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推薦”小組組長老寧安排我9月20號做值日生——推薦好書。

自八月至今，瑣碎家務纏身，看書甚少，想要推薦自己認可的好書與大家分享，有些為難。琢磨許久，憶起八月初我曾委托朋友為我定書，當時書單交予他，手頭無備份。但有本書，記憶深刻，這本書，就是今天我要為大家推薦的《有我，你別怕》。上周，我從當當網購得。欣然讀之。

這本書很薄，薄到104頁，50千字，用我讀書的速度計算，一小時就可讀完，這段時間，我反復閱讀此書，認定這是一本可以由薄讀到厚，由厚讀到薄的好書。

這本書的作者是法國人卡特琳娜，謝納和丈夫師馬克，呂布。這本書是他們為女兒克萊芒絲寫的。不錯，克萊芒絲是他們的女兒，他們唯一的女兒。和正常孩子相比，克萊芒絲的特殊之處是，她不是正常的孩子，她是“智障”的孩子。謝納作為母親，在她生產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知道才出世的女兒是“智障”，她撕心裂肺的疼痛——“那個縈繞在我們夢中的小女孩死了，更糟糕的是，對我而言更糟糕的是，一個我完全不想要的嬰兒代替了她的位置。。。。”。是的，這個嬰兒不是她想要的；但這個她不想要的嬰兒，確實是她的女兒，她必須要。

盡管我想分擔謝納的哀怨，可我深信此刻馬克給予她的安慰才是她需要的。在謝納的身邊，馬克的目光就在那兒，滿懷著愛與盈盈下落的淚珠，讓謝納明白了“一切皆有可能”對她意味著必須接受，面對，克服；盡管她不知道將克服的是什么，將要面對的是什么，將不得不接受的是什么。。。。可是，她已經愿意了，愿意環抱那個活生生智障嬰兒并且愿意用自己一生來陪伴著這個嬰兒慢慢長大。

這個智障的女兒， 她是聰明和可愛的 ——笑聲朗朗，眼里滿是對謝納愛的信任；謝納說，這些怎能讓我不陶醉呢？我也如此，我深信克萊芒絲定是上天恩賜給謝納馬克最好的禮物。

在書中，謝納這樣寫，我完全失去了決定能力，但我很樂意跟隨馬克。剛經歷過這一切，我們怎么可以分開呢？馬克知道對我而言最好的療傷藥就是待在人身邊。。。。。痛苦再度襲來，馬克聽我述說，直到我說完為止，他分擔我的哀愁，盡管他也有自己的悲傷。我后來才明白，他最擔心的不是克萊芒絲的智障，而是要不惜一切代價把我從痛苦的深淵救出來。

他們的感情，讓我看到了愛的崇高和偉大。我也相信他們二十二年不放棄對克萊芒絲愛的最強有力的支撐。

這本書的首頁，是謝納的自述：克萊芒絲，我為你寫作，為我們，也為與我們遭遇同樣考驗的母女。我寫作，是為了述說用善意筑就的地獄，為了理解一九八一年十月四日你出生的那一天，究竟是什么生命降臨在我們身上；我寫作，是為了吶喊出殘疾壓在我心頭的千鈞重，是為了反抗，為了永無止境的悼念，為了可能的救贖。而這一頁頁文字早已回報了我所付出的努力。

尾頁是謝納的后記：不知不覺，一句接一句，它們為我稀釋了濃的化不開的愁緒和憤怒，揉進了這本小冊子的字里行間。空氣，光明與天地分割了所有字詞。如今，空氣，光明與天地穿梭在破碎的哀傷中，讓這哀傷變得輕盈，變得從此可以承受。二十二年前生活加諸我的使命，把我寫作推進了一大半。

克萊芒絲，從今天起，我可以對你說出童話故事的結尾，美女對野獸說的那句話：“有我，你別怕。”，是的，無論日子呈現出怎樣的色彩，無論是驚心動魄還是安然無恙，我也能對你說：“有我，你別怕。”

