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評點曾國藩家書之致諸弟【998】2024-8-15（2）
致諸弟
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二月初十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
十一月十四發第十四號家信，不知收到否？十二月初九接到家中十月十二一信（內有酒藥）、十一月初一日、初十日一信，具悉一切。
家中改屋，有與我意見相同之處。我于前次信內曾將全屋圖寄歸，想已收到。家中既已改妥，則不必依我之圖矣。但三角丘之路必須改于檀山嘴下，而于三角丘密種竹木。此我畫圖之要囑，望諸弟稟告堂上，急急行之。家中改房，亦有不與我其合意者，已成則不必再改。但六弟房改在爐子內，此系內外往來之屋，欲其通氣，不欲閟bi（古同閉，古通秘）塞，余意以為不可，不若以長橫屋上半節間斷作房為妥（連間兩隔。下半節作橫屋客坐，中間一節作過道，上半節作房）。內茅房在石柱屋后，亦嫌太遠，不如于季洪房外高磡kan（山崖）打進去七八尺（即舊茅房溝對過之磡，若打進去丈余，則與上首粟樹處同寬），既可起茅房、澡堂，而后邊地面寬宏，家有喜事，碗盞、菜貨亦有地安置，不至局促，不知可否？
家中麗參已完，明春得便即寄。彭十九之壽屏，亦準明春寄到。此間事務甚多，我又多病，是以遲遲。
澄弟辦賊，甚快人心。然必使其親房人等知我家是圖地方安靜，不是為一家逞勢張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惡。賊既辦后，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聲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諸弟人人當留心也。
羅蕓皋坐東皋，求我援引，此刻想已無及矣（我想寫一信與師令及伍府尊，此次又趕不及）。且如何援引之法，須寫信告我。渠qu（古義為他）前年存銀二十二兩在我處，昨托張楠皆帶交還渠。張言途中要借用，我已答應，囑渠到家即辦交邵陽彭筱房轉寄蕓皋，并作書告筱房矣，明春可問蕓皋看收到否？征一表叔在我家教讀甚好，此次未寫信請安，諸弟為我轉達。張豆付（和尚之稱如此）寫信寄南，殊為可惡！我付之不理，若并未接到此信者然，渠亦無如之何。
同鄉周荇xing（一種水草，可入藥）農之鮑石卿前與六弟交游，近因在妓女家飲酒（十一月初六日荇農之母生日，席散鮑即出游），提督府捉去交刑部革去供事。而荇農、荻舟尚游蕩不畏法，真可怪也！
余近日常有目疾，余俱康泰。內人及二二四女皆平安，小兒甚胖大。西席龐公擬十一回家，正月辦來，將請李筆峰代館。宋薌賓在道上仆跌斷腿（宋有與六弟信），五十余天始抵樊城（現湖北襄陽市樊城區，2800年的歷史文化名城），大可憫也。余不一一。
國藩手草
評點：京師官員吃花酒
家中改屋，遠在京城做官的曾氏很重視：既在事前寄改屋圖紙至家，又在此信中一再提到種竹及對六弟房的意見，連茅房起在何處，都指出了具體的地方。想必今天任何一個在外做事的兄長，都不可能對自己的農家老屋的改造，投入如此大的關注。這是不是說現在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一個像曾氏這樣細心負責的兄長了？不是的。此中的關鍵在于，人們的習俗和觀念有了大的變化。那個時候，老家就是人的根，不管你在外面做多久多大的官，到老了，都得回到老家來，這就叫做葉落歸根。此外，宦海多險，說不定哪天被人一紙彈劾，削職回籍，也得回老家。還有，父母死了，要守制三年，那時一定要回老家的?；乩霞业米∥?，故家中改屋，四千里外的朝廷大員予以真切的關注，便不奇怪。
所謂辦賊，便是維護鄉里四鄰的社會治安，打擊的主要對象為搶劫偷盜之人。在前選家書評點中，我們曾經分析過曾氏的戚族十年來衰敗不少。這說明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即十年來由于各種原因的綜合，中國南方農村經濟的凋敝，造成的結果是小康之家破落，原本貧窮之家更難以度日。他們如何生存呢？通常是弱者外出乞討，強者鋌而走險?！百\”之多，其源在此。
