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后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

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

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后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

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

愛曰：“著述即于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跡，恐于道無補。”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返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譊（nao）譊于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于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后，《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說始廢。如《詩》《書》《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后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于《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判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為圣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勝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炫目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之詞以求知于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返樸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

愛曰：“著述者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

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后明，是歇后謎語矣。圣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聞。若《春秋》須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圣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圣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圣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后儒卻只要添上。”

愛曰：“圣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

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

先生曰：“縱有傳者，亦于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于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皇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于堯舜則祖述之，于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后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