要我在這篇文字里詳細講述他們二十二年的故事，我是做不到的。可我贊嘆謝納能把二十二年的歷程，用140頁的篇幅就講述的如此清晰。在這本極薄的書中，我看到了他們長達二十二年全家人彼此相依相愛的歷程。

要問我看完此書，最想說的一句話是什么？我會說，我愿以謝納為榜樣，在兒子面臨中考的歲月中，潛心為兒子加油，在他遇到困難的時候，摟著他的肩。對他說：“有我，你別怕。”

如果此刻你有看此書的欲望，我愿陪著你，再次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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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我，你別怕》這本書里，封面所言“著名法國攝影師馬克。呂布引來了我的極大興趣，我好奇想了解他更多的詳情。這幾天，我一直在網上找尋有關他的資料。今天如愿，特此存留。2010.9.27補記

?馬克-呂布：拿起相機我的手就不會抖

2010年03月19日13:03南方人物周刊

Marc Riboud（黃歡）

馬克·呂布的女兒克萊芒斯供圖九久讀書人

?馬克·呂布 拿起相機，我的手就不會抖！

　　我非常熱愛東方，遠遠超過成長的家鄉。我們總是被相反的、不同的東西所吸引。但現在所有的事都對齊了，中國再也不是遠東，它已經變成遠西了

本刊記者?李乃清?發自上海?圖?馬克·呂布(除署名外)

　　馬克·呂布(Marc Riboud)的姓，被譯作國人熟知的剽悍武將，但有人說，按照法語發音應該翻成“里布”。仔細想想，“里布”+“呂布”，恰恰詮釋了這位法國攝影大師羞澀卻充滿自由精神的個性。

　　3月初，87歲的馬克攜妻同行，現身上海美術館，脖子上掛著的，依舊是一架M6萊卡。他堅持抓拍、只用現場光，無數次，這個小相機輕柔的快門，助他走進被攝對象的世界，鑄就“跨越東西文化的傳奇”。

　　“如果我們要抓住某個瞬間，我們說‘拍張照片’，但其實應該說‘照片抓住了我們’，是圖像觸發了這種誘惑，刺激我們來抓住這一瞬間，這很有趣。”

　　馬克將此次攝影回顧展命名為《直覺的瞬息》。亮相的118組照片時間跨度50年，由馬克和助手從35萬張小樣中精心挑選而出。老人微笑道：“我靠這些檔案出了很多書，現在靠它們謀生。”

　　“洋眼看中國”的攝影師，馬克不是第一個，但卻是最著名的一個。這個“拿小相機的小老頭”，上世紀50年代至今20多次來訪中國，拍下大量經典照片，見證并記錄了中國社會的現狀與變化。他曾出版過《黃山》、《中國印象》、《中國：旅行瞬間》等攝影集，1966年《中國的三面紅旗》在紐約獲海外新聞俱樂部獎。

　　作為瑪格南圖片社的元老之一，馬克在全球的跑動半徑大得驚人。他主要將鏡頭對準亞洲、非洲和美國，是越南戰爭爆發后惟一獲準入境的西方攝影師，從越南和美國兩個方向記錄戰爭的殘暴。

　　3月3日傍晚，馬克在其下榻酒店接受了本刊記者專訪。

　　他常強調自己害羞，事實并非如此，回答了一陣提問，他就對記者說，“來，說說你吧？”聊著聊著，轉向邊上的攝影記者：“現在太多學校，我不知道他們會教些什么，你在學校學到東西了嗎？”談到女人，他臉上光芒四射：“看到美麗的臉孔、一個美女，我們一定要把她拍下來；如果有可能，我們會想擁抱她，這也許不夠體面，但為她拍張照片當然可以。”千萬別問他，你這么大年紀還拍照嗎？他可能立馬就怒了——“拿起相機，我的手就不會抖！”

?大攝影師不談自己的杰作

馬克1923年6月生于里昂，是家中第5個孩子。“在家里，我哥哥姐姐總有說不完的話，我只在一邊悄悄聽、默默看。或許是這個原因，我的雙眼逐漸學會自己找樂子，形成了自己觀看世界的方式。”

