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這是父親在五十年前寫給大哥的信。去年，大哥收拾舊物時被意外發現，當年父親剛好五十歲。

我們老家在湖北省武昌縣金口鎮，是個小鎮子，但不是農村。住在這里的居民大都做生意（經商），做手工業等，一般不種什么地，因無土地可種。

據你奶奶說，我祖父和父親在世時家里經濟情況不壞，開個布店，在當地是一家中等商店。但他倆走得早，父親29歲時即病逝。這時候我只有幾歲，還不記事，父親長得什么樣我都不知道。

父親、祖父死后家里經濟情況立即發生根本變化，鋪子關門了。剩下你奶奶、我二哥和我三個人，開始還能靠典賣東西弄點錢維持生活，后來連吃飯穿衣都成了問題，只好求親友幫忙度日。

二哥沒念幾年書，十五、六歲時到漢口一家布店學徒。我也只念了四、五年書，其中三年私塾，兩年初小，高小沒畢業就失學了。為啥不念書？因為連吃飯都成問題，哪有錢供給上學。

我從1935年至1938年到延安參加革命前的三年兩個月時間內，先后奔波于七個地方謀生糊口，受了資本家的剝削壓迫，受盡了失業痛苦，先后失業六次。

1935年5月，我求人介紹到武昌縣長途電話局金口管理處當電話學徒工。工作很多，如日夜要看守電話，叫人接電話。金口鎮只此一部電話機，所有從武漢打到金口的電話，包括商店的電話都由我一人跑遍所有街道、胡同去請人接電話，還要修電話線等等。

但是這里給我的工資規定每月三元（按天數計算，一天一角錢），不管吃飯。在這個地方我是沒有地位的最低等人，例如職員病假事假照常給工資，我如果生病或有事不上班扣工資。

一天一角錢，連我一人吃飯都不夠，可是我的工作是很勞累的，因為沒辦法，只得干下去。有時還要受氣挨打。

有一次修電路爬線桿，因我人小只有十五歲，上桿很困難，被一個家伙打了一個耳光，罵我「飯桶！」我說：「我不會，你該教教」，他說：「不會干，滾蛋！」

我實在受不了了，痛哭一場。因為在這里干活連吃口飯錢也解決不了。

這是第一次失業。

我在1936年3月間求人送禮找到一個工作，是到漢口一家賣無線電收音機商店當學徒。這里情況稍稍好一點兒，老板管我飯，就是說一天三頓飯不發愁了。干的活就更多更累了。

老板、店員等人全睡了我才敢睡，早上我頭一個起床，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什么掃地，擦洗地板、家具、窗戶，幫師傅干零星活，還要給老板倒小便壺，什么都要干，一天到晚總閑不住。雖然那樣勞累，由于能吃上飯了，我還是愿意干。

但是，因一職員（老板親戚）和老板孩子的奶母有不正當的男女關系，偶然被我遇見了，這家伙嫌我礙眼，在老板面前說我壞話，我立即被辭退。

在這里干了兩個月左右我滿腹冤屈，含著眼淚離開店門，這是我第二次失業。

怎么辦？吃飯問題怎么解決？沒有別的法子，只好又回到原來的地方——金口電話管理處，這里的工作與待遇（干一天活一角錢）一切和以前一樣。

由于工錢夠不上吃飯錢，我只得賣掉暫時不穿的衣服，包括棉衣、或由你奶奶干些活弄點錢、或求親戚借點錢糊口。

實在干下去了，我于1937年初報名鎮江偽電雷學校當學兵，這時候他們剛巧在金口招學兵。他們說學校是訓練水兵的，說得如何如何好。我們這些半大小孩兒到了學校后，發現他們是騙局。

我受不了他們軍閥主義（如打罵，侮辱人格等）的管理制度，在這里呆了一個月，趁還沒有發換軍裝就和幾個同鄉逃離此地。這雖不是抓丁，因是在國民黨罪惡統治下，壓迫得我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發生的，實質上無異于抓兵。