維護鄰里的事，常常由當地的富戶紳家出面組織。在曾氏的家鄉荷葉一帶，無疑曾家是首戶，曾家的實際當家人是四爺澄侯。這位四爺是個讀書不成，卻熱心出風頭的人，做辦賊的頭領自然合他的心意。熟諳鄉村情形的曾氏知道，這“辦賊”一事中間名堂甚多，故曾氏告誡他：“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聲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眹栏竦卣f起來，這實在有點虛偽：既然“哀矜”，又何必去“辦”？這中間有很復雜的因素在內，一兩句話是說不明白的。大約曾氏深知其弟，要制止他完全不參與也做不到，故姑且勸他減殺一點表面上的得色（得意的神色），以求不太招人嫉恨。六月份的家信中勸四弟“不貪財，不失信，不自是（自以為是）”三條，也是有意敲敲他近來有點熱昏的頭。
關于京官在妓院吃花酒被抓的事，曾氏在本年十一月家書中也提到過，說近日一刑部主事（主事為六部司官中的低級官員，其品級為正六品。主要負責處理日常公文和消息的上傳下達）、一戶部主事、一廣西提塘（清代各省設于京城,負責往來遞送公文），因此被提督府鎖拿交刑部治罪。這次又提到一個名叫鮑石卿的供事被捉去。于此可知，盡管京師妓院林立，八大胡同更是艷幟高張（高高張起出賣色相的旗子），但在表面上，朝廷的官員是不能與妓院打交道的，犯禁則要被捉拿法辦。不過，京官逛窯子，在當時普遍得很，這次之所以接連捉人，大概正是“嚴打”時候。但即便如此，“荇農、荻舟尚游蕩不畏法”。這說明還有不少人并不在意，他們自有逃避的辦法。
黃濬jun（同浚，清代于都知縣、江南才子，臺州太平(今浙江溫嶺)人，道光二年(1822年)進士）《花隨人圣庵摭憶（回憶錄）》里記載了一個這方面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一位就是這封信中所說的荇農，另一位更為有名，即所謂“中興四大名臣”之一的胡林翼。這兩個人都是湖南人，一個籍貫善化，一個籍貫益陽，那時都在同在翰林院做翰林，又都愛好冶游（男女在春天或節日里外出游玩。后來專指嫖妓。），于是常常結伴去逛妓院。一次，二人同在一個妓院里，正在興頭時，忽聞步軍衙門的人進來抓嫖客中的官員。荇農機靈，見情形危急，便仍掉胡林翼逃到廚房里，穿上廚子的衣服，從后面逃走了。胡林翼則被當場抓住，押到步軍衙門后，他為自己編造了假姓名假職業，又掏出五十兩銀子來做賄賂，才免去革職之禍。但胡林翼恨荇農臨危棄友，不夠哥們，從此與他絕交，甚至后來做了帶兵統領，也不招納善化籍的兵勇，荇農因自己的一次逃跑，給胡林翼終生造成凡善化人皆臨危棄友的成見。
周壽昌（1814年—1884年），清代詩人。字應甫，一字荇農，號友生、自庵等，湖南長沙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由編修累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光緒初罷官居京師，以著述為事，詩文、書、畫，俱負重名。山水極秀潤，有士氣，又富收藏。著有《思益堂集》《漢書注校補》。
胡林翼（1812年7月14日 －1861年9月30日），字貺生，號潤芝，亦作潤之或詠芝 。湖南省益陽縣泉交河（今屬益陽市赫山區泉交河鎮 ）人，中國清朝后期軍政重臣，湘軍重要首領。胡林翼在湖北七年，與曾國藩指揮清軍與太平軍死戰。因其為清廷平定太平天國取得較大的功勛，故得與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并稱為“中興名臣”，又與曾國藩并稱“曾胡”。
黃濬的回憶錄提及周、胡二人花事原文摘抄如下：
善化周荇農先生(壽昌)以文章名世，宣傳胡文忠入翰林后，在京常與荇農冶游。一夕方就娼家，坊卒掩至，荇農機警，亟入廚下，易服而立，得免；文忠及他人并縶去，例司坊質訊，不敢吐姓名，坐是頗受辱。釋歸，即與荇農絕交，謂其臨難相棄。后此治軍，且不喜用善化籍。曾文正為荇農屢解釋于文忠，卒不得大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