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0年七月，秦始皇嬴政在第五次大巡游中病逝于河北的沙丘。
臨死前，嬴政給長子扶蘇立下遺囑：令扶蘇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意思很簡單，就是令大兒子扶蘇把兵權交給蒙恬，然后回到咸陽主持老爹的喪事。
不過這句話的深層意思就是，老爹死后，扶蘇可當家做主，繼任秦二世之位。
然而，遺詔還沒有發出去，秦始皇就咽氣了。
這時，掌管遺詔的中車府令趙高不希望扶蘇接掌大權，所以他就將遺詔扣下來留中不發。
不久，丞相李斯得知皇帝駕崩、趙高私藏遺詔后，曾就儲位誰屬這個問題與趙高激烈辯論過。
可惜，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李斯，竟被皇帝身邊的親近小臣趙高說服了，他采納了趙高的提議將皇帝遺詔銷毀，同時又矯詔令扶蘇自殺、迎奉胡亥為新帝。
于是，秦朝便在李斯、趙高、胡亥三人的胡作非為下，走向了萬劫不復的不歸路……
那么，我們不禁心生疑惑，李斯為什么會聽從奸臣趙高的提議，擁立顢頇的胡亥為帝呢？
本人認為，李斯之所以這么做，原因如下：
其一，李斯年輕落魄時曾受倉鼠、廁鼠人生哲學的深刻刺激，所以出人頭地后，他極端嫌貧愛富。可以說，這兩種極端的刺激，促使李斯近乎執拗地去追求倉鼠式的富貴人生，而對廁鼠式的貧弱人生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正是在這種理念的驅使下，李斯聽信趙高提議廢扶蘇、立胡亥。
年輕時代的李斯，曾在楚國上蔡當過管理糧倉的小吏，值班期間，李斯得以見識到糧倉內外的不同大敵-老鼠。
只見，安閑優裕、干燥舒適的糧倉內，肥碩的老鼠們不緊不慢地吞食著積存的粟米，奇怪的是，它們見到了李斯，竟不覺得害怕，只是從容淡定地結伴離開。
李斯不禁陷入了沉思：
老鼠明明偷吃時膽小如鼠，為什么在糧倉內會這樣膽大從容呢？
老鼠明明過街時人人喊打，為什么在倉儲中會如此肆無忌憚呢？
原來，糧倉內五谷豐登的自然原生環境，使本來還饑寒交迫的老鼠在偷食糧食后得以健碩肥大，糧倉內天敵難入的人為監管環境，使本來還擔驚受怕的老鼠在暢快嬉戲時得以無憂無慮。
管仲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李斯看到了糧倉內糧食充足，卻沒有看到糧倉內的老鼠知曉禮節；李斯看到了糧倉內老鼠衣食無憂（吃得好長得毛就厚），卻沒有看到糧倉內的老鼠知道榮辱。
與此同時，在去廁所時，李斯又看到了另外一番匪夷所思的景象。
只見，骯臟不堪、天敵環伺的廁所內，骨瘦如柴的老鼠無可奈何地偷食著穢物，更令李斯猝不及防的是，賊眉鼠眼的廁鼠在瞥見李斯后，便一驚一乍地向外狼狽逃竄！就這樣，廁鼠那絕境求生的架勢和沖勁兒，著實將李斯吃飽后的打嗝給嚇了回去。
平復心情后，愛深慮的李斯再次陷入沉思：
老鼠在糧倉中明明健碩肥大，為什么在廁所內就會骨瘦如柴呢？
老鼠在糧倉中明明淡定從容，為什么在廁所內就會一驚一乍呢？
原來，廁所內的惡劣環境，使本來就饑寒交迫的老鼠在偷食穢物后更加營養不良，廁所內天敵環伺適者生存的殘酷環境，使本來就擔驚受怕的老鼠在見到人時更加如驚弓之鳥般一驚一乍。
思慮明白后，李斯將兩種情況對比起來，得出了影響自己一生的人生哲學。
說白了，這一切，都是環境和平臺導致的結果。
李斯不止一次地聽聞，楚國的貴族們，便如那肥碩倉鼠般衣食無憂肆無忌憚。
同時，李斯也不止一次地見到，楚國的貧民們，便如那廁鼠般窮困潦倒失魂落魄。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雖說李斯吟不出這等詩句，但這種極端貧富差距下人生命運便天壤之別的際遇，他通過倉鼠和廁鼠的鮮明對比和自己對貧富人世的所見所感，便能感同身受。