我們幾個人從鎮江逃出，身無分文，從鎮江到漢口沿途是過著流浪生活。賣點身上穿的衣服吃點飯，并不能吃飽。好不容易步行到南京，天下大雨，渾身淋透，我還發燒生了病。

怎么上輪船回漢口？沒錢買船票，只得坐「黃魚」船——就是沒錢買船票的人把衣服做抵押，被專人帶到最底層放鐵錨的艙里藏著，里面無燈光，暗無天日。待輪船到目的地，交現錢贖取抵押的衣物，就這樣流浪到漢口，我的家鄉。

經過這次的受苦受罪，我才深深認識到了國民黨統治下社會的罪惡與黑暗。可是這時候我并不懂得階級和革命。

以后又花錢送禮托人介紹到漢口一家土膏商店（即鴉片煙）當學徒，這里管吃飯，一月一元錢零花錢，仍是什么事情都干。從商店的雜事到老板的家事都要由我干，一天工作十多個小時，吃的是人家吃剩下的飯菜，睡的是廚房過道，夏天蚊子成群，沒有蚊帳，咬的我整夜不能睡覺。

第二天照常早早起床做那些永遠做不完的活計，實在困得不行，有時候打打盹，被老板看見，還得挨罵。

總之，受盡了資本家的剝削壓迫！記得有一次偽公安局因商店老板拖延不交商業稅款，來人傳訓（類似拘留）老板，目的是要老板快交稅款。但老板狡猾，他自己不去，叫我去公安局，我本心不愿意但又不敢不去。

我去偽公安局，偽警官問話后（內容是欠了多少稅，限期交清等等），把我關在拘留室拘留了三小時才放我回商店。

這件事給我印象最深刻，這說明狡猾的資本家靠剝削人發財致富，自己犯法也得找個替死鬼，當時我才十七歲。

一天，同店的一個學徒和我發生口角，這小子竟動手打人，我忍無可忍就還手打了他。老板得知后，不問青紅皂白，先狠狠地訓斥我一頓，我說是他先打我，你應該先責備他，你們處事不公平！老板更火了，大聲說：「不公平怎么樣？你愛干就干，不干滾蛋！」我實在受不了這個氣，馬上卷鋪蓋不干了。

以后得知這小子是商店股東的親戚，老板看他根子硬，明知他不對，還得庇護他。在舊社會哪里有什么公正？干了將近半年，記得我也是哭著離開這家商店的。

這是我第三次失業。

還得補充點，我在學徒時，因為沒有工錢，只管吃飯，穿衣問題沒法解決，怎么辦？辦法是靠典當。

冬天快到時，把夏、秋天衣服拿到當鋪去典當弄點錢（把衣服做抵押，當鋪給不多的錢，利息很高，如過期限不贖回，當鋪就把你的東西賣掉了），如不夠，再湊點錢解決冬衣。到了夏天，又把冬衣送到當鋪典當，換些錢贖回夏、秋衣，就是這樣子來回周轉。

當時我除了受資本家的剝削外，還得受封建主義高利貸殘酷剝削壓迫。失業在家生活沒辦法，又求原來金口電話管理處的同事介紹到偽國營金水流域農場電話室當話務生（即電話員），1937年初冬去的，每月工資九塊偽幣。

這是我第一次得到工資，但是，因為偽農場執行國民黨政府買「救國公債」的規定，不管你愿不愿意買，每月發工資時一律照扣。我每月要扣除一元五角，實際拿到手的僅有七元五角（據說他們賺工資多的人并不買公債）。其次，當時已進行抗日戰爭，物價上漲，偽幣貶值，所以我的工資還是只能吃飯，做衣服還是困難的。

在這里干了半年，于1938年春，發生農民暴動，把農場辦公室燒了，偽場長燒死了。可是，我也倒了霉，我的所有衣、被全部燒掉了。

在處理善后時，偽國營農場說是要補償每人燒毀的損失，可是實際上只補償了一些高級職員的損失，像我們這樣的人沒有補償。

我在這里地位是最低的，除了長字（廠長、股長）職員外，還有所謂雇員，我是雇員一級之下的，就是勤雜工役一類。因此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受到壓迫、剝削。

除上述強迫克扣工資（美其名曰「救國公債」）和應補償燒毀衣物損失而不補償等等外，連吃飯也要受到剝削。例如我們這些人包食堂伙食，每月繳納六元錢，可是吃的是長字號職員等人吃剩下的菜。

