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第二
孔子不談政治
第一篇《學而》是講個人作學問的內在修養，接著下來第二篇《為政》則是講學問的外用。
不過提到為政，有一點要注意：我們常發現在一些著作中，許多人認為《為政》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或者用現代的語匯來說，稱之為“政治哲學”。在我個人研究的結果，認為這個說法是不對的。孔子很少提到完整觀念的“政治”，孔子只說“為政”，這點我們要特別注意。站在學術的立場，態度要非常嚴謹。我們常說一句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服真理。”作學問的立場，就是“在學術面前，態度要非常嚴謹，服從真理。”孔子只講“為政”，不談政治；“政治”如國父所說的：“管理眾人的事。”孔子所提的“為政”是教化，教化是中國文化的名詞，不能看成是教育。教是教育，化是感化，但過去又不叫做感化，而叫做風化。為政的意義包括了教化。這個重點我們必須把握住。因此第二篇《為政》，也是談到學問外用的道理。
大政治家的風范
子曰：為政以德，其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即“拱”。這幾句話，表面上看來，非常容易懂。孔子提出來，為政最重要是“德”。說到這里，我們要注意，春秋戰國時代，“道德”兩個字，是很少連篇來用的，那個時候，道是道，德是德；魏晉南北朝以后，到唐宋之間，才把這兩個字連起來，變成一個名詞為“道德”；到現在年輕人一提到道德，都當成討厭的名詞。這是文化思想的演變。所以我們要知道，秦漢以前，德是德；而“道”與“天”，在當時可說是最麻煩、最難于界說的兩個字，同樣的有無窮意義。有時候“道”字，是形而上的那個本體的代表；有時候是道路之道，有時候是原則或法則，像《孫子兵法》：“兵者詭道也。”這個道就是法則的意思；有時候又是道德的代表。“天”字也是這樣，包含有四五個意義之多。在同一本書，甚至在同一句里，前后的道字，所代表的意義就不同。這個好像是中國文化的毛病，其實也是長處，尤其在古代印刷術還沒有發明，一個觀念用一個字來代表，用刀刻到竹簡上，在當時就足以完全表達。
再說到這個“德”字的意義，過去“德”是表示好行為的成果和作用。古時人解釋“德者得也”。因此我們了解孔子講的“為政以德”，是好行為的成果，也和后世講的“道德”意義差不多。如果不作深入研究，一般在學校里，就告訴學生，這里的“德”就是“道德”，因為學生不到相當的程度，老師也無法多搬古董來為他們作詳細解說。孔子為什么提出這個“德”字，這是第一個問題。
星辰知多少
第二個問題說到“北辰”。我們中國文化發達得最早的是天文。過去我們把天體分成二十八宿和三垣—紫微、少微、太微，類似于我們現在講天文的經緯度。經緯度是西方的劃分法。曾經有位天文學家主張，我們自己重新劃過，不照西方的度數劃，如格林威治時間是英國人劃的，與我們不相干。我們為什么不講自己的中原時間，或以臺灣作中心，把經緯度再劃過呢？而事實上，我們過去是劃分過的。天體的分度為三垣、二十八宿，就是把天體星座的范圍，劃分二十八個部分。為什么叫“宿”呢？這是指每天太陽從西方落下去的時候，東方天上是哪一個星座出來，這星座就是“宿”。這出來的星座，每個月不同，每半個月不同，每七天不同，所以分作二十八宿，又分為十二辰，作為時間與天體的關系。過去發現了北斗七星，就是現在西方人所指大小熊星座之際。在夏天我們可以看到一條銀河，在銀河的北面，那七顆最亮的星就是北斗星，這七顆星連起來，像舀水的瓢，古時叫“斗”。現在的天文學，也沒有離開我們老祖宗那個原則。整個天體那許多星星，都是以北極星作為中樞，眾星拱衛著它，每到晚上，北斗七星的斗柄前方，一定有兩顆最亮的星，名招搖二星，它的光最為閃爍，很容易看見。春天北斗星一定指著東方的寅宮。過去做大將的，要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無所不通，才能帶兵。因為天文在軍事上非常重要，就拿行軍來說，如夜間迷了路，即觀星斗，不藉儀器，就可辨別出方向來。我國過去這一套文化是很普遍的，現在對于固有的“天文學”，我們反而一點認識都沒有了。對于老祖宗傳下來的這些東西，我們不能不注意，一定要把它撿回來。
一年四季，天體星座的移動，好像聽北斗星的指揮，跟著它，繞著它轉動。不但一年四季，每個月北斗星所指的方向都不同，整個天體隨時在運轉。每天十二個時辰，北斗星的方向也在變動，而且這是幾千萬億年，固定的一種變動，不能錯亂，事實上它也決不會錯亂。
對于“北辰”我們了解了，那么孔子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為政以德”，內心有道，表現在外的行為就無懈可擊。譬如北辰，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作風，以道德的感化，你在那里本身不要動，只要發號施令，下面的人就像滿天無數的星座，都會跟著你的方向動。
