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小學階段成績不算差，但并不喜歡考試。主要原因是心理素質不好，越是重要的考試越容易發揮失常，幾次升學考試都是該學習階段成績最差的一次。所以那時候聽到有否定“應試教育”的聲音時，有樸素的好感。但“考試”真的就那么可惡嗎？我覺著有必要進行更客觀一些的分析。

一、教育的本質功用

（一）教育起源于生存競賽

教育行為其實并非人類文明的專利，哺乳類和鳥類動物基本都會有向下一代傳授生存技巧的行為。但人類在進化過程中顯然更大限度的發揮了這種行為的輔助作用，保證了自身物種的脫穎而出。其中道理不言自明，由于各種生存技巧（比如取火、制作工具、捕獵、采集、集體合作等）并非基因遺傳的先天能力，而是通過各種巧合、發現、嘗試總結出的經驗性知識，如果沒有相互教授學習，則無法傳遞其經驗的作用，也就不可能成為種族的能力。

而當完成了對其他物種的碾壓后，人從動物真正變成了“人”，生存和發展的挑戰主要變為了族群間的競爭（包括為了爭奪自然資源的直接斗爭和更好改造自然的間接競賽），先天性的進化優勢已無法成為決定賽果的勝負手（因為同一物種不同族群間進化差異很小），后天經驗積累的作用更加突出。同時，由于社會分工的細化，族群內可以有專門或者兼職進行經驗傳授的成員，并可以進行一對多的傳授，傳授的效率將大大提高。人類區別于動物屆意義的教育行為有了出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比如秦漢及先秦人物對上古時代進行描述的文字就有諸如下列的記載：

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系辭》

軒轅……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史記·五帝本紀》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尚書·虞書·堯典》

從這些記載中，很清楚的看到再上古氏族中，有專門教授農業生產（耒耜是翻土工具，耨是除草工具）、戰斗技巧（熊羆貔貅貙虎是以圖騰代指的部落）、自然規律等教育活動。

從起源看，教育以其對經驗的“復制”功能，在經驗積累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人類族群對抗外部壓力的重要武器。

（二）階級社會帶來教育資源分配問題

隨著人類文明進入階級社會的階段，族群內部也出現了斗爭，這就給各類資源帶來了分配上的新問題。統治階級掌握著資源的分配權，為了維護統治地位，他們必須壟斷一定的教育資源；但另一方面，外界的壓力又依然存在，還必須讓被統治者掌握一定的技能以對抗族群外部壓力。因此，教育資源必然也要根據不同的需求進行分類分配，而且隨著生產力發展，社會分工繼續細化，這種分類也越發精細。

比如如下兩段對帝舜任用官員的文字記載：

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史記·五帝本紀》

以夔為典樂，教稺子——《史記·五帝本紀》

帝舜的時代已經處于原始氏族社會的末期，已經兼有一些奴隸社會的特征，從以上的任命可以發現，舜任命了契（傳說為商朝先祖）為司徒，主管百姓的教化，同時又任命了夔為典樂，專門教授貴族子弟音樂（稺子同稚子，意指貴族之子，在《尚書·虞書·舜典》中對同一任命的記載便直接為“胄子”），說明在這時已經出現了教育資源根據身份的分類分配。

再看另外一個例子：

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禮記·王制》

我們在中學課本上學過“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知道“庠序”指的是學校。禮記中的這段話介紹了從堯舜時代一直到周朝的“養老”事。從這段話中其實可以推斷出這樣一些問題：

1、社會顯然有等級之分，國老、庶老是有區別的。

2、國家設立學校，同樣是有上、下的等級分類的。

3、“養老”于學校，很可能是要利用老年人的知識經驗，以其做為老師。

4、不同身份的“老”養于不同等級的學校，同樣也能證明教育資源存在分類分配的現象，因為“國老”和“庶老”掌握的知識經驗是不同的。

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各種社會關系在變化，統治者和其實力也在變化，這些變化導致教育資源的分類和分配方式也在不斷調整，可只要私有制繼續存在，教育資源的分類和分配就將一直有其存在的土壤。且如上所述，教育到了這個階段，具有了維護階級統治這樣一種對內的新功能。

（三）封建制催生“民辦學校”