這是我受到的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強加于我的剝削、壓迫！暴動以后，偽農場以裁員為名，解雇了一部分人，我也被解雇了。

我兩手空空離開這里，這是第四次失業。

當時是戰時，市場蕭條，工作很難找到，生活更加困難，心里非常著急。我又跑到漢口，求人找事做。

恰好這時候有家土膏商店的制作煙膏、煙泡的一個工人暫時請假離開，我乘機會補這個缺，當工人師傅的下手，也就是學徒。干了三個月，請假的那個人回來了，于是我只能離開商店，我第五次失業。

這時我聽朋友說幾個同鄉在漢口有個小作坊，能夠維持生活，我問他能不能把我安排進去，解決我的生活問題。

他說需要拿出50元就可以進去，我沒有錢，但當時實在找不到一個謀生之處，沒有辦法，只得由你奶奶求親戚東拼西湊，好不容易湊齊了。

這是個小小的制作油墨的作坊，不雇人，自己做，自己賣。因敵機經常轟炸，油墨沒人要，后來他們說錢都賠光了，我只待了三個月，就這樣散伙了。

以后聽說這幾個人搗鬼私分了東西，結果倒霉的是我。不到三個月，我借債弄到的這筆錢被他們自肥了。這是我在舊社會又一次地被愚弄、被欺辱、被剝削了。

實在沒有一點辦法了，已經達到山窮水盡，油干燈熄的地步。

這是第六次失業。

這時，已經1938年8、9月，我和幾個同鄉、同學商量怎么辦？當時，武漢形勢很吃緊，眼看日本侵略軍要打到武漢，我們幾個人雖不懂得階級、革命，沒有階級覺悟，但不愿當亡國奴的民族意識還是有的。

其次，我們幾人當時都失業在家，生活沒辦法。大家都有離開家鄉到外面去闖一闖的想法，有參加抗日活動的要求。

此時，正好遇到一個和共產黨組織（十八集團軍駐武漢辦事處）有關系的老鄉金某，由他介紹到八路軍辦事處，我們報名考取了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于1938年10月初到延安抗大，編入抗大二大隊（工人大隊）二隊學習。

從此，我才脫離了苦海，脫離了由三座大山統治的舊社會，走上了光明、幸福的革命大道，并參加了由偉大領袖毛主席締造的中國共產黨。

最后補充一點，我在金口鎮失學、失業期間，經常干些零星活，如有人辦婚喪喜事，幫人抬送嫁妝（即新娘陪嫁的衣物用具等）；幫富有人家死人出殯時舉牌匾執事小旗，或幫人抄寫東西，人家給點錢，解決吃飯。

你奶奶在家里常常紡細麻線、砍蓮子（都是給人加工），或幫人縫洗衣物等，弄點錢補助家里生活費。

上面這些，就是我在參加革命以前在舊社會受苦、受剝削、受壓迫的情況。這僅著重說的經濟上受剝削的情況，至于在政治上受到的種種屈辱壓迫，我還沒有講到。

我受到的階級苦雖然沒有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貧下中農那樣深重，但是可以看出我從十五歲走向社會生活的三年多一點時間里，確實是過著風雨飄搖，朝不保夕，衣食無著，甚至饑寒交迫的生活，飽受了失學、失業，以致流浪的生活痛苦（僅僅是沒有沿街乞求要飯）！

同時在政治上、精神上也受盡了被人鄙視和欺凌的痛苦！（民族苦也受過，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加重了我生活的苦難），其中包括失業更難于找到工作。

特別是1938年一次大轟炸漢口時，我差點被炸死，后來日機轟炸延安舊城時，我又一次遭受危險。

我這次回漢口見到金口伯伯，也就是我的二哥。伯伯的大兒子誌培工作單位（連黨支部）來信，也要伯伯寫過去受階級苦的材料，幫助部隊開展階級教育，估計也是搞「兩憶三查」的需要。