劉備上了曹操的當
在軍事思想上，大家都知道“萬眾一心”以及“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兩句。大家對它的解釋也各有不同的見解。有的人解釋成“千萬雄師千萬心”，那就不太好了，最好的主帥在這情形下也沒有辦法，這就是思想問題，思想一定要集中。“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岳飛所提出的。現在我們如果解釋為主帥心計的變通，所謂“山人自有妙計”，那就更糟了。我們研究起來，岳飛這句“存乎一心”的“一心”，就是“萬眾一心”的意思比較恰當。那么“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就是這個道理。
其次，我們知道，儒道兩家的思想，在秦漢以前并不分家。大家都知道，老莊道家的思想講“無為而治”，有些講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的人，都解釋為在上面領導的人，什么都不管，就是“無為而治”。這完全搞錯了，道家沒有這個說法，是“無為無不為”。所謂“無為而治”是制其機先，看起來是沒有事。譬如說，一個領導的人，一個主持的人，對任何一個方法，一開始你就要先透析它的流弊，毛病出在哪里，先找到病源，把它疏通了，再不會出毛病，然后才能無為而無所不為。
講到這里，說一個笑話，當年抗戰期間，有一個朋友在一個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當保安副司令，他差不多天天都在外面剿匪，我問他：“你們地方上哪來這么多土匪？”他怪我一天到晚留心天下大事，連鵝毛扇都不去拿，不會當軍師。我問他這話是什么意思。他說：“如果把土匪都剿完了，我們怎么辦？”我說你們原來是這樣干的。他說：“不是我們要這樣干，是鄰縣要這樣干，把土匪趕來趕去，剿的次數多，功勞多，他們要這樣干，那我們又有什么辦法呢？”也有人說劉備是曹操培養出來的，假如他不培養一個劉備，就不能挾天子以令諸侯了。
天下事原來如此。現在講這樣壞的一個故事，以解釋這個道理—這種無為而治，實在是太不道德。我們在政治學上，軍事學上的政治思想中，都看得出來，所謂“為大將者無赫赫之功”，這句話在軍事思想上的意義，是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只要大將在那里，敵人就怕了，不敢動了，仗就打不起來了。這當然是了不起的。假如是一個普通人有赫赫之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所謂無為的道理，大致的要點也在此，孔子講道德的政治，就是這一個道理。
為什么孔子老是提到這一類的東西呢？古人對中國歷史研究的方法，有一句話叫“經史合參”。什么叫經呢？就是常道，就是永恒不變的大原則，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區，這個原則是不會變動的。但不是我們能規定它不準變動，而是它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稱為“經”。而“史”是記載這個原則之下的時代的變動、社會的變遷。我們要懂得經，必須要懂得史。拿歷史每個時代、每個社會來配合。這樣研究經史，才有意義。譬如孔子說的“為政以德”，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一則刻板的教條。其實不是的。我們讀歷史就知道，孔子出生的那個時代，我們后世矨它為“春秋時代”，就是西周與東周之間的時代，孔子寫了一本書叫做《春秋》，后來“春秋”成了歷史的代名詞。在孔子前后，有人寫了歷史，都稱春秋。中國文化中為什么把歷史稱為“春秋”而不稱為“冬夏”呢？照理冷就是冷，熱就是熱，稱冬夏也無不可。有人說因為春秋第一句話“春王正月”—后世把“春王正月”讀成一句話，是讀錯了。所以我們再三講，讀古書要注意的，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紙筆，文字要用刀刻在竹簡上，很艱難，所以往往一個字就代表了一個復雜的意義。這個“春”是春季；“王”是中央政府，是周朝；“正月”是周朝所行月令的正月；而成為“春王正月”—以此來解釋歷史所以稱作春秋的原因，這是不對的。
剛才提到，中國文化發展得最早的是科學，而科學中最先發展的是天文，講世界科學史，乃至講科學，一定先研究天文。要講天文，則中國的天文，在三千年以前就發達了。在全世界而言，是一馬當先的。講天文又必須講數學，而中國的數學，六千年以前，也很發達。這方面等將來有機會談到《易經》的時候，再討論它。