前些年，曾經有過一陣對民辦學校、私立學校的吹捧，配合著對應試教育的攻擊。認為私立學校可以更自由靈活的選擇課程、學生的個性可以得到發揮等等，支持者還會拿出一個大法寶，就是歐美就是私立教育更多更優秀，從而得出結論是中國應該向發達國家學校這種先進經驗。但實際上，民間辦學根本在中國歷史上也不算什么新興事物，它的存在也有起碼2000多年的歷史了。

西周以前，教育機構的興辦者只能是國家（族群），這是因為生產力水平太低，少數人無法承受教師不勞作帶來的負擔。隨著生產力的提高，人口增加，周王朝下的諸侯、甚至是這些諸侯分封的大夫們也逐漸擁有了過去王國才能有的實力，一方面讓社會對教育機構的承擔能力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帶來了周王朝統治力的衰弱，下層貴族和后來的新興地主階級需要利用教育提高自身實力、推廣階級理念，這就催生了“民間辦學”的現象。

當時最著名的民間辦學者當屬孔子，根據記載，孔子當時的辦學規模相當可觀。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史記·孔子世家》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家，孔子對教育的判斷比較準確，即認為教育是建立在人口規模和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之上的。

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

但諷刺的是，孔子認為當時的社會“禮崩樂壞”，周王朝的制度無法施行，畢生的愿望就是通過教育影響，恢復理想中西周時的社會制度。但事實上，恰恰是因為這種“禮崩樂壞”局面的出現，才使得他能夠有足夠的空間去開展自己的教學活動。

秦以后，我國建立了以郡縣制為主的中央集權的社會制度，封建制式微。“民間辦學”現象也在經歷了春秋戰國時的大發展階段后，幾經興衰。但基本有個普遍的規律，即每當中央集權的力度下降時，私學就會迎來一定的發展高潮，比如：

1、漢初對私學放開禁令，各家學說均得到再次發展。對應這一時段，漢在建國伊始，沒有完全沿用秦郡縣制，而是分封了諸侯，漢天子的權力在諸侯國并不完整。

2、魏晉南北朝時，門閥林立，中央政府的統治力被極大削弱，官辦學校又常因社會動蕩而無法開辦。在這種情況下，私學再度盛行。

3、安史之亂后，大唐盛極而衰，中國又進入一段分裂混亂的時代（一直到元朝以前，中央政府都沒有完成統一），而民間書院也從此萌芽發展。

4、明朝中期以后，黨爭愈演愈烈，黨人們相互抱團，相對削弱了皇權的影響力，這個時候，民間書院又蓬勃發展起來，東林書院的名號甚至發展為一派黨人的代稱。

5、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又開啟了一段長時間的列強割據、軍閥混戰的局面。在這一段歷史時期中次第登場的各個政治派別，包括外國及教會勢力，都在教育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張并付諸實踐。

對比分析，其實私立學校發展的好與“發達國家”的相關性，遠不如同“中央政府控制力弱”的相關性更高。歐美國家之所私立學校更普遍，更深層的原因可能離不開西歐長期的封建割據歷史傳統。說到底，教育，包括私立教育，為政治服務依然是其本職所在，公也好私也好，只是服務的階層有所區別罷了。

（四）中央集權呼喚“職業經理人”

秦始皇在統一列國后建立了一個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帝國，之后整個中國的權力集中到了皇帝（有時也包括周邊為數不多的人）手中，治理范圍卻比以往的王國都要大的多。帝國的所有者需要一批代理人來其執行其統治管理權。

在這之前，國家的統治階層是以血緣關系凝聚起來的親族，他們需要親自打理各類國家事務。因為統治權靠繼承向下延續，因此管理的權責也僅由一代傳遞給下一代即可，對于管理實在難以企及的地方，可以依靠分封次一級領地解決（這也給了少數外族有功人員一條合理安置之路）。被統治者們幾乎不可能參與到國家管理中，也就不可能得到與此相關的教育。這種管理模式下，國家類似家族管理的合伙企業。

戰國時，隨著鐵質農具等投入使用，家庭勞動可以創造出更高的社會價值，但封建領主的世襲制度（保證了土地的領主所有制）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阻礙。有一些諸侯國為此進行了變法改革，比較著名的有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當然，最成功的還是秦國的商鞅變法：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斗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史記·商君列傳》

通過史記的記載可以明確的看出這次改革的內容：1、以軍功作為定爵依據，這改變了舊的爵位繼承制度；2、土地所有權根據新的爵位進行分配，將土地的地主私有制合法化；3、重農抑商，鼓勵以小家庭為單位進行農業生產，使新所有制下的生產方式成為了社會的經濟運作基礎；4、軍功與榮譽掛鉤，給了新興的地主階級一定的政治地位。