所以，李斯發出了這種影響他一生的感嘆：人之賢與不肖，譬如鼠也，在所自處耳。
換成大白話就是說，人的聰明才智能否得到施展，人的精明能干可否得到重用，就跟倉鼠和廁鼠一樣，在于他們如何面對機會機遇，如何選擇所處的平臺環境。
于是，不甘平庸的李斯離開了上蔡，開始走上不斷尋找新平臺和新機會的人生征程。
于是，認為平臺和機會比才能和智慧更重要的李斯，始而不斷地向蘭陵荀況求學以謀求新的求職機會，繼而不停地向秦相呂不韋求官以追求新的平臺，待到呂不韋垮臺后，李斯則又不懈地向秦王嬴政求重用以抓住每個機會扶搖而上（甚至不惜寫批龍鱗的《諫逐客書》以標新立異、引人注目）……
終于，憑借著機靈如廁鼠般的敏銳政治嗅覺和理政如商鞅那樣的治國長策偉略，李斯在嬴政這個平臺上大展拳腳平步青云，他先客卿再長史后廷尉，繼而登上秦國丞相之位、通侯之爵……
可以說，倉鼠、廁鼠的人生哲學，既是李斯由一介貧民不斷奮斗至帝國第一重臣的人生指導原則，又是李斯遭遇變故時嫌貧愛富、變節保祿的偏執人生圭臬。
所以，當秦始皇嬴政駕崩時，皇帝遺詔的繼承人，即素來主張儒家思想進而欲仁義治國的皇長子扶蘇，他能提供的平臺上，已經站上了蒙恬、蒙毅兩兄弟和王離這一王翦子孫，而素來堅持法家思想進而嚴刑峻法治國的丞相李斯，則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登上扶蘇這一政見不合的平臺上。
至于秦始皇駕崩前，當苦秦已久的萬千黔首被逼無奈之下打算厚積薄發時，對秦始皇濫用民力視若無睹的丞相李斯，已被愛民如子的扶蘇所厭惡；
當滅國失勢的六國貴族們蠢蠢欲動時，對待六國貴族們意圖復辟之暗潮，對待儒士淳于越的請行分封死灰復燃，主張徹底實行郡縣制且嚴防死守的李斯，雖然在反復辟一事上與扶蘇意見一致，但在迫害儒士上，扶蘇與李斯徹底分道揚鑣；
當屢受文化壓制的知識分子們耿耿于懷時，對秦始皇焚書坑術士推波助瀾的李斯，其主張的滅絕文化、殺生害命，已與扶蘇主張的存亡繼絕、愛惜人命摩擦出激烈的矛盾沖突……
總之，扶蘇能夠提供的平臺已被他人占滿、扶蘇能夠提供的機會已被本人與李斯的政見不合所堵死，所以，李斯絕不可能受到扶蘇的賞識乃至重用，換言之，李斯極有可能由保有榮華富貴的倉鼠變為一無所有甚至生命垂危的廁鼠。
而失勢，恰恰是信奉老鼠哲學的李斯極為反感且急欲嚴防的，因此，在面臨帝國權力的巨大真空和繼承人的確立時，李斯才會舍棄可能令自己失勢垂危的扶蘇和蒙恬，選擇確保自己權位富貴的胡亥和趙高。
其二，在老師荀子“性惡論”的深徹熏陶和秦國悠久害賢傳統的警示下，李斯不相信掌握大權后的扶蘇和蒙恬能夠善待自己，所以他才會秉持先發制人，后發受制于人的穩妥理念，采納趙高打壓扶蘇、蒙恬的提議，確保自身立于不敗之地。
李斯離開上蔡后，曾到蘭陵向儒家大師荀況求教數年。
在這幾年間，李斯修習了帝王之學和法家治國思想，同時荀子獨特另類的儒家思想也對李斯日后為人行政影響深遠，其中，對李斯影響最為深刻的當屬荀況的《性惡論》。
荀子《性惡論》有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
生而有憎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
生而有耳目聲色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然則縱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