五六歲時，小馬克午后常獨自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上那一線從窗簾縫隙濾進的陽光。“每次一有人從窗簾后邊走過，他們的影子就把那道光掃向同腳步聲相反的方向。這太奇怪了！”若干年后，一節光學課讓他明白，當初房頂上的人影原來是個倒像，窗簾縫隙充當了鏡片，小馬克的屋子在那一刻竟成了一個相機暗箱！“直到今天我還覺得，時常用孩子的眼光觀看這個世界，發現那些只有孩子才能發現的奇形怪景，對一個人多么重要！”

　　這個沉默寡言的孩子羞怯、怕見生人。第一次給人照相，正是這種狀態。“那年我8歲，一個人在路邊騎車，一對摩托男女停下來，招呼我過去給他們照相。他們擺好姿勢，親熱地摟著，我都不敢看他們，胡亂按了快門，遞上相機，一句話也不說騎上車掉頭就跑。當然，我永遠沒有機會看到那張‘生平第一照’了。”

　　中學畢業后，幾何成績不錯的馬克進入一所工科學院，接著找了份玻璃廠繪圖室的工作。1952年，趁著一周假期，他跑去為戲劇節拍照，結果再也沒回工廠。

　　一年后，他挎著萊卡相機前往巴黎，在那兒遇到卡蒂埃·布列松，學會使用一種傳統鏡像取景器——特別之處是，透過它看到的圖景是顛倒的。

　　帶著這個新家伙，馬克在相機里塞了卷底片，登上埃菲爾鐵塔。“鐵塔正在重新刷漆，我賴在盤旋而上的窄小樓梯上，那里有幫握著刷子的油漆工，實際上，他們更像雜技演員。我很害羞，不敢上前同他們說話。正當我試著構圖，一個工人突然頭朝下出現在我的取景器里。那一刻，這個神通廣大的取景器本應幫我判斷構圖平衡，結果差點讓我自己失去了平衡！后來，我把小樣給卡帕看，他圈出了一張。”

　　沒多久，照片被美國《生活》雜志發表，憑著這張門票，馬克進了瑪格南圖片社。

　　“1953年加入瑪格南時，我就被卡帕深深迷惑，奇怪的是，2到3周后，布列松成為比我親兄弟更親的人。布列松90大壽時，一個編輯要我寫點東西，電話里問：布列松對你們來說是不是一個大師？我寫的文章開頭就說：不，布列松想要的，是成為我們所有人的朋友！”

　　在瑪格南大家庭，馬克收獲了很多建議：怎樣深入阿拉伯人的生活、從以色列到埃及如何換護照、背著鋪蓋卷穿越印度時怎樣預防在尼泊爾公車上遭搶、怎么對印尼人的禮物表示答謝、怎么在雅典找到正宗好飯館……此外，無數聯系方式為他打開各洲各國各城市的大門。

　　“惟有怎么照相，幾乎沒任何建議。在瑪格南最初幾年，我幾乎從沒聽人談起照相。每次從一段長途旅行歸來，這些最偉大的攝影師們根本不談自己的‘杰作’，只對剛剛造訪的國家津津樂道。”

　　正如從前加入地下抵抗組織、放棄原先職業一樣，馬克加入瑪格南后，首要想法就是離開巴黎，到東方待上幾年。

?半個世紀的中國情結

“Can you speak Chinese？”(您會說中文嗎？)

　　“Mei You，Mei You。”(沒有，沒有。)

　　不會說中文的馬克，看過黃浦江上的昔日風帆、登過8次黃山、對北京全聚德的方位了如指掌。

　　上世紀50年代，馬克用了6個月，從巴黎一直開車到加爾各答。待在印度期間，他認識了周總理身邊的人，通過這層關系來到中國。“1956年9月，我接到正式通知，允許我1957年1月1日起待在中國。作為一家法國雜志的記者，我在中國工作過4個月。上海某部門安排我拍制陶工人，但我不感興趣，希望能參觀工廠。他們很不理解，為此，我還罷工了兩天。”

