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河淘沙，英雄難挽大江東去。三國的狼煙散盡，三國的英雄遠逝，可三國的話題仍時不時縈繞在我們耳邊。從學術界的專業研究，到央視的百家講壇，從戲曲的藝術演繹，到通俗影視的表現，從大學講堂，到中小學教本，解讀歷史，評說三國的形式可謂豐富繁多，精彩紛呈。跟研究《紅樓夢》而后興起的“紅學”一樣，“三國學”也早已成為一門學問。
翻看中國歷史，英雄輩出、風云變幻的時代，并非只有三國，像春秋戰國，五代十國，還有各個朝代的更替交接，皆如此。其間所涌現出來的歷史英雄人物，更是不勝枚舉。不過，似乎有這樣的現象，你要是問及或談論三國方面的故事，即便普通民眾，往往也能說出個子丑寅卯來。
何則大家對三國時代的情況最為熟悉？無他，獨有《三國演義》耳。
人們對三國的認識，籠統地講，主要源自于三部著作——陳壽的《三國志》、裴松之的《三國志注》，還有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對陳壽的史著《三國志》及其比志還要詳細的裴松之的注，可能民眾了解并不多，這兩本著作主要局限于文化學術界，而對普通大眾來說，更為熟悉的是《三國演義》以及由其產生的各種衍生品。
有人稱《三國演義》是一部不朽的“百科全書”式的歷史小說，因其描寫戰爭和外交的藝術水平極高，又被譽為“活的兵書”。書中所寫的戰爭次數大小約有五百之多，其中各勢力集團之間，在外交上的縱橫捭闔、戰略權謀，在軍事上的兵法戰術、用人策略的描寫，更為后人所稱道，也被后世廣泛效仿和應用。《三國演義》可以說是一部形象化的軍事學著作。
三國演義，就其體裁來說，是歷史小說。里面既講三國時期的史實，又有小說所需要的虛構，此所謂的“七分史實，三分虛構”。可能最早版本是明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上面注著“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后學羅本貫中編次”，羅貫中說他只是對陳壽的史傳做了些編次工作，據此小說是脫胎歷史，據有關史料演繹成書。大部分屬史實，有正史斑斑在案的，所以讀它時可以相信其中相當部分與歷史有關，因為小說家是依據歷史敷演，并不是完全憑空捏造來的；當然，既然是小說，就不可能完全是史實，其中肯定有藝術家們的虛構和夸飾，作為小說也是允許的，并且是必要的。
三國演義里的虛構，并非羅貫中一人之力所能為，他是在凝合千百年的集體智慧，進行藝術再加工。這些藝術虛構部分就小說來講無疑是成功的，也是三國演義中的最為精彩的部分（當然有不少內容也被一些學者斥為糟粕）。不過，對此我們只能從文學的角度去品讀欣賞，而不能當作真實的歷史來解讀。
作者取材于歷史人物，又不為史料所限，在歷史人物的基礎上，或夸大，或雜以其他人，加以改造，明顯帶作者自己的思想傾向。又因為小說流傳廣泛，影響范圍大，民眾在認識和評價那段歷史時，或多或少受到這部演義的左右，容易把歷史人物和小說人物弄混，以致是非不辨。清代章學誠就詬病其“七實三虛，惑亂觀眾”。
毛宗崗說三國有“三奇”，或稱“三絕”，即諸葛亮智絕，曹操奸絕，關羽義絕。一般把劉備、孫權，還有司馬懿，合在一塊稱“三杰”。這些人物在歷史上確實不是凡角，算得上一等一的英雄人物，作者獨運匠心，妙筆勾勒，形神畢肖躍然紙上。
對曹操，毛宗崗有精彩評論：“歷稽載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攬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聽荀彧勤王之說而自比周文，則有似乎忠；黜袁術僭號之非，而愿為曹侯，則有似乎順；不殺陳琳而愛其才，則有似乎寬；不追關公以全其志，則有似乎義。王敦不能用郭璞，而操之得士過之；桓溫不能識王猛，而操之知人過之。李林甫雖能制安祿山，不如操之擊烏桓于塞外，韓侂胄雖能貶秦檜，不若操之討董卓于生前。竊國家之柄而姑存其號，異于王莽之顯然刺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兒，勝于劉裕之急欲篡晉，是古今來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為人，性格確是復雜，雖是奸雄，卻有異于歷史上的奸臣，與王莽、王敦、桓溫、李林甫、韓侂胄之類相比，操在得士、知人、用兵、權謀等方面則勝過許多。