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后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由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這段話的意思是：人的本性是邪惡的，他們那些善良的行為是虛偽人為的。
人的本性，一生下來就有喜歡財貨利益之心（若沒有，人怎么會掙錢養家糊口呢？），依順這種人性，所以爭搶掠奪就產生而推辭謙讓就消失了；
人，一生下來就有妒忌憎恨的心理（若沒有這種心理，人還怎么努力奮發，繼而在學習成績、工作業績和戀愛競爭中打敗學敵、工敵和情敵呢？），依順這種人性，所以殘殺陷害就產生而忠誠守信就消失了；
人，一生下來就有耳朵、眼睛的貪欲，有喜歡聽好聽音樂、喜歡美色的本能（若沒有，人還怎么陶冶情操、繁衍生息？），依順這種人性，所以淫蕩混亂就產生而禮義法度就消失了。
這樣看來，放縱人的本性，依順人的情欲，就一定會出現爭搶掠奪的現象，就一定會出現違犯等級名分、擾亂禮義法度的行為，最終，社會將趨向于暴亂。
所以一定要有師長和法度的教化、禮義的引導，然后人們才會從推辭謙讓出發，遵守禮法，而最終趨向于安定太平。
由此看來，人的本性是邪惡的就很明顯了，他們那些善良的行為則是虛偽人為的。
一言以蔽之，荀況的性惡論認為，人與生俱來的本性是邪惡的，人后天的善良行為和心理，需要在道德楷模的教化和法律法規的約束下才能促成，所以人的邪惡，是本性；人的善良，是虛偽人為的后天培養結果。
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李斯，雖然是在批判地繼承了儒家老師荀子的思想后，才成為了一名法家斗士。
但是，老師那振聾發聵洞徹人性的性惡論，早就遍嘗人世艱難、深感人心叵測的李斯，卻是親身實踐感同身受后全部繼承過來的。
所以看著推崇仁義治國、能夠信人奮士的扶蘇，李斯很不以為然，這位表面仁善的皇長子，不過是帝國儒士教育下的模仿偽善者，不過是帝國嚴刑峻法約束下的不敢為惡者。
而秦國，歷來都有君主換人后的害賢傳統：
秦孝公死，秦惠文公繼位后，立刻便把商鞅車裂；
宣太后死，秦昭襄王掌握大權，長平之戰后，秦王逼殺白起；
秦莊襄王死，嬴政掌握大權后，將呂不韋鴆殺……
總之，有如此害賢傳統在，誰能保證，秦始皇死，扶蘇繼位后，不會為父皇開脫勞民傷財之罪責，不會將李斯判為秦政失誤的罪魁禍首和替死鬼呢？
靠扶蘇的仁慈善良保證如何？可笑！信奉性惡論的李斯，怎么可能相信他人在禮法教化約束下的偽善能救自己？畢竟，一旦扶蘇繼位后不受禮法教化約束時，新君是會一如既往的仁慈善良呢？還是會暴露本性轉而暴戾邪惡呢？可以確定的是，新君的仁慈善良未必能信用甚或拯救自己，但新君的暴戾邪惡則必會罷黜甚至殺害自己。
既然善惡難定的人性不靠譜，那，靠自己的豐功偉績保證如何？可笑！商鞅變法強國促秦統一、白起百戰百勝拓地千里、呂不韋擁立秦王精細治國，試問，他們哪一個在功業方面比李斯差？可他們下場又如何？建功立業難，功高震主后保全自身更難，熟悉秦國歷史的李斯，怎么可能會相信視自己為政敵的扶蘇，不會在繼位后重演秦國的害賢傳統呢？
因此，說白了，無人可以保證！只有李斯自己能夠保證！
李斯認為，只有位高權重的自己先發制人地聯合趙高，去擁立名不見經傳的胡亥為新帝，這樣，無法鎮服百官的趙高才會為了平服百官異議而唯自己馬首是瞻，這樣，毫無根基的胡亥在自己支持下繼位為君后，才會為了長久地鞏固帝位而知恩圖報地確保自己的權位富貴和身家性命無虞。
所以，在老師荀子“性惡論”的深徹熏陶和秦國悠久害賢傳統的警示下，李斯不相信掌握大權后的扶蘇和蒙恬能夠善待自己，所以他才會秉持先發制人，后發受制于人的穩妥理念，采納趙高打壓扶蘇、蒙恬，擁立胡亥為新君的提議，確保自身立于不敗之地。