你伯伯在舊社會吃的苦頭比我更多些。誌培已經入黨了，他調到上海市川沙縣張江公社新建大隊支農了，你應和他通通信，經常取得聯系，以便相互學習，共同進步。

就寫到這里吧，有什么不清楚的來信告知。還有，我家庭出身是城市貧民，個人成份是工人。

你上次要的照片底版還沒有找到，因搬家弄亂了，如找到即寄去，如找不到你就重照吧。

你媽媽托人到上海買手提包去了，簡建在北京也買到一個（和你買的那個一樣），你先暫時別買，以后給你寄去。還需要什么，請來信。

此祝

努力進步！

簡樸寫于1970年2月19日深夜11點40分

后記：

父親給大哥寫這封信時，大哥十九歲，正在無錫當兵。而父親在河南羅山五七干校。這封長達五千余字的家書中沒有什么家長里短兒女情長，而是那個特殊時代的特殊產品——更像一份交待材料、思想匯報。

那年他50歲，命運再一次使他孤苦無依，在「牛棚」昏暗的燈光下，不得不涂涂改改，奮筆疾書，無異于扒開傷口撒把鹽。

我從父親的來信中節選了主要內容，整理記錄在此。

父親生于1920年，信里主要講述了他15歲到18歲，也就是1935年到1938年之間顛沛流離的生活片段。1938年秋，他和幾個同鄉小伙伴投奔了延安。

父親沒讀過幾天書，文字寫得平常瑣碎，沒有什么文采。但于我而言，如獲至寶，逐字逐句看過來，有如父親就在近旁，平靜地講述一段老故事。恍惚間仿佛聽到了他老人家羸弱的聲音，我心如刀割淚如雨下，回不到從前！

在錄入修改父親這封信的時候，心情沉重，態度虔誠。

我如今也是老年人了，想象著那個15、6歲的單薄英俊的少年，衣衫襤褸，風餐露宿，還要遭受欺辱霸凌，而那個少年正是最最疼愛我的父親，怎不讓我老淚縱橫！

信中那段「坐黃魚船」的經歷，有一些印象。兒時，父親總是說「kang黃魚」（Kang讀三聲）
，我也時不時模仿著他的鄉音，纏著他「爸爸，爸爸，給我講kang黃魚的故事！」爸爸笑著不厭其煩。如今看了父親的文字才徹底明白咋回事。

笑中有淚。

父親是一個挺講究的人，他中等身材人很瘦，在儀容儀表、穿戴方面從不馬虎。打時間差，與典當行以物抵押貸款維持體面的方式，實在是無奈之舉。

這幾天媽來我這邊小住，順便過來給我治治懶病。老人早睡早起，女兒晚睡晚起，她倆時間差可達五、六個小時，我屬于「中間商賺差價」，兼顧兩頭，賺得盆滿缽滿。

不過剛好可以跟媽聊父親這封寫在1970年的家信。媽說，這封信她也沒看過，信里的內容她也是頭一次聽說。當時父母雖都在河南羅山五七干校，但不在一個「連隊」。

我：「那你們那時候談戀愛都聊啥呀？」

「不會談」。

給我噎的。

我特意保留來信中最后生活瑣事的片段，感覺有時代痕跡。信中提到的那種手提包，介于書包和箱子之間的體量，很實用。現在差不多可以算古董了。

父親在信的最后特別強調「我家庭出身是城市貧民，個人成分是工人。」這句話太扎心了！父親他非常非常擔心在那個特殊時期，因為他的出身、成分給子女帶來厄運。

親愛的爸爸，無論您什么出身，什么成分，您都是我最親最愛的爸爸，天下最好的男人。

另外，父親寫給大哥的這封長信的原因，是為了配合大哥所在部隊的政治運動。

六九年冬天，全軍開展「兩憶三查」運動，即：“兩憶”是憶階級苦、憶民族苦；“三查”是查立場、查斗志、查工作。

爸爸，我非常愛您，您在天上聽得到嗎！

這是我父親
日記里的文字
這是他的青春留下
留下來的散文詩
幾十年后
我看著淚流不止
可我的父親已經
老得像一個影子
………

在我眼里，這些普通的文字就像父親留下的散文詩！

我和父親的合影少之又少，誰能看出父親當年的歲數？提示一下，背景是建設中的首都體育館。

【2021/05/21，再次整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