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了普陀中學對面的古得書店，我想當店員，但人家并不需要店員。就坐在那里看書，坐太久了不好意思就買一本書。和老板也沒啥好聊的，雖然是個95年的小帥哥。中午時來了幾個高中生，氣氛才比較活躍，不尷尬。小孩子彼此間有嚴格的美丑排位，大人看著只是一例的可愛。我現在看高中女生也是一例的好看，只有一個化了妝的女孩子，看著太成熟了些。和她同來的另一個女孩子我很喜歡，會做手工又有商業頭腦，像我的一個朋友，頭發剪得極短，像我的另一個朋友——我總共兩個朋友。和她加了微信。覺得微信真不好，沒有微信就可以明確地知道是一期一會，加了微信有各種尷尬的可能性。說起孩子們買太宰治其實是因為《文豪野犬》，老板很失落。老板口里說著讀書是無用之用，其實滿心里根本就是相信讀書是有用的。來了好幾撥政府的人。查衛生的提了好多要求，我第一次知道原來我們中國人這么金貴，不能吃沒有空調的廚房做出來的東西。老板打電話走后門，對方拿店員小姐姐開玩笑。晚上讓爸爸來接我回家，真是漫長的路，我坐在那里擔心會不會像昨天那樣暈車嘔吐。外面風景真好。我可能要躁狂轉抑郁了。

我有兩三天沒有寫《惘然錄》了，因為我不知道為什么要寫，我腦子里有美麗可愛的女孩為什么要掏出來攤在紙上，冒著完成即失去的風險。還是準備寫完，畢竟小學起的夙愿，就算這次中途擱筆，以后也還得重新寫，不如咬咬牙寫完，死也瞑目。

《惘然錄》是寫實的。但我常常疑心張愛玲所看到的現實才是真正的現實，我只是裝傻。一邊寫著溫情脈脈的，一邊很想寫另一部刻薄惡毒的。這本惡毒的書，我想過要叫《了然集》，想想還是叫《酸梅子》吧。可能有人會說為什么我寫的高中生這么天真爛漫，寫的小學生卻惡毒世故。不好意思，我還是小學生時寫小學生也被老師批評說哪有那么壞的。我想孩子的惡毒也沒什么好奇怪的，正因為是孩子，對于陰暗的事情不知道怎樣閃躲，所以只能一橫心迎上去。完全可以想象露露和天嬌長大后就是惘然錄中的人物。也完全可以想象共同的記憶露露拿來寫了《酸梅子》，天嬌拿來寫了《惘然錄》。

被十貓安利了房思琪，至今沒有拿到書。看了她的視頻，她講話的方式像歐麗娟老師，軟萌中有學者式的謙遜與謹慎。奇怪這么可愛的她死了我卻不覺得惋惜。我也沒有覺得可以義憤填膺地去聲討所謂的“李國華”。我甚至冷冷地想，如果沒有這個李國華，人們現在是不是正在聲討她的丈夫，她的父母呢？

從前我們聲討自殺者，后來我們被科普了一些精神疾病的知識，于是我們轉而聲討自殺者身邊的親友。我們在這種聲討中很輕易地就拋棄了“無罪推定”。畢竟“無罪推定”只是現代法治的基石，而“出了壞事一定要有人負責”則是人之為人的本能。

這里且不討論自殺到底是不是一件壞事。只說壞事是不是都能找到責任人。其實也不必討論，天災人禍，天災人禍，有太多的事真的是老天爺的鍋，人，背不起。比如抑郁，抑郁是有基因的，容易患抑郁癥的小孩，就像薄如蟬翼的絲綢衣服，在擁擠的公交車上衣服壞掉了，你說能怪誰？我們要揪出一個人對此負責，就像原始部落要揪出一個人為天不下雨負責。洶涌在看客們心中的不是什么正義感，只是想要逃避生而為人的無力感而已。

我還想談談虛構和真實的關系。在我看來，所有好的小說必然是百分之百的真實又必然是百分之百的虛構。如果作者在寫作時有一絲一毫欺瞞讀者的意思，有一絲一毫的情節設計背離了她自己對人性的認識，那必然不是一本好小說。但如果她在寫作時抱著還原真相的用意，那她寫的是回憶錄而不是小說。何況回憶也不是真實的，回憶是消極的虛構，小說是積極的虛構。她說小說改編自真實故事。說的很好，不但小說，每個人每天活著都是靠改編真實。

讀《紅樓夢》不必關心曹家，但她的父母卻在對她的作品作索隱派的解讀。我想這不會是她所樂見的。但為人父母也許必然如此。我們作為普通讀者實在沒有資格打探作品之外的真實。滿足于作品本身吧，虛構的真實不是常常比真實更真實嗎？

《酸梅子》是虛構的，一開始的那個反霸凌宣傳根本就不存在，大陸目前連反霸凌的書都買不到，哪里來的宣傳活動？小說中的“我”不是真的我。我用了些小技法暗示這一點，但我擔心讀者蠢，特在此點破。這個“我”和我本人相當接近，但是是不同的。打個比方說吧，內心深處我是不是有種族歧視呢？當然有，但我不會表現出來，所以我不是種族歧視者。但“我”就有可能表現出來。作為一個虛構人物“我”的任務是表達某一層次的真實，而不是展現人格的全貌。我對于“我”完全理解，但不是完全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