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
一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
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
以上四個信念寫在《國史大綱》最前面，字里行間透出惋惜和希望。錢穆先生對當時中國人民缺乏歷史知識的情況感到痛心，更痛心的是，很少有人對祖國歷史存有溫情與敬意。與當時的人不同，他對待中國歷史是有溫情的，就像一個老人愛他們的后輩。
此書成于1939年，那時戰火紛飛，人民離亂。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似乎就沒過上好日子，一直求變。但祖宗成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中國的政治制度，文化觀念，經濟思維，經過兩千多年積累，一方面臻于完善，一方面卻固步自封。從讀書人里選出官員管理國家，民眾則老老實實種地，一夫百畝，辛勤勞作，五十衣帛，七十食肉，天下大同。中國的社會從來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要跳出此牢籠，學習西方科技和經商思維，實在是巨大的轉變，沒有畢其功于一役的便宜方法。最為重要的，是外敵入侵，非要把中國納入全球市場之中，外物輸入，對普通民眾刺激很大，社會難免浮躁。有識之士左右奔走，希望于巨變時代找到出路。
人們做事往往矯枉過正，也說明沒有經過幾番試驗，事情就難以走上正軌。二十世紀初年，否定國史，否定傳統文化，企圖用革除傳統的一切事物來達到凈化社會的目的，塑造如歐美國家那樣的政經制度。但事與愿違，政體復辟，軍閥混戰，思想混亂，不一而足。當人們繼續抨擊傳統文化，視中國歷史為毒瘤時，錢穆先生在困頓之中未免會想到國家前途命運。通于國史的他極明白，變舊就要先識舊，對過去有深刻認識，才能找到一條切合自身的道路。
個人做事時，往往注意總結經驗。家庭想要發展，也常常借鑒祖輩的方法。我們都知道，少有離開家庭而能獲得成功的人，一個家族的繁榮也往往依賴祖輩的奮斗。棄其糟粕，取其精華，生活中我們常做這樣的事。但一到民族國家的維度，這些做法就被拋棄了。時至今日，人們的智慧依然沒有長進。我們以為過去的都是糟粕，歷史無法借鑒，因為時代變化太快，已往經驗早不適用于今日。摒棄一些技術性經驗后，連帶著的，往往還有觀念、思維。一方水土一方文化，我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并不會像國家政權那樣嬗變，換了政府，社會觀念不會換。
所以說，脫離歷史談未來是容易的，因為免除了枯燥的考證。特別涉及到整個國家民族，而這個民族居然有兩千多年未曾斷絕的文化時，人們談事情更容易流于表面。
錢穆先生極希望當時的人能夠愛國，但若不了解歷史，就不會愛國，即使有人宣稱他是愛國的，他的愛也只是商業之愛，如農人愛他的牛，不能為民族真奮斗而犧牲（見引論一）。
我們喜歡一人一物，這種感情很常終了一生，因為我們在他們身上傾注了心神，我們了解這一人一物，而非一時感官快感。學習也如此。我們強調興趣是最好的老師，但我們也要問，興趣怎么來？驅使我們去學習的是求知欲，然而求知欲不會平白無故地產生，因為需要一種內在的動力。唯有我們對一門學科有一定了解后，我們才會積極主動繼續學習。
對一人一物如此，對國家民族也應如此。（我們運用這些類比時，有時陷入一個怪圈，生怕犯某個邏輯謬誤。如此一來，對一些顯而易見的事實，我們也不敢下定論，而先多方認證，最后不了了之。）我們愛朋友，愛家庭，不僅因為朋友家人帶給我們好處，更因為我們對他們知之甚深。愛民族也應如此，惟有知之深，才能愛之切。
二
錢穆先生開篇四信念里，最后一條是對民族發展的希望。他給出的是一條路，即要言改革，言發展，我們首先要了解歷史，對歷史抱有溫情和敬意。