中國的文化是自天文來的—我們知道一年四季的氣候是不平均的，冬天太冷，夏天太熱。講晝夜，白晝在冬天太短，在夏天太長，都不平均。只有春天二月間和秋天八月間，“春分”“秋分”兩個節氣，就是在經緯度上，太陽剛剛走到赤道中間的時刻，白晝黑夜一樣長，氣候不冷不熱很溫和，所以稱歷史為春秋。這就是中國的歷史學家，認為在這一個時代當中，社會、政治的好或不好，放在這個像春分秋分一樣平衡的天氣上來批判。拿現在的觀念來說，稱一下你夠不夠分量，你當了多少年皇帝，對得起國家嗎？你做了多少年官？對得起老百姓嗎？都替你稱一稱。歷史叫做“春秋”就是這個道理。
從臺風了解人生
我們看了《春秋》，看了春秋戰國時候的歷史，孔子在《易經》的《系傳》上說：“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當孔子寫《易經?系傳》的時候，正是春秋時期動亂的時候。但是孔子認為“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一天所形成的。道家的莊子說：“颶風起于萍末”，颶風就是現在廣東話、福建話所講的臺風，現在西方人用中國語音譯過去，也叫臺風。我們看到臺風的力量這么猛烈，但它在水面上初起的時候，只見到水面上的一葉浮萍，稍稍動一下，緊接著水面上一股氣流冒上來，慢慢大了，變成臺風。道家這句話是說，個人也好，家庭也好，社會、國家、天下事都是一樣，如果小事不在乎，則大問題都出在小事上。“颶風起于萍末”，大風暴是從一個小風波來的。所以孔子在《易經》中說的上面那一段話，說明天下事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幾乎沒有偶然。平常聽人說：“這個機會很偶然”，實際上沒有偶然的事情。
以中國文化《易經》的道理來說，認為天地間的事都有原因，有很多因素的。譬如有人撿到一塊錢，“這多么偶然！”但仔細分析，一點不偶然，它的前因是什么？因為他走出門來了，如果沒有走出門這個前因，就不會有撿到一塊錢的后果。或者說，坐在家里就掉下一塊錢來了，這該是偶然了吧？但是因為他坐在家里，這塊錢掉下來他才撿得到呀！假如他出門不坐在家里，掉下來的錢，也不會是他的了，所以坐在家里不出去，也是得到這塊錢的前因。因此這些都是因素，“其所由來者，漸矣。”都是慢慢轉變來的。《易經》告訴我們，天下的事，沒有突變的，只有我們智慧不及的時候，才會看到某件事是突變的，其實早有一個前因潛伏在那里。我們懂了《易經》這幾句話，孔子著《春秋》，正是趕上那個時代，他所以那么偏重教化，正是在那三四百年當中，社會風氣亂得不得了。我們不妨引用下面幾個人的話，就可以知道春秋時代亂到什么程度。
司馬光說：“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指趙、魏、韓三家分晉），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于諸侯，是區區之分不得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于斯盡！”
又說：“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圣賢之后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滅，生民之類，糜滅幾盡，其不哀哉。”
顧亭林說：“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邦無完交，士無完主，此皆變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得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
從上面的記載，說明了春秋戰國當時社會之亂，變亂是不得了的。當時，大家重視權利的斗爭，社會秩序很亂，文化衰敗，孔子面對這個動亂，非常擔憂，因此他說為政，權力是沒有用的，唯“德”而已。
圣人也勢利嗎？
講到“德”，第三個觀念來了，我們看中國歷史，儒家思想為什么對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樣推崇？以前我有一個老朋友，他比我大幾十歲，是我的忘年交，四川人，自稱為“厚黑教主”的李宗吾，此人當系大家都知道的。他本人道德非常好，就喜歡故意罵人，我勸他少罵人一點，不要提倡厚黑學，我說人性本來就是那么一回事，臉厚心黑，但還用一張幕掩蓋起來的，為什么一定要把它揭開來呢？他說：“揭開嗎？你搞錯了，我是拉開壞的一幕，教人看后面真的。”李宗吾對歷史非常懷疑，他說圣人靠不住，為什么專推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成功的人？不成功的就沒有圣人嗎？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叫“對圣人的懷疑”。這位老兄，專寫反面文章，問他為什么要這樣做？他說：“老弟，你不知道，我和愛因斯坦同年，我那位同年發明了相對論名聞世界了。我呢？當個厚黑教主還沒有當好，所以我非要調皮一下不可。”此人很妙，我認識他時，他已六十多歲，整天不吃飯，老喝酒，喝酒就飽。精神、道德都很好。