　　1957年去延安時，馬克拍下一張毛澤東睡過的床。普通的物件，經由他特殊的用光和構圖，升起一股宗教感，“毛澤東說，蚊帳是他在延安時期擁有的最奢侈的一樣東西。”

　　1965年，他再次來到中國，拍下北京美術學院雕塑系學生的課堂，“毛澤東嚴禁所有裸體模特，他們被認為是頹廢的、腐朽的資本主義的寫照，當年只留下這個課堂還有裸體模特。”

　　同年，他還記錄了中國民眾在天安門前抗議美國介入越南戰爭，背后是胡志明與毛澤東的海報；上海碼頭工人正在向右奔跑，方向與招貼畫上毛主席領導下向左前進的工農業相反。

　　進入1990年代，馬克多次回到中國。1992年，他將鏡頭對準《小平同志在深圳》的巨型宣傳畫，拍下腳手架上一名工人為畫像著色的照片；1994年，他拍下深圳建議人們購買股票的廣告，下面是撐傘路過的行人，廣告板上的金幣則像雨點般落在木質人行道上。

　　中國的“年輕”攝影家們習慣昵稱他“老馬克”。1990年代，他與肖全、吳家林、楊延康等人成為忘年摯友，其中，來自云南的吳家林更是借由馬克的推薦登上國際攝影舞臺。馬克說，中國攝影師應該積極吸取傳統文化的精髓，而不是受一些西方蹩腳攝影師的影響，要用鏡頭把中國傳統的美與真實傳遞給世界。

　　他拍攝了一系列帶有濃重當代意味的彩色照片，表達了他對這個古老而又年輕的國家所抱有的深情。解說詞是這樣寫的：黃山雖叫“黃”山，但其實在大多數時候是藍色的(1985年安徽)。紫禁城的墻上滿是傳統的中國紅，這是喜慶、富足與幸福的象征(2005年北京)。“沒見過的上海”系列中，2005年攝下的里弄生活，虛晃的畫面和看似不確定的構圖，決然打破了他過去的專屬風格。

　　“我非常熱愛東方，遠遠超過我們的城市，或者我們成長的家鄉。我們總是被相反的、不同的東西所吸引。當我到東方時，我發現東方確實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思考方式、行為和文化都截然不同。現在，所有的事都對齊了，麥當勞和所有西洋的東西，中國再也不是遠東，它已經變成遠西了。”

?在戰亂中心按下快門

　　“我的另一個相機在哪里？伊拉克……伊拉克……”

　　紀錄短片《年度瞬間》片頭，2003年倫敦反伊戰游行，馬克將相機舉過頭頂，對準洶涌人潮。他的身后，正是其1967年拍攝的反越戰名作。

　　“1967年10月，我身在美國華盛頓，發現自己被裹入一股宏大人流……大批情緒激昂的群眾為了越南和平游走街頭。成千上萬年輕人——不論性別、膚色，從四面八方聚攏，向五角大樓示威……我瘋狂地按動快門，傍晚時分膠卷已經用得精光。最后一張是最棒的，凝固在我的取景器中：那是一朵柔軟的花，被固執地舉在一列刺刀面前。”

　　20多年后，馬克又見到了照片中的女孩Jan Rose Kasmir，2006年兩人通了電話，“我問她在干什么，她說在為全世界和平而戰。我說，如果做這個工作，就不會失業了。”策展人尚陸補充道：“其實馬克自己都忘了，他最后拍了兩張。全世界都只發表了一張黑白的，非常有名，美國人當時叫做《Flower Power》(花的力量)。最近他還找出一張彩色的，去年巴黎回顧展時，終于調出來了。”

　　短片中，馬克坐在紐約中央公園的大樹下，回憶“9·11”。他痛心地閉起雙眼：“周二早上9點多，來了個電話。Lida Asher跟我說‘快開電視！’我找到遙控器后，以為要找個新聞頻道，但所有頻道都在播放同一個畫面。我看到了直播的第二架飛機。我想，即便那些播音員也懷疑第二架飛機是否也是一次事故？！我能做什么？我問自己。我拿出身邊的相機對著屏幕拍攝，接著，我跑到時代廣場，那里一切正常，人群、出租車，熙熙攘攘。在最靠近世貿中心的聯合廣場，警察封鎖了街道。我們能夠看到濃煙滾滾。聯合廣場擠滿了年輕人，大家都在哭泣。有一個人邊兜圈子邊叫：‘一無所有……無中生無。’”

