品格、有能力，簡言之，大致就是為人父母希望兒女生活在其中的社會。很少有父母，哪怕是力主專制政治、自己喜歡告奸的父母，會希望兒女生活在“不告奸者腰斬”的社會里。

三

　　我恐怕，一向以來，人們有意無意之間，把政治哲學過多地跟權術和治術聯系在一起。現在，我們若把政治的目的理解為保障人的良好生活，那么，這里所謂的政治就是極為寬泛意義上的政治。這種廣義的政治，不獨獨是政治人物的事業，良好的社會生活是由各種各樣的其他活動一起來創造和維護的。這些活動，為方便計，不妨籠統稱為文教。在孔子的想象中，古代圣王主要不是后世所謂的政治家，在三代大治之世，文教為主，狹義政治只起輔助作用。如果把孔子所謂德治理解為狹義政治屬下的一種治術，自然會覺得老夫子過于迂腐，但孔子說到政，主要內容并不是今天的政治，而是今天的文教。蕭公權所言不虛：孔子“認定政治之主要工作乃在化人，非以治人，更非治事。故政治與教育同功。”伯里克利稱雅典為希臘的學校，其意相似。

　　哲人或有立功于當世之志，孔子說，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他在哪兒都沒干滿三年，但干滿三年就定能成就什么嗎?孔子后世被奉為素王，素王這稱號，在我這種不諳古典的耳朵聽來，似乎有點兒調侃的味道。哲人何必稱王?無論哲人是否有立功于當世之想，但到頭來，他主要的功績卻在于文教。孔子短短的從政生涯，別說對中國歷史，即使對當時的政治格局，大概也沒起過什么特別的作用。而孔子的禮樂思想，以及有孔門孟子倡導的民本思想，塑造了中國政治的重要品格。政治-歷史不是實施政治思想的歷史，但若沒有政治思想，所謂歷史就只剩下一出出帝王將相的宮廷戲，談不上有什么政治-歷史。沒有孔孟，兩千多年中國的政治-社會不會是它實際所是的那個樣子。

　　三代是不是像孔子說的那樣，不得而知，我們倒是大致知道，在上古歷史中，文教〔包括宗教〕和狹義政治不似后世區分得那樣清楚。不管怎樣，只要政治與文教分離〔或用古話說，治統與道統的分離〕，我就要說，一個國家不僅是政治-經濟，它不是單由政治人物領導的，而是由政治人物與文教菁英共同領導的。歐洲很多國家的國政大廳兩側，一側掛著該國歷史上的政治人物，一側掛著哲人與藝術家，大致反映了這一觀念。

　　文教與政治各有相當的獨立性，文教當然不能代替政治。王道派聲稱，只要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這不僅欺人，而且錯認了自己工作的性質。反過來，文教之業也斷然不能委托給狹義政治。君王哲學家是最最可怕的君王。雍正和斯大林不滿足當皇帝，他們還有一套哲學，那些時代的文教于是格外凋敝。只要統治者把文教收入自己的管轄，就不用再談論振興文教了。政治人物總不免要把文教做成意識形態工具，即使客氣一點兒的，也總是這樣問：文教能為政治做什么?可憐我們的文化人也不脫此問，仿佛日夜在為統治者分憂。我們倒不如問：政治能為文教做點兒什么?因為良好的生活原離不開文教昌盛。固然，如博丹所言，國家有身體，也有靈魂，靈魂是更高級的，不過，身體的需要更為緊迫。在緊急情勢下，高級的需求須按情勢緊急的程度在低級的需求面前讓步，但一貫轄制文教的政治注定是惡劣的政治。

　　哲人原不為稱王而生，王也替代不了哲人，一個有意義的政治體，須由政治與文教攜手才能造就和維護。政治家是否優秀，除了他在狹義政治上的能力而外，還須以尊重文教獨立的程度而定。有的歷史學家不明此點，悖逆我們的直覺，把亞歷山大大帝列于秦始皇之側，把拿破侖列于希特勒之側。至于自詡為思想者文化人而無限景仰那些殘害文教的霸主，固不足與之語思想文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