講到這里，再回頭講正題，孔子為什么推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等？第一，有道德思想，沒有德業的成果，只能說他有道，不見得有德。有道德的思想，又有德業的成果，道與德配合，才叫“道德”。
歷史上，道家、儒家都提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因為那時談到“為政”，講究“德”字，到秦漢以后，只講事功，所謂“三王之治在道德，五霸之志在事功。”王、霸之不同在于此，等而下之，連霸業都談不上，連事功都沒有，光是拿偷雞摸狗的手段竊國而已。
這幾句話雖然簡單，解釋起來，卻有一大堆的意思，我們把它整個了解了，就曉得它的價值了。
悠美的情歌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所以有人說《論語》要重新編排，他們看《論語》看到這里就說：“講為政講得好好的，為什么又突然講到文學上去，而講起詩來了呢？還不是編錯了，編亂了嗎？應該把它拿出來，照現在西方辦法，邏輯的整理一番。”我說：“邏輯？！大概是把它邏過一下，再輯一輯吧？”只好為他們的主張作如是解釋。殊不知《論語》已經編得非常完整了。
為什么在《為政》里談這個問題。
“詩三百”，是指中國文學中的《詩經》，是孔子當時集中周朝以來數百年間，各個國家（各個地方單位）的勞人思婦的作品。所謂勞人就是成年不在家，為社會、國家在外奔波，一生勞勞碌碌的人。男女戀愛中，思想感情無法表達、蘊藏在心中的婦女，就是思婦。勞人思婦必有所感慨。各地方、各國家、各時代，每個人內心的思想感情，有時候是不可對人說，而用文字記下來，后來又慢慢的流傳開了。孔子把許多資料收集起來，因為它代表了人的思想，可以從中知道社會的趨勢到了什么程度，為什么人們要發牢騷？“其所由來者漸矣！”總有個原因的。這個原因要找也不簡單，所以孔子把詩集中起來，其中有的可以流傳，有的不能流傳，必須刪掉，所以叫做刪詩書，定禮樂。他把中國文化，集中其大成，作一個編輯的工作。對于詩的部分，上下幾百年，地區包括那么廣，他集中了以后，刪除了一部分，精選編出來代表作品三百篇，就是現在流傳下來的《詩經》。
讀《詩經》的第一篇，大家都知道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拿現在青年的口語來講，“追！”追女人的詩。或者說，孔子為什么這樣無聊，把臺北市西門町追女人那樣的詩都拿出來，就像現在流行的戀愛歌“給我一杯愛的咖啡”什么的，這“一杯咖啡”實在不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來得曲折、含蓄。由此我們看到孔子的思想，不是我們想象中的迂夫子。上次提到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一定要吃飯，一定要男女追求，不過不能亂，要有限度，要有禮制。所以他認為正規的男女之愛，并不妨害風化，這也叫“為政”，正規的。那么他把文王—周朝所領導的帝王國度中，男女相愛的詩列作第一篇，為什么呢？人生：飲食男女。形而下的開始，就是這個樣子。人一生下來就是要吃，長大了男人要女人，女人要男人，除了這個以外，幾乎沒有大事。所以西方文化某些性心理學的觀念，強調世界進步，乃至整部人類歷史，都是性心理推動的。
《詩經》歸納起來，有兩種分類—“風、雅、頌”、“賦、比、興”。什么叫“風”？就是地方性的，譬如說法國的文學是法國的文風，法國文風代表法國人的思想、情感，所以《詩經》有《鄭風》、《魯風》、《齊風》等等。“雅”以現代用詞來講，是合于音樂、文學的標準，文學化的、藝術化的，但有時候也不一定文學化、藝術化。“頌”就是社會、政府公事化的文學叫“頌”。
作品另三種型態，一種是“賦”，就是直接的述說。其次是“比”，如看見下大雪，想起北國的家鄉來，像李太白的詩：“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因這個感觸聯想到那個，就叫“比”。“興”是情緒，高興的事自己自由發揮；悲哀的事也自由發揮；最有名的，像大家熟悉的文天祥《過零丁洋》七律詩：“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吹絮，身世飄零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也就是“興”。他在挽救自己的國家，挽救那個時代，而遭遇敵人痛苦打擊的時候，無限的情感，無限的感慨。這也就是真的牢騷，心里郁悶的發泄，就是“興”。
詩的偉大