改革讓秦國拋掉了世襲公卿的包袱，也帶來了管理人才缺乏的局面。秦國國君很好的利用了軍功而起的新興地主階級（如白起、王翦等）以及其他國家來秦的客卿人才（商鞅、張儀、范睢、呂不韋、李斯等），保證了秦國的崛起。

而現在，“股份公司”出現了，“股東”們更多地退居幕后，“公司”的管理交由聘用的“職業經理人”們來進行。在這種管理模式下，國家的統治者和管理者不再完全是同一批人，統治者需要人才來承擔社會管理職能，對被統治者中佼佼者的態度從嚴格壓制改為了收買，教育的作用再次調整，承擔起在被統治者中培養管理人才（士人官吏）的任務。

這里要再提孔子，雖然他的教育理想是為了維護舊制度，但他“有教無類”等思想理念的實踐，為新興的地主階級等被統治者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機會，而社會（包括官方和民間）對其教育理念的接受，客觀上促進了教育向新社會制度進行的適應發展。

子曰：“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

二、中央集權下的幾種主要選才制度

（一）皇帝的新難題

社會呼喚人才。可茫茫人海，誰才是人才？

封建的君王領主們不需為這個難題頭痛，他們不過是家族小生意，都是自家的事，好壞都用自己人。

大秦也沒有為這個問題頭痛，前面說過，長期的戰爭可以大浪淘沙，統一之后，他們還沒來得及考慮這個問題就滅亡了（當然，也難說導致大秦覆滅的原因里，沒考慮收買人才是不是其中一條）。

但天下安定后，如何選才（選官）這個問題再也無法回避地擺在了大漢及以后的統治者面前。

（二）“舉孝廉，父別居”

漢朝皇帝們想到的辦法是推薦，根據《漢書》記載，自高祖始，西漢皇帝共頒布求賢詔共19道（《試論西漢求賢詔》，葉秋菊），并逐漸形成了系統的選官制度——察舉制。

下面分別是漢高祖劉邦和漢文帝劉恒下達的求賢詔書：

……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酂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年老癃病，勿遣——《漢書·高帝紀》

……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于國家之大體，通于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漢書·晁錯傳》

察舉制度也采用一定的考試手段作為考察，比如上面提到的文帝的詔書中，就明確提到要推舉來的士大夫寫出政論文，由皇帝親自拆封批閱。但該制度的重點還是推薦，而且舉主（推薦者）都是地方的高級官員（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酂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這就有了很大的尋租空間，使賄賂、結黨盛行。到了后期，隨著皇帝年幼、懈怠等因素，考試手段退出，使得察舉制進一步徒有其表，因為沒有考核標準，孝廉也好，秀才也好，其個人素質全由舉主說了算，高級官員們依靠舉薦權幾乎壟斷了官員任用的資格，底層完全失去了上升通道，官員出身只可能是大官僚大富豪子弟，國家政策也就完全導向這個階層的利益，這使得地方豪強林立，兼并嚴重，底層生活日益艱難，社會矛盾不斷激化，最終導致了漢王朝的覆滅。

東漢靈、獻時童謠：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抱樸子·外篇·審舉》

（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魏文帝曹丕時，根據陳群的設計，施行了“九品中正制”。這一制度雖然是為了選才而設，但其實質和他父親“唯才是舉”的思想是背離的，甚至與“察舉制”相比，也是開了倒車。

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嘆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三國志·魏志·陳群傳》

根據該制度，人才任職由品級來確定，品級的評定依據是家世和個人道德品行，評價人員是各地籍貫的中央官員兼任的“中正官”，主觀性很強，“考試”基本不在考慮中，其實就相當于把漢末被地方門閥大族控制的變了味的察舉方式以制度的形式合法化了。曹丕作為統治者推行這種損害中央集權的制度，很重要的原因是為了爭求地方門閥大族的支持（陳群就是潁川陳氏的代表人物），畢竟因為代漢自立，曹魏政權內外都面臨著一定的壓力，曹丕不得不用妥協換取穩定。雖然他力圖用中央官員兼任中正官這種方式來掌握選才的話語權，也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與察舉制的最初制度設計上以皇帝本人通過考試遴選相比，這一制度把希望寄托于中央官員，可這些人很快就在對皇帝的忠誠和自家利益之間倒向后者，導致這一制度以比察舉制更快的速度完成了變質。