　　1955年，巴基斯坦邊境，部族武器車間里持槍的小男孩，“等這個小伙子長大后，他會拿起槍作戰嗎？他參加的又會是哪場戰爭？”；1960年，加納北部，一個與現代世界隔絕的村莊里，“一群赤身裸體的孩子興高采烈地跑來歡迎首位西方人的到來”；1969年，越南河內，信奉天主教的婦女在北越Phat Diem大教堂禱告；1971年，印度加爾各答難民營里的年輕母親；1979年伊朗德黑蘭的蒙面者，“是一位試圖躲避旁人注視的高雅婦女”……

　　“新聞攝影師嘴上掛著自己那套行話，講的也是只有他們業內人士才懂的笑話，我總覺得融不進他們那個小圈子——直到阿爾及利亞爭取獨立那次，我一剎那間切身體會到他們那種記錄新聞事件的迫切欲望，人們為了占領‘拍攝最佳點’瘋狂地你推我搡……卡帕總說：‘如果你的照片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靠得還不夠近。’可現在呢……我們沒法再做旁觀者，我們本身就是這劇烈動蕩的一部分……身體的直接沖突和讓人震動的畫面完全駕馭了我們的感情，讓我們和整個人群同呼吸。置身人群，我的情緒不止一次被這樣調動起來：尼赫魯的葬禮、尼泊爾國王的加冕禮、1968年5月的巴黎，還有在德黑蘭……”

?我家有一條美人魚

　　“這是我女兒，像條美人魚。”

　　說這話時，馬克的臉上漾起奕奕神采。

　　相片里的女孩，趴在水池邊，貼著幾縷濕發，玲瓏可人。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家庭的生活，幸福又辛苦。

　　1981年10月4日，58歲的馬克與現任太太卡特琳娜·謝納(Catherine Chaine)誕下女兒克萊芒斯。不幸的是，新生命被診斷出先天智障。

　　當年，卡特琳娜35歲，克萊芒斯是她第一個寶寶，醫生的診斷仿佛宣判了死刑：“那個縈繞在我們夢想中的小女孩死了，對我而言更糟糕的是，一個我完全不想要的嬰兒代替了她的位置，她蛻變成一個令我腦海翻騰的詞：‘先天智障’。”

　　起初，卡特琳娜充滿怨氣，根本不愿面對小克萊芒斯。“然而馬克的目光在那兒，滿懷著愛與盈盈不落的淚珠”，他以悉心的關愛撐起整個家，“為了和我在一起，馬克凌晨3點就從我們在都蘭的家園趕來了，第二天他還有拍攝任務。”

　　為了消解妻子的痛苦，馬克帶著她重回當年去過的吳哥。“馬克憑著直覺決定帶我同行，盡管當時柬埔寨時局動蕩，戰爭涂炭生靈，還差點升級為種族屠殺。……我們首先動身去了河內，那里的一切都讓馬克回憶起越戰時他做過的報道，范文同和胡志明先后接見過他，以及他在越南北部和南部的數次旅行。悲傷依舊揮之不去，好像油畫的底色隱隱綽綽始終在那里……但是聽他講故事，仰慕他話里話外流露出的清醒與勇氣，還是很幸福的，他無論講述什么都洋溢著幽默與謙恭的氣息……極盡談古論今之能事，來分散我的心思。”

　　“看到吳哥窟那些廟宇與雕塑雖歷經戰火，卻幾乎完好無損，他高興極了。……為了拍攝雙乳渾圓、麗質動人的飛天造像，馬克像山羊似的爬上崩塌的土塊和廟宇的矮墻，時不時在取景器窗口前瞇縫起眼睛。他滑下來的時候，我從半空中一把抓住了他的褲腰。那些沒有我的日子里，他究竟是怎么活下來的？”