孔子說我整理詩三百篇的宗旨在什么地方？“一言以蔽之”—一句話，“思無邪”。人不能沒有思想，只要是思想不走歪曲的路，引導走上正路就好，譬如男女之愛。如果作學問的人，男女之愛都不能要，世界上沒有這種人。我所接近的，社會上普遍各界的人不少，例如出家的和尚、尼姑、神父、修女，各色各樣都有，常常聽他們訴說內心的痛苦。我跟他講，你是人，不是神，不是佛，人有人的問題，硬用思想把它切斷，是不可能的。人活著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問題，沒有問題就不會思想，孔子的“思無邪”就是對此而言。人的思想一定有問題，不經過文化的教育，不經過嚴正的教育，不會走上正道，所以他說整理詩三百篇的宗旨，就為了“思無邪”。
那么為什么把這個講文學境界的話，要放到《為政》篇來呢？這不是次序亂了嗎？一點都不亂，這就是“點題”了，就是把題目的中心抓住，先拿出來。
第一個點題：以現在的話來說，一切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只是思想問題。只要使得思想純正，什么問題都解決了。我們知道，現在整個世界的動亂，是思想問題。所以我在講哲學的時候，就說今天世界上沒有哲學家。學校里所謂的哲學，充其量不過是研究別人的哲學思想而已。尤其是作論文的時候，蘇格拉底怎么說，抄一節；孔子怎么說，抄一節。結果抄完了他們的哲學，自己什么都沒有，這種哲學只是文憑！
世界上今天須要真正的思想，要融會古今中外，真正產生一個思想。可是，現在不止中國，這是個思想貧乏的時代，所以我們必須發揮自己的文化。
第二個點題：牽涉到人的問題。
中國史上，凡是一個大政治家，都是大詩人、大文學家，我常和同學們說，過去人家說我們中國沒有哲學，現在知道中國不但有哲學，幾乎沒有人有資格去研究。因為我們是文哲不分，中國的文學家就是哲學家，哲學家就是文學家，要了解中國哲學思想，必須把中國五千年所有的書都讀遍了。西方的學問是專門的，心理學就是心理學，生理學就是生理學，過去中國人作學問要樣樣懂一點，中國書包括的內容這樣多，哪一本沒有哲學？哪一樣不是哲學？尤其文學更要懂了，甚至樣樣要懂，才能談哲學，中國哲學是如此難學。譬如唐初有首詩，題名《春江花月夜》中有幾句說：“江上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與西方人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意思一樣，但到了中國人的手里就高明了，在文字上有多美！所以你不在文學里找，就好像中國沒有哲學，在中國文學作品中一看，哲學多得很，譬如蘇東坡的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不是哲學問題嗎？宇宙哪里來的？上帝今天晚上吃西餐還是吃中餐？“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他問的這個問題，不是哲學問題嗎？所以中國是文哲不分的。此其一。
文史不分：中國歷史學家，都是大文學家，都是哲學家，所以司馬遷著的《史記》里面的八書等等，到處是哲學，是集中國哲理之大成。此其二。
文政不分：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唐代的詩為什么那么好，因為唐太宗的詩太好了，他提倡的。明代的對聯為什么開始發展起來，朱元璋的對聯作得很不錯，他盡管不讀書，卻喜歡作對聯。有個故事，朱元璋過年的時候，從宮里出來，看見一家老百姓門前沒有對子，叫人問問這家老百姓是干什么的，為什么門口沒有對子。一問是閹豬的，不會作對聯。于是朱元璋替他作了一副春聯：“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很好！很切身份。唐太宗詩好，大臣都是大文學家，如房玄齡、虞世南、魏征每位的詩都很好。為什么他們沒有文名？因為在歷史上，他們的功業蓋過了文學上的成就。如果他們窮酸一輩子，就變文人了，文人總帶一點酒釀味，那些有功業的變成醇酒了。其次，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詩很好，但文名被他的功業蓋過了。所以中國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都是大文學家。我們來一個老粗皇帝漢高祖，他也會來一個“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別人還作不出來呢！不到那個位置，說不定作成：“臺風來了吹掉瓦，雨漏下來我的媽！”所以大政治家一定要具備詩人的真摯情感。換句話說，如西方人所說，一個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備出世的精神—宗教家的精神。此其三。
