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1904-1969)，波蘭著名小說家、劇作家和散文家。出生于波蘭凱爾采省，畢業于華沙大學法律系，大學畢業后曾前往法國巴黎攻讀哲學和經濟學。二戰爆發前，他偶然滯留阿根廷，由于戰爭等原因，他這一勾留竟然長達二十四年，占去了他整個人生的三分之一。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費爾迪杜凱》(1937)、《橫渡大西洋》(1952)、《春官畫》(1960)、《宇宙》(1966)等，劇本《婚禮》(1947)、《輕歌劇》(1966)及短篇小說、日記、隨筆等。

把“一九五八 星期三”這一篇日記對照著凱爾泰斯·伊姆雷的《尤里卡·我找到了！》一起來讀，你會發現，命運之手一直在把玩著這樣的作家，讓他們歷盡大悲大喜。

在讀到“一九五八 星期日”這篇日記之前我們聽到過對巴爾扎克的類似的表達，說的不是“痛恨”，是“討厭”。

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

一九五八 星期三

郵件。國內報刊的一份剪報——從上面我獲悉了華沙廣播電臺有關“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作品論壇”的節目，同時也獲悉阿爾圖爾·桑達韋爾的發言。他在發言中說：“今天已經難以理解一位作家是怎樣被我們的文化官員判決了長年流放的，這位作家乃是波蘭民族的驕傲，他的那些‘非現實主義的’作品以其蘊涵的真理超越了所有現實主義的——很遺憾——杰作。”

《費爾迪杜凱》

我的獨立自主，我的自發性，甚至冒失的放肆無禮，對所有人的藐視，對各方面的挑釁，僅僅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這一切都是源于我的社會和地理處境。我曾經被迫不把任何人當回事，因為沒有人把我當回事——我是在幾乎完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我想，體驗過如此孤獨的文學家恐怕沒有幾個。在戰前的波蘭我受到輕視，勉強被人注意到——然后被戰爭堵死了歸路——再往后就被國內的政權列入了查禁的名單——而在這里，在阿根廷，我甚至被攆出了文學咖啡館，甚至被攆出了在其內部或許可以藏身的朋友—藝術家圈子。在歐洲的城市里，每個茨岡人都是創新家，先鋒派。我變得勇敢無畏了，因為我絕對是一無所失：我既無榮譽，也無生計，也無朋友。我不得不找出自我，依靠自我，因為除了自己，別的人我誰也不能依靠。我的表現形式就是我的孤獨。

事情就是如此……直到在這里我突然……成了“民族的驕傲”。這可能嗎？他是不是有點兒言過其實——由于沖動而夸大其詞？不過我也清楚，在波蘭我的復活可能是突然而迅猛的。國內各出版社都爭相出版我的書。在私人書信里，在那邊報刊的文章里，調子都發生了某種變化。我感覺得出圍繞著我正在形成的一股沖力，這股不斷增長的浪潮或許會把我拋得很高。這可能嗎？

不過，假若果真如此，那可就要完全改變這封長信上的地址，這封長信就是我的作品。我過去一直是為敵人寫作，將來我寫作是為……

民族？

（我沿著一條桉樹林蔭道走著，看得出來我被弄糊涂了!奇曼歌斯鷹——幾只小鷹——飛到了我的頭頂上方咻咻地叫。）

要是這些臂膀把我高高舉起來呢？

猛烈的急轉彎。但愿不會讓我滾鞍落馬……

在那高處，我將把我在低處形成的一切怎么辦？在風格上如何實現從低處到高處的轉軌？

桑達韋爾……

幸好（可惜！）民族是否會那么溫順地贊同桑達韋爾的見解大大值得懷疑。我知道，我還將不得不長久地為自己在波蘭爭取人——一個一個地爭取…一

然而，假若我最終成了“民族的驕傲”，那我又將怎樣呢？

這個折磨人的啞謎…

一旦如此令人興奮的恭維話③落到你的身上，但愿你在這方面的不滿足感可以消除；為了健康，不妨想想過去別人賞賜給你的文學界同人的那些華麗的形容詞。無須激動。可畢竟……我無法擺脫我這樣的自信：我的勝利比杜威姆④們或者萊霍尼⑤們的勝利更為真實。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的藝術在某種程度上不那么程式化……也就更難……并且更有獨創性，而且是反潮流寫作的。《費爾迪杜凱》如果獲得勝利，那就勝得更……

……這是對我的嘲笑。使人高興的是，這種激動——是對我的嘲笑和冒犯。我受到了冒犯。自負。不讓步。冷漠。不信任。執拗。“不能讓人拉到民族的高度上去。”

我的文學必須本來是怎樣就是怎樣。尤其是它不能給塞進政治，它不想為政治服務。我搞的惟一的一種政治就是自己的政治。我是個特殊的國度。現在，也許，當他們張開雙臂偷偷朝我走來，就是斗爭的時刻到了。這是從他們那方面來的進攻——這是征服的嘗試——而我則必須自衛！

[我很不平靜。我知道，我感到煩躁。我知道，我是清楚的，我知道我被攪得心煩意亂。因為我知道，我煩躁得很。我揮動著雙手（誰也沒有看見）——我，“民族的驕傲”！在這種情況下我的童年又是一股怎樣的力量！]

【本文由 “甜甜圈只愛原味” 發布，2017年0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