　　在馬克的陪伴下，卡特琳娜對女兒慢慢流露出憐惜之情，學會以愛接受殘酷的現實。發現小克萊芒斯喜歡在水里扎猛子，馬克甚至為她在花園里挖了一個游泳池。克萊芒斯極佳的水性讓她有了一片新天地，也有了更多小伙伴。

　　在馬克溫情脈脈的家庭膠片里，克萊芒斯的臉蛋清晰細膩，像一尊牙雕的小菩薩，那么健康、飽滿、美麗；母女相處的歡悅時光，更是令人動容。

克萊芒斯22歲時，卡特琳娜寫下《有我，你別怕》一書，如實記錄智障女兒別樣的成長，以及為人母的心境變化：“你的出生是一道傷，而我們倆終于成功地筑起了一道愛之墻，來抵御最初的驚懼。”書本扉頁的題字，平淡而溫暖：獻給陪伴我度過生命中每一秒的馬克。

　　《年度瞬間》中有段迷人的影像：高瘦的馬克，裹著紅圍巾、戴著黃綠條紋的絨線帽，走在自家花園里，冬日暖陽下，喃喃自語道——“我喜歡站在這里，當酸橙樹的陰影成直角延伸到這里，這就像身體的動脈和靜脈……小孩出生時，我們說他見到光了……如果沒有光，就沒有植物，沒有花，世界不復存在，也不會有攝影；攝影——就是光。”

?我對拍攝暴力心懷抵觸

　　——對話馬克·呂布

　　這些是和我一樣的人，他們淌著血，發出痛苦的哀嚎，在我眼前遭受折磨慢慢死去。讓我舉著相機挑選角度給他們拍照，我怎么能做到？

本刊記者?李乃清?發自上海

　　北京烤鴨不比以前好，

　　我們就白革命了

　　人物周刊：這次展覽，我們看到一張您拍毛澤東的照片，之前沒有發表過，當時怎么拍攝的？

　　馬克·呂布：1957年，我應邀在北京飯店參加毛主席宴請波蘭總理的國宴，出席的有300名貴賓，我是當時惟一的外國攝影師。來到中國后，我就被告知，千萬別拍毛澤東，但那次國宴的最后，兩三個中國攝影師和我被告知可以去主桌拍照。毛主席站了起來，走到臺前，我湊了上去，鏡頭蓋開著，所以我拍到他好幾張照片，感覺真不錯。當時，我們被告知只能拍正面，但我拍到了他手放在口袋里的姿勢(得意地笑)，你知道，那是領導人的非正式狀態。

　　主席演講完，大家祝酒，我抓拍到了他和波蘭總理夫人碰杯的照片：照片上酒杯是完整的，但總理夫人只拍到一只手，你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手，還有一個女人的手，但不知道那是誰的，很神秘！等我回到法國，我告訴兄弟讓，“你知道嗎？上周，我見到了毛澤東，和他吃飯了，還拍了他的照片。”他非常驚訝，“哦，這不是真的！”

　　那是一頓很不錯的晚飯，有好多桌，我都不記得有些什么食物了……

　　人物周刊：北京烤鴨？

　　馬克·呂布：對對對！北京烤鴨。有位中國朋友告訴我，毛澤東和周恩來私下說過一件事，如果北京烤鴨不比以前好的話，我們就白革命了。這真是個有趣的說法！

　　人物周刊：說說您拍周恩來的幾張照片。

　　馬克·呂布：1965年我拍過周總理，但我覺得1971年拍的那張最好，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每次見面，他都記得我，都跟我握手。我們第一次見面，周總理和來賓握手，了解他的人都用左手。我不知道他在長征中受了傷，不能用右手，當時周總理用他受傷的右手和我握了手，第二次我就知道用左手了。那時候，我跟著一名法國記者同去，等到晚上11點鐘，周總理把我們留下來，一直談到早上4點鐘，很有意思。我們談了一些常識，交流了一些對中國的看法、興趣，以及來中國的意圖，還有中國的藝術，比如國畫。我給他拍的這些不是新聞照片。