第三個點題：中國人為什么提倡詩和禮？儒家何以對詩的教育看得這么重要？因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會工作的人，經常人與人之間有接觸、有痛苦、有煩惱。尤其中國人，拼命講究道德修養，修養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我經常告訴同學們，英雄與圣賢的分別：“英雄能夠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賢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將自己的煩惱交給別人去挑起來，圣人自己挑盡了天下人的煩惱。”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希望每個人能完成圣賢的責任，才能成為偉大的政治家。從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煩惱，西方人就付諸宗教；中國過去不專談宗教，人人有詩的修養，詩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么無法化解的煩惱，自己作兩句詩，就發泄了，把情感發揮了。同時詩的修養就是藝術的修養，一個為政的人，必須具備詩人的情感、詩人的修養。我們看歷史就知道，過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將，退朝以后回到家中，拿起筆，字一寫，書一讀，詩一誦，把胸中所有的煩悶都解決了。不像現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將或跳舞去了。這種修養和以前的修養不同了，也差遠了。
由此我們已了解，孔子說《為政》的“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就是告訴我們為政的人，除了領導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對于自己的修養，更要有詩人的情操，才能溫柔敦厚，才能輕松愉快的為政。
窮哉法治
下面提出問題來了：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這個“道”是領導的導。剛才我們提出來，說孔子講的為政，不是談政治，以現在觀念勉強說來，他講的是政治哲學，或說是政治的原理。他說領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如果以政治體制來領導，再用法制來管理，“齊之以刑”，使大家不犯法，犯法就罰他。但是用法制來管理人民，這樣一來“民免”，一般人會逃避，鉆法律的漏洞，而且他逃避了責任、法律及處罰，他還會自鳴得意，認為你奈何他不了，毫無羞恥心。這和道家老子講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道理一樣，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
因此孔子又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假如以道德來領導，每個人都有道德的涵養，“齊之以禮”，以禮教化。這就談到禮義精神了，大家能自動自發，如果做錯了，有那慚愧的心情，這樣做到人人有恥，不敢做不道德的事，不要等到法律制裁，自己就很難過，這就是有恥。到了這種情形，則“且格”，就達到了政治的目的。所以他是主張用道德的政治、道德的感化，這就是儒家與法家的精神之不同了。不過，中國的政治，向來是道家、儒家、法家合用的。
孔子的自剖
下面更有趣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是孔子的自我報告，為什么孔子在談到為政，要作自我報告呢？孔子是七十二歲死的。用簡單幾句話，報告了自己一生的經歷，艱苦奮斗的精神。他的身世很可憐，父親去世的時候，他還有一個半殘廢的哥哥和一個姐姐，對家庭，他要挑起這擔子來，他的責任很重。他說十五歲的時候，立志作學問，經過十五年，根據他豐富的經驗，以及人生的磨煉，到了三十歲而“立”。立就是不動，做人做事處世的道理不變了，確定了，這個人生非走這個路子不可。但是這時候還有懷疑，還有搖擺的現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歲，才不懷疑，但這是對形而下的學問人生而言。還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歲，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學的宇宙來源，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體范圍。