其三，李斯對自己的治國才能頗為自負，他認為，治國理政已數十年的自己擁立胡亥、統領國政，不會比只會諫言、只會打仗的扶蘇蒙恬差，所以他想繼續身兼丞相秉持秦法，終至成為靠嚴刑峻法成就強國大業的大秦第二商鞅，所以他想繼續身兼通侯完善禮制，成為靠詳實周禮成就天下歸心之盛世的大秦第二周公。而要想成就更上一層樓的功業，李斯就得立弱君胡亥、廢強君扶蘇。
從李斯入秦后向秦王上奏《諫逐客書》，就此確立秦王的用人戰略，到李斯輔佐鄭國開鑿鄭國渠造福關中百姓，到李斯輔佐秦王暗殺六國賢臣、保障后勤助秦軍攻滅六國，再到秦朝建立后李斯職司廷尉厘定秦法、矯正立法執法原則，最后到李斯身任丞相輔佐秦始皇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車軌，統籌管理秦人修筑馳道、直道、靈渠，保障后勤助秦軍北擊匈奴南平百越……
可以說，數十年來，秦國的用人戰略能夠不拘一域唯才是舉，秦國的攻滅六國能夠順風順水后勤無虞，秦朝的法律在全國能夠細致入微地貫徹落實，秦朝的統一華夏文化能夠高速高效高質量地完成，理政不怕繁巨且治國經驗老到的李斯可謂功不可沒。
而正是因為有這么長時間的治國理政，有這么多豐功偉業的辛苦成就，志得意滿的李斯，才會對繼續執掌大秦國政，進而開創更上一層樓的宏圖霸業，心存十二分的自信。
在這種情況下，秦始皇的駕崩，既給烈士暮年猶壯心不已的李斯以前所未有的打擊和挑戰，又給想再創新高成就更大功業的李斯以巨大的機遇和誘惑。
畢竟，正是因為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和萬丈光芒，李斯才會被埋沒在創建功業的幕后，充任一可有可無的配角。
所以，秦始皇的駕崩，既將李斯推到了選擇扶蘇則可能隱退敗亡、選擇胡亥則可能繼隆功成的風口浪尖，又預示著李斯擁立弱君胡亥后，有望如周公輔成王、商鞅佐孝公那樣成為功蓋君主的千古強臣，這種預示令大半生都在作配角的李斯心馳神往。
在人生遇到的大多數平臺中，李斯一直都是配角：
在楚國上蔡，李斯是個管糧倉的小吏；
在蘭陵，李斯是個虛心求學的莘莘學子；
在秦相呂不韋府邸，李斯是個擁有一技之長的小門客；
在秦王嬴政手下，李斯雖然先客卿再長史繼而廷尉最后丞相地步步高升，但終究來說，他仍是個功歸皇帝、過歸自己的配角臣子。
人之賢與不肖，譬如鼠也，在所自處耳。
信奉老鼠哲學的李斯，不甘心一生給別人當配角，不甘心讓大半生功業就此止步，他想如商鞅那樣變法強國而被后人尊稱為李斯變法，他想如周公那樣禮制治國而被后人尊稱為李斯禮制，他想當一回建功立業的主角，他想讓畢生功業在自己主導的情況下更上一層樓。
所以在這種功業心的驅動下，李斯摒棄了可能罷黜甚至歸罪于他的強君扶蘇，選擇了可能讓他當主角創建更大功業終而名留青史的弱君胡亥。
其四，趙高洞察人心的細致入微、口才的能言善辯以及對將來局勢的明晰評判，有效地促成了戀權貪利的李斯做出廢長立幼的亡國決斷。
李斯會擁立胡亥為新君，趙高的斡旋游說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秦始皇死后的權力真空時期，正是疾風知衰草，板蕩識奸臣的絕佳時期。
很不幸的是，由能臣淪為奸臣的趙高開始對李斯施展奸臣同化大法。
首先，趙高開門見山地向李斯說明：“秦始皇已駕崩，遺詔令扶蘇把兵權交給蒙恬，然后回咸陽主持先帝喪禮和國政。”
李斯聽說后正欲遵旨；
緊接著，趙高卻出人意料地向李斯提建議：“不過我們倆可以廢掉原詔，另外草擬一份新詔，遺詔令我的學生、先帝少子胡亥繼承皇位，同時命令扶蘇、蒙恬自殺，事成之后，我們倆就可以高枕無憂了。”
李斯乍聞如此大逆不道的建議，頓時震驚不已，他疾言厲色地聲稱這是亡國之言，并要求趙高閉嘴；