晉武帝司馬炎時，已有人看出九品中正制的弊端，比如劉毅就曾經上疏陳述九品中正制有八大缺點：

……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托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于身，必見割奪。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帝竟不施行——《晉書·劉毅列傳》

劉毅還曾指責司馬炎比桓靈二帝都不如：

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晉書·劉毅列傳》

雖然有人把這段話理解為司馬炎賣官，但由于我個人沒見到過更明確的賣官記錄，感覺這里說的也是選官體制的問題。桓靈之時雖然公開賣官鬻爵，但這種行為是國家做的，一者賣到的錢起碼還能國用，二者也一定程度上打破地方大族的壟斷，給了一些小地主機會。而到了西晉時，九品中正制已經令門閥們把持了各種利益，完全不利于國家了。門閥對中央集權的不斷削弱，也導致了西晉的迅速滅亡。

（四）“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南北朝開始考試逐漸被重視，考試制度也開始一步步完善，包括確立評價標準，放寬參與門檻等，到唐朝時，科舉制度基本成型，其后又不斷修正，前后共存在了1300余年。之所以可以長期存在，就是因為它充分發揮了考試選才的公平性，為底層提供了上升通道，調和了階級矛盾；通過考試標準的確立、與學校教育的結合，貫徹了統治者的思想；同時，官吏任命權利收歸中央，保證了政權的集中，為維護國家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

以下是考試制度逐漸完善、科舉制度不斷變革的一些例子：

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考格，五問并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與第——《南齊書·謝超宗傳》

這是中國考試制度史上第一次提出“對策”的具體評分標準（《中國古代考試制度》，郭齊家）。

“初，禮部侍郎親故移試考功， 謂之別頭——《新唐書·選舉志》

淳化三年，諸道貢士凡萬七千余人。先是，有擊登聞鼓訴校試不公者。蘇易簡知貢舉，受詔即赴貢院，仍糊名考校，遂為例——《宋史·選舉志》

八年，始置謄錄院，令封印官封試卷付之——《宋史·選舉志》

這些是為了防止徇私舞弊而采取的回避、匿名、謄錄等制度。

十八世紀中葉，人類開始進入工業社會，科學技術的更新變革速度與農業社會相比以指數增長。可當時的中國卻并未融入這場變革之中，社會制度開始落后于西方，沒有革命性變化的科舉制度自然也無法再滿足客觀需要，成為了阻礙國家進步的絆腳石之一，難以再遴選出社會最迫切需要的人才。

三、一些觀點分析

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對社會上反對考試的一些觀點進行反駁。可前面兩部分說了那么多，提到的要么是教育，要么是選才，跟考試一直沒有特別直接的關系。那為什么要寫這些，是不是跑題了？其實不是我跑題，是我要反駁的這些觀點在跑題，由于它們混淆基本事實的揮棒亂打，我針對它們進行反駁列出論據時就自然顯得不那么有章法了。

這些觀點都有什么呢？

1、應試教育是萬惡之源，應該取消考試。

前半句的問題后面再說，因為在這里它只有就是一個口號，只有觀點沒有事實。這里需要說是，應試教育和有考試的教育不是一回事，從前面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到，察舉制時也有考試，其實在更早的分封制時的教育也有考試，那時候的教育制度和應試教育總是八竿子打不著的吧。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禮記·學記》

禮記中描述的周時官學，每年入學，隔年進行考核。周朝的官學以教授六藝為主，以現在反對應試教育的一些人的視角，“禮、樂、射、御、書、數”是妥妥的素質教育的內容了，但考試卻還是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光是考試，還根據考試結果繼續獎懲。學習成績好的可以做官，不好好學而且屢教不改的要被流放。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告于王。 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 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 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后官之，任官然 后爵之，位定然后祿之——《禮記·王制》

也就是說，哪怕應試教育有問題，甚至于說就算問題大到應該廢除這種模式，也不等同于應該在教育中取消考試。這么簡單的邏輯本不用這么掰開揉碎的說，但架不住總有人在有意無意地混淆二者，也許他們當中有些確實是值得同情的糊涂人，可另外一些，絕對是其心可誅的壞蛋。