到了“六十而耳順”，這里問題又來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么問題不順，耳腔發炎嗎？這句很難解釋，可能在當時漏刻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個句讀。如果照舊，“耳順”的道理就是說，自十五歲開始做人處世，學問修養，到了六十歲，好話壞話盡管人家去說，自己都聽得進去而毫不動心，不生氣，你罵我，我也聽得進去，心里平靜。注意！心里平靜不是死氣沉沉，是很活潑，很明確是非善惡，對好的人覺得可愛，對壞的人，更覺得要幫助改成好人，要這樣平靜，這個學問是很難的。然后再加十年，才“從心所欲”。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話：“不逾矩”。我們上街去看看，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來吃，“從心所欲”嘛！行嗎？要“不逾矩”。人與人之間要有一個范圍。“從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過這個范圍，所以“不逾矩”，同時這句話也通于形而上的道理。
講到這里，我們要研究孔子為什么把幾十年所經歷做人、做事、做學問的經驗，要放在《為政》篇里。這經驗太重要了，本來為政就是需要人生的經驗。
在世界上有兩個東西是沒有辦法實驗的，就是政治和軍事。這兩個東西，包羅萬象，變動不居。從歷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政治，專制、君主、民主、集體，究竟哪樣好？誰能下得了這個結論？尤其現代的中國，幾十年來，西方的什么思想文化，都搬到中國這個舞臺上來玩過，結果如何呢？所以為政的人是要了解人生，要有經驗，要多去體會。因此孔子將自己的經驗講出來，編到《為政》這一篇，就是暗示一般從政者，本身的修養以及做人做事的艱難，并不簡單，要效法他這個精神，在工作上去體會、了解它，才把這一段編到《為政》中來。
從上面幾段，我們得到一個結論：不管是為政或做事，是要靠人生經驗的累積。而人生經驗累積成什么東西呢？簡單的四個字—“人情世故”。
講到人情世故，中國人現在往往把這個名詞用反了，這是很壞的事。如果說“這家伙太世故了！”便是罵人。尤其外國人批評中國人，幾年前在《中央日報》我就看到這樣的文章，說中國人什么都好，就是太重人情了。這里一般年輕人的反應，認為這個外國人的文章寫得非常透徹，我說你們不要認為外國人在中國留學兩三年，就能懂中國文化，那你們都是干什么的？幾十年的飯是白吃了。中國文化一直在講人情，所謂“人情”，不是過年過節的時候，提著一只火腿，前街送到后巷，左鄰送到右舍，在外面送來送去地轉了個把月，說不定又轉回來物歸原主了。這只是情禮的象征，中國文化所講的“人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性情。人情這兩個字，現在解釋起來，包括了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行為科學等等學問都在內，也就是人與人之間融洽相處的感情。
“世故”就是透徹了解事物，懂得過去、現在、未來。“故”就是事情，“世故”就是世界上這些事情，要懂得人，要懂得事，就叫做人情世故。但現在反用了以后，所謂這家伙太“世故”，就是“滑頭”的別名；“人情”則變成拍馬屁的代用詞了。就這樣把中國文化完全搞錯了，尤其是外國人寫的更不對。
為政以“德”為本，再以學來培育“詩”的溫柔敦厚精神，是不是就具備了為政的條件了？不然！不然！就好像一個軍人，把中外古今的軍事思想理論都翻遍了，但是連槍怎么放都不會，二等兵上等兵是怎么回事也不曉得，這等人充其量只能當個參謀，絕對不能帶兵上戰場的。所以《論語》行文的氣勢，輕輕一轉，把孔子的簡略自傳編進來了。也就是告訴我們，為政的道理就是要真正能多懂得人情世故。
我曾講過，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歸納起來，最簡單扼要的，不外中國的四個字—“安居樂業”。所有政治的理想、理論，都沒超過這四個字的范圍；都不外是使人如何能安居，如何能樂業。同時我們在鄉下也到處可以看到“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這八個字，現代一般人看來，是非常陳舊的老古董。可是古今中外歷史上，如果能夠真正達到這八個字的境界，對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任何時代來說，無論是什么政治理想都達到了。而這些老古董，就是透徹了人情世故所產生的政治哲學思想。
選自南懷瑾·《論語別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