然而，嘴上沒毛，辦事卻牢靠的趙高則繼續提問道：“請問李斯大人，您在功勞、人望、天賦才能、與扶蘇關系親厚等諸多方面，與蒙恬相比，怎么樣？”
李斯聽后思忖片刻，連呼不如；
于是，趙高趁熱打鐵地對李斯勸道：“既如此，若奉行先帝遺詔，扶蘇繼位為帝，那他一定會任用蒙恬為丞相，到時李斯大人該如何自處？甚為可慮者，大人還會有身家性命之危！”
李斯聞聽此言，大惑不解，他連聲追問為何。
趙高繼續侃侃而談：“先帝治國理政，頗有急功暴政之名。若扶蘇立為新君，那么仁孝的他為了開脫先帝的諸多失誤舉措，就一定會找替罪羊來頂罪。試問，到那時，先前曾將先帝急功近利、勞民傷財之惡名攬在己身的李斯大人，難道不是最合適的開脫罪名人選嗎？秦國先王殺商鞅、逐張儀、殺白起、殺呂不韋，這些都是先例，大人想做下一個替罪羔羊嗎？”
李斯被追問得啞口無言，只能陷入沉思。
趙高則進一步建議道：“所以，為了防止大人遭受不測之禍，我們唯有篡改遺詔，擁立仁慈忠厚、敬重賢士的胡亥為帝，只要丞相您能擁立他繼位為帝，他一定能知恩圖報地繼續確保丞相子孫世世富貴。”
李斯思忖著不安地問道：“昔日晉獻公廢掉太子申生而立幼子奚齊，結果晉國三代都不得安寧；齊桓公未確立儲君，導致五個兒子置老爹尸體于不顧，只顧殘酷地爭奪王位，后來齊國因此大亂中衰。這些，都是違背天意招致的慘痛懲罰。如今，我怎么敢參與這樣的逆天之事呢？”
趙高聞言，頗不以為然地勸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如今情勢再清楚不過：若丞相擁立胡亥，則胡亥為帝后，必尊崇丞相，確保丞相長有封侯且世世稱孤，享喬松之壽而具孔墨之智；反之，如果丞相遵從原詔，則扶蘇為帝后，丞相被蒙恬取而代之、子孫難以長享富貴不說，丞相自身亦有不測之危。所以，胡亥與扶蘇，孰利孰害？丞相請自思量。”
最終，在趙高的連番勸說下，李斯采納了擁立胡亥為帝的提議。
人微言輕的趙高之所以能夠說服位高權重一言九鼎的李斯，使后者屈從己意廢長立幼，主要在于趙高精準地洞察到李斯想長享富貴的執拗心理，在于趙高準確地分析出扶蘇繼位后對李斯的不利之處，然后趙高以為李斯著想為借口、以扶蘇繼位不利于李斯相威脅、以胡亥繼位有利于李斯相引誘，終于促使李斯“趨富貴避貧賤”、“趨利避害”地聽從自己提議，趙高此舉堪稱說服別人的典范，值得我們效仿和學習。
至此，李斯完成了從創業功臣到毀業奸臣的微妙蛻變，秦朝亦因此埋下亡國之禍根。
綜上所述，李斯之所以會聽信趙高的提議，擁立胡亥為帝，主要在于以下幾個原因：
其一，李斯年輕落魄時曾受倉鼠、廁鼠人生哲學的深刻刺激，所以出人頭地后，他極端嫌貧愛富。可以說，這兩種極端的刺激，促使李斯近乎執拗地去追求倉鼠式的富貴人生，而對廁鼠式的貧弱人生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正是在這種理念的驅使下，李斯聽信趙高提議廢扶蘇、立胡亥；
其二，在老師荀子“性惡論”的深徹熏陶和秦國悠久害賢傳統的警示下，李斯不相信掌握大權后的扶蘇和蒙恬能夠善待自己，所以他才會秉持先發制人，后發受制于人的穩妥理念，采納趙高打壓扶蘇、蒙恬的提議，確保自身立于不敗之地；
其三，李斯對自己的治國才能頗為自負，他認為，治國理政已數十年的自己擁立胡亥、統領國政，不會比只會諫言、只會打仗的扶蘇蒙恬差，所以他想繼續身兼丞相秉持秦法，終至成為靠嚴刑峻法成就強國大業的大秦第二商鞅，所以他想繼續身兼通侯完善禮制，成為靠詳實周禮成就天下歸心之盛世的大秦第二周公。而要想成就更上一層樓的功業，李斯就得立弱君胡亥、廢強君扶蘇；
其四，趙高洞察人心的細致入微、口才的能言善辯以及對將來局勢的明晰評判，有效地促成了戀權貪利的李斯做出廢長立幼的亡國決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