　　人物周刊：1971年那張照片上，周總理好像做了個表示勝利的V字手勢，是您讓他擺的嗎？

　　馬克·呂布：哦，那不是勝利的手勢。當時法國部長阿蘭·佩雷菲特問他，在巴黎留學時學到些什么？他伸出兩根手指，說，我學了兩樣東西：一個是馬克思主義，另一個是列寧主義。

　　我沒認識任何女孩，

　　但我拍了很多照片

　　人物周刊：作為瑪格南圖片社元老之一，您如何定義瑪格南精神和評價它的體制。

　　馬克·呂布：瑪格南是一個密切合作的組織，這里有50到80個天才，每個成員都有強烈的獨立感和極其鮮明的個性，他們有責任保護自己的個性。每個人都不同，他們的共同點是，將照片的美感表現出來，而不是將金錢放在首位。

　　人物周刊：瑪格南的新聞照片很強調現場，您怎么看待現場？您工作中最危險的拍攝經歷是怎樣的？

　　馬克·呂布：二次大戰期間，我參加過法國地下反法西斯游擊隊，打過德國兵，那當然很危險。作為攝影師，我也經歷過一些危險，但我不愿刻意尋找那樣的地方，我一些朋友離現場和死亡距離非常近。通常，我經歷的危險只有兩三天，有好幾個月我都躲起來的。

　　孟加拉獨立的時候，軍人們在運動場舉行演說，作為給聽眾的額外獎賞，演說結束后他們讓狂熱的人們“欣賞”如何處置戰犯。記者和攝影師受邀來見證這可怕的一幕，我看到其中一個人已經投降了，他們還是用刺刀把他戳死。那景象讓我反胃，我沒有拍照，倉皇逃離現場，跑去找官員求助，要求他救人。這些是和我一樣的人，他們淌著血，發出痛苦的哀嚎，在我眼前遭受折磨慢慢死去。讓我舉著相機挑選角度給他們拍照，我怎么能做到？我對觀看和拍攝暴力心懷抵觸。

　　我一直說，我不是新聞攝影師，只是攝影家。瑪格南里有不同的攝影師，不只是新聞報道，還有時尚攝影，我也拍過時尚。我只記錄吸引我眼睛的、美的事物，最主要的還是拍攝時尋找構圖，畫面構圖是布列松給我的最大啟示。一張漂亮的照片，幾何感很重要。(隨手拿起一張照片比劃)就像這張照片，有些圓圈，看上去像兩個小球在親吻，氣球代表一種輕松和自由，還有這霧，非常美。我沒預先想拍這個，這些球在不停地動，我看到它們，然后按下快門，拍了兩三張照片。有時候我自己都不知道，這種視覺的效果我最感興趣。

　　人物周刊：您第一次遇見布列松是什么情景，請說說你們的交往。

　　馬克·呂布：那時，布列松剛出了他第一本書，大家現在常說的《決定性瞬間》。我之前聽說過他，所以去見了他。之后兩三年，我們成了好朋友，相互合作，有時他7點鐘就打電話叫醒我了。50年代，他在莫斯科拍了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回來就給我看他拍的照片。他沒教我什么，但他讓我意識到照片的整個視覺構圖非常重要，攝影的語言就像作家寫書的語法，用詞要準確。我從他那里學會，(邊說邊演示起來)看一張照片是不是好照片，要把它顛倒來看，這樣我們就能馬上感覺到什么東西是重要的了。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油畫也好，中國12世紀國畫的黃金時代也好，構圖都是基礎。布列松是個偉大的藝術家，我從他那里學到很多。

　　人物周刊：聽說您1953年加入瑪格南時，最崇拜的其實是卡帕？

　　馬克·呂布：我沒有崇拜卡帕，而是被他深深迷惑。卡帕對我非常友善、溫柔，好像我就是一個小朋友。我不記得有沒有給他看過我的照片。人家告訴他，有個年輕的馬克·呂布拍得不錯。那時我的英文講得不好，卡帕就跟我說，“你去倫敦，做3件事：多認識英國女孩子，學學英語，也可以拍拍照。”我說，“好好好，卡帕，我去。”6個月后，我回到巴黎，跟他說，“我沒認識一個英國女孩，也沒學到英文，但我拍了很多照片，這是最重要的。”