2、應試教育是生產線，不重視學生個性，偏離了教育的本質。

首先，教育的本質前面說過，它是人類社會生存發展對抗外部壓力的武器，服務社會的整體需求才是最基本的，特別是公立教育，更應該按照國家對人才的最迫切需求來提供教育內容，如果個性需求與之沖突，教育選擇后者才是不務正業。

其次，不注重學生個性更多的是教育資源不足的問題，一個老師要同時教育上百學生時你要求他因材施教，無論在什么樣的教育制度下都是困難的。這鍋應試教育背不動。

3、既然說教育是以社會的需求作為本質作用，那么科舉制度不是已經證明應試教育的失敗了嗎。

科舉制到清朝確實已經有了很大的問題，但并不是制度層面的問題，而且目標設置的問題。從其誕生起的一千多年來，科舉制的目標都是為農業社會的政權選拔管理人才。但十八世紀后，人類開始進入工業社會，需要的是掌握現代科學技術的人才。統治者沒能根據世界環境的變化改變科舉制的選人類型，也就是沒有調整教育培養方向，指揮棒指向錯了，社會就出問題了。這倒確實可以給現在的教育改革一個警示，想想科學技術是不是還是社會的真正需要。

而對于那些叫囂數學只需要學到初一初二的，你們以為教育目標是為了你設置的？就是為了淘汰你設置的。

4、我上學時就被考試折磨的太累了，我就是不想讓我的孩子再受這份罪

累、苦，這些不是考試帶來的，是競爭帶來的。學習階段的競爭中受累，只不過是為了在社會上的競爭中輕松一些。如果你有足夠的資源讓孩子在社會競爭中獲取很大的優勢，真的只是想讓孩子不因為考試受累，簡單，他考得好壞你都無所謂就行了。但只怕你不會這樣做，因為從你自己上學也受罪我就知道，你不太可能是趙家的人。所以你說這話不過是給別人聽，希望多忽悠傻一個是一個，給孩子消除點競爭對手罷了。

5、學習階段有競爭可以理解，但考試對富人更有優勢，損害了一般老百姓的利益。

說考試損害一般人利益，是典型的顛倒黑白。不論是看歷史的進程還是現實的情況，只有考試才是底層的普通人真正可以寄希望的選拔方式，而且越是純粹、不設參與限制、規則明確的考試，才對不富裕的人越有利。因為越是如此，才越能將競爭限制在個人內在能力的范圍。不通過考試，或者不以考試為主，哪怕只是增加一點藝術素養、社會實踐，甚至只是對考試評價標準稍微主觀一些，你一個社會底層，是有一個在中央當中正的好爹？是花得起巨款買馬辦畫展開音樂會？是能去旁聽兩會上提案？還是找得著關系拿推薦信呢？上個世紀的時候為了讓無產階級能接受好教育，可是曾經廢除過高考搞工農兵推薦上大學的，可后來推薦進去的照樣許多都是干部子弟。

我不否認，即使是考試，富裕家庭的孩子也確實比貧窮的孩子更有優勢。更好的家庭和學校環境，更有條件接受輔導，甚至是更充足的學習時間這些和個人能力無關的東西是無法依靠考試完全從教育的環節中分離出來的，富裕的家庭條件依然能跟人提供額外的幫助。但考試已經幫你剔除掉足夠多的盤外招了，就因為它做不到盡善盡美你們就跟著人嚷嚷要把它廢除，別人把你賣了你還幫著數錢呢吧。

6、你也承認考試有不公平了，就是這種不公平讓許多人得不到好的教育

確實有太多人沒有得到最好的教育，但這不是公平的問題，從根本上說，這還是教育資源不足導致的。讓十幾億人都去上清北是天方夜譚的情況下，就必然有TOP2、985、211到野雞學校這樣的分化，也就注定幾乎所有人都得不到最好的教育。美國的教育可不是應試的吧，難道人人都能去常青藤？

教育確實需要公平，因為其實個人獲得教育資源的多少和優劣，與其今后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有很大的相關性，不公平會造成社會問題。

但能比考試提供更公平的機會的大概只有抽簽了，而且要不帶任何條件的抽簽，否則，三五個字的限制，刷下來的都是最底層的孩子。可如果做到這樣，公平有了，效率就沒了，等于是更徹底的文化革命，教育對社會的功用無法最大化的發揮，無法起到選才的作用，更不要提什么因材施教。當然，估計以后又可以看到傷痕文學的噴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