“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于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見引言五）
我們為一個人立傳，除了專注他做過的事之外，還應該注意他做事的風格和哲學。生而為人，每個人做事都有自己的準則，那是他每個行為的根本動因。一個國家民族也有其獨特的精神，這個精神決定了整個民族的走向，它生，發，流，變，像河流底部的水流，緩慢卻堅不可摧。
全史之不斷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見引言六）
以上是錢穆先生對國家民族的精神的定義，簡言之，就是推動民族向前的內在動力。我們治史，首先是認識這個精神，明白歷史發展的趨勢，觀察每個歷史時期的理想。錢穆先生批評近代史學的記誦派和科學派缺乏系統，流于文字，無與現實；又批評考訂派割裂史實，為局部狹隘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漠然無所用其情”。
由以上我們可以知道，錢穆先生提倡學以致用。基礎是學，目的是用。他研究史學，不同于革新派失于考證和全盤否定，而是著眼于全盤歷史，理清歷史精神。這個全盤歷史又有別于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需要傾注感情，而不僅僅做技術上的分析。
德國史學家馮·蘭克認為史學家有兩個任務，其一是研究人類在特定歷史時代中的所思所為，因為每個歷史時代都擁有其特定趨勢和自己的理想。其二是尋找各個歷史時代之間的區別以及前后歷史時代之間的內在聯系。他跟錢穆先生的看法想類似，即找出歷史變動的趨勢，研究各個歷史時期的特性，然后找出它們的異同。為什么這樣做呢？因為一個國家民族的精神，是整個國家的命脈所在，生命的源泉。我們常說傳統，常說文化，但要怎樣理解它們？到歷史中去找。找到了又怎樣？這里可以引用司馬遷《史記》里的一句話：
“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史記·貨殖列傳》
惟有深刻認識一件事物，我們才能更好地運用它。最高的目標是順應自然，不強求。很遺憾的是，我們做事情連“整齊之”都很少做到。二十世紀也如此，大都在爭，國與民爭，民互爭，今與古爭。我們以為過去不足一提，或者認為過去的都是被淘汰的，何曾想過，人不過是記憶的合集，民族國家也是。
三
讀《國史大綱》時，總被錢穆先生的情懷感動。不談史學家是否應該公正客觀地治學，在戰火紛飛，國家前途幽暗之時，有精通國故的史學家拿出一股熱心腸來，做點實事鼓舞國民，這點就讓人敬佩。他字里行間對國家民族的愛深沉又自省。痛陳弊病，又極力褒揚長處。一個人的知識可以補救，一個人的情懷卻難以培養。何以錢穆先生傾注這么大精力，寫就這本書呢？我想，無非是因為他愛得深沉。
魯迅先生以諷刺聞名，但他如果僅會諷刺，怕也難以達到現在公認的高度。讀《藤野先生》時，開篇諷刺留日清國留學生，但寫到他的先生藤野先生時，透出的是對先生的尊敬。寫到中國人被日本人槍斃的情形時，每句話說的都是痛心，痛心，痛心。《國史大綱》也如此。錢穆先生是極懂國史的，對中國的歷史精神也把握很深，恰恰這樣，他對當時民眾的無知更感痛心。時代巨變時，全國上下彌漫的卻是對國故的懷疑，對文化，對文字，對制度，普遍抱著不信任的態度，這不利于抵抗侵略，甚至有害。當我們認為一個物件是無用無益的，為什么我們還要保護它呢？
如果錢穆先生僅僅擺出材料，論證史實聯系，這本書出版之后影響不會這么大，也不會成為各大學的教科書。他帶著知識，感情，和學以致用的想法，寫就這本書，是想在社稷傾亡之際，找到一條出路。即使沒有給出可行的路，那至少也鼓舞人們，讓人們出于愛而奮起保衛家國。他對歷史抱有的溫情和敬意，解釋了什么是愛國愛民族，使這本書帶著溫度，把愛國愛民族作為一種實在的感情傳遞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