史載，曹操少年世之未稱奇也，但青年時得到當時太尉橋玄的賞識，認為操將來能夠平定天下的人。后來著名的鑒賞家許劭說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歷史上的曹操極具才干，文韜武略的英雄人物。不過三國演義，因作者封建正統的思想傾向而厚備薄操，擁劉反曹，一味貶低曹孟德，放大了他的奸詐陰險的一面，曹操便成了奸絕的曹操，戲曲里的曹操就是白臉。言其絕，其實就走上了極端，削弱了人物的真實感，小說人物就顯得不那么可信。智絕諸葛和義絕關羽也是如此。
小說里的劉備性格同樣深沉而復雜，既有仁慈長厚的一面，也有其虛偽的一面，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極深，做假的手段要比曹操高明，操做假人易知之，劉備作假人卻不易知其假。他的要投江，三辭徐州、遣眾將、摔阿斗等，其實都是為結人心而耍的權謀，并非出于真心。
歷史上的劉備并非很光彩的角色，他自身的行跡已證明其不是一個道德型的人物，至少不像小說里寫得那樣。如果真像作者所描寫的那樣，凡事講忠義和道德，曹操肯定不會把他當作最大的危險，因為這樣的政客或政治家在那個時代只會走投無路，當然也不僅僅在那個時代如此。丘吉爾曾說過：“一個政治家如果完全信守諾言，就如同嘴上叼著橫木穿過樹林。”說極端些，相信政客或政治家的話，你就得相信豬一直喜歡上樹。
羅貫中基于正統立場，極力張揚“擁劉反曹”主旨，借歷史上的劉備皮囊重塑一個明君的形象，從而把一切優秀品質都堆加在劉備身上，以致露出一些有悖人情道理的馬腳，比如當趙云在長坂坡歷盡危難把阿斗救出交與劉備時，劉備居然可以將孩子往地下一扔，說道是為此孺子差點折了一員大將云云，借此以顯劉備對部屬的厚道仁愛，這又過度放大的劉備的仁厚的一面，與歷史上的劉備不是一回事。魯迅就在其《中國小說史略》里批評《三國演義》在刻畫人物存在著弊端，指出：“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
諸葛亮是三國演義中的最重要人物之一，羅貫中把他塑造成忠貞智慧的典型。他一出場便光彩照人，其人胸懷天下，運籌帷幄，用兵如神，尤其他為統一天下所表現出來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為后世景仰。
若對照歷史來看，羅貫中在承繼前人創作基礎上，對諸葛亮也加了很多虛構部分對其進行再創作。歷史上諸葛確是個智慧忠貞，竭能盡力輔主的賢相，杜甫譽之為“萬古云霄一羽毛”。劉備三顧草廬，史有其事，諸葛在其出師表里也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至于赤壁之戰，《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記載：“先主遣諸葛亮自結于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并進，追至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歷史上赤壁之戰雙方統帥分別是劉備和周瑜，并非諸葛亮。若按歷史來寫，諸葛表現也平凡。
但三國演義的作者，據一些史實，便捕風捉影，移植敷衍，虛構了舌戰群儒，智激孫周，草船借箭，孔明借東風，與瑜斗智，以及后來與司馬懿玩的空城計等情節，史無記載，這樣一來，就把諸葛神化妖化了。
義勇雙絕的關羽，同樣是史實和作者理想的結晶。關羽在歷史上雖譽為萬人敵，像他這樣人物，歷史上其實并不少見。若完全按照史實來再現其人，不會像三國演義里的那樣光彩耀人。據陳壽《蜀書·關羽傳》記載，他曾被曹操俘虜，并投降曹操，為之賣命。這是其不光彩之處。雖操禮之甚厚，并因刺顏良有功，封為漢壽亭侯，不過，最后還是不忘故主，拜書辭曹。
史書上不足三百字，但到羅貫中手里就被敷演為二萬多字，演義出了關公約三事，掛印封金，過關斬將，千里單騎尋故主等激動人心的場面。在處理這段史實時，羅尊重歷史線索，又使之理想化，在生花妙筆下，原來不怎么光彩的事，卻讓其大義凜然起來，形象高大起來。從藝術創作上講，這是成功的。但讀者只能以小說形象來欣賞，跟欣賞曹操、劉備、諸葛亮等其他人一樣，主要把他們看作是小說里的形象，而不能完全等同歷史上的人物。
歷史就是歷史，小說終究是小說。街談巷議，百姓閑說，把歷史讀成小說，或把小說信為歷史，無可厚非，但在學術研究層面，兩者就不能混淆，歷史上的人物只能放在歷史環境里來認識，小說里的人物只能放在藝術環境里來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