　　2000人面前，

　　鞏俐跟我吻了很長時間

　　人物周刊：展廳的第一張照片，是您1993年拍的鞏俐，請具體說說當時的拍攝。

　　馬克·呂布：啊，對！你有沒有鞏俐的電話？我很想給她打個電話！當時我是在平遙，北方下著大雪，我一直跟著《活著》攝制組。鞏俐人很好，非常有趣，盡管她不會說英文，但我們在一起很開心。我以為在中國，女人和男人不會親吻，但是，那次在舞臺上，2000人面前，鞏俐跟我吻了很長時間……(害羞地笑笑)我給你這么好的素材，你一定要把鞏俐的電話給我啊！我知道，她可能在新加坡或香港，我還有些照片沒給她呢。我這里有張照片，她坐在沙發椅上，腳上沒穿鞋，腿是半裸露的，(開玩笑道)她不是脫光的，我啥也沒做，很可惜，我沒看到，你千萬別跟她說這些哦……

　　人物周刊：還記得14歲時從父親那里得到第一部柯達相機的情景嗎？

　　馬克·呂布：我爸爸給我相機的時候什么都沒說。這樣也好，我就像發現了一臺新機器，擺弄著上面的光圈手柄和快門按鈕。我告訴自己，把相機放穩，用這個曝光，我想按多長時間就按多長時間。那時我很幼稚，我以為曝光時間越長，照相效果越好。我把相機放在桌上，正午陽光很強烈，我放了兩三分鐘曝光，我以為，哇，我一定有張很好的照片。沖洗出來后，一片黑茫茫！第一次沖洗膠卷給了我教訓，還好，后來我拍鞏俐時沒犯這個錯誤。

　　人物周刊：拍埃菲爾鐵塔油漆工那張經典照片，應該算是您的第一筆收入吧？

　　馬克·呂布：我不記得了，你知道，錢不是最重要的。當然，我愛錢，難道你不愛錢嗎？這不是個秘密。但我真的不記得具體報酬了，重要的是，它占據了美國《生活》雜志整版的篇幅，那是我發表的第一張照片。

　　人物周刊：您在中國拍的第一張照片是廣州車廂里的一位女士，為什么選擇拍她？

　　馬克·呂布：當時我很害羞，我不認識什么中國人，也不了解中國的習慣等等，但我很急切地想拍些東西，希望回國時能帶去一些有趣的照片，這對我很重要。那位女士坐在從香港前往廣州的火車上，樣子體面端莊。要知道，拍照時，你必須非常小心，很重要的是，被拍的人沒有在看你。我拍照是為了記錄快樂，如果被拍的人不快樂，那我可以做的就是改變心境，對人微笑。如果你微笑，對方就會回應你的微笑，這很重要。

　　但有時也會遇到比較難的情況，某些國家的人并不是很友好。我去過一些穆斯林國家，在巴基斯坦，我靠近他們，舉起相機，暗示要拍照。一些男人沖過來，打算向我扔石頭。我就明白了，你得理解一些地方的現狀。

　　人物周刊：您還拍過日本車廂里的睡美人，說說您眼中的東方女性美？

　　馬克·呂布：哦……(拖長音，點頭)我跟東方女性接觸很長時間啦！我正期待又一次相遇呢，估計要再等很長時間。所有的東方女人都不一樣，我可以看到中國女人和日本女人的分別，我了解日本女人更多些，比對中國女人多一些。(注：馬克·呂布出過一本攝影集《日本女人》，銷量很好，已經斷貨了。)

　　人物周刊：中國女人和日本女人的分別是什么呢？

　　馬克·呂布：(調皮地)這是個小秘密。

　　(感謝比極影像策展人尚陸先生、九久讀書人文化公司彭倫先生及上海美術館在本文采寫過程中的大力幫助，感謝Louis Le Guillou先生對部分文字的校譯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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