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殷強里斯

有時候，人和書的緣分，比人和人的緣分來得更為奇妙。

許久以前就慕名《紅頂商人》，卻因各種各樣的緣故錯過，但無意間在尋找另一些書的時候，終歸得與她相見，不能不說是一種意料之外的命中注定。

長久以來，紅頂商人胡雪巖在人們心目中，向來是以官商兩種身份行走在政商兩界，以官為表，本則為商。

但正是他這種特殊環境下的混合身份，卻讓他對官商兩種職業都有了更為透徹的認知。

（一）

正所謂在商言商，在官言官。

而書中胡雪巖對官商二者的分析，著實令人叫好！

故事得從杭州兵敗后說起，王有齡殉國，何制軍也自身難保，胡雪巖的兩個靠山轟然倒塌，無奈只能再次撤回上海，相機行事。而長毛起事，胡雪巖料定必不長久，所以即使身在上海，他亦閑不住，便開始籌謀杭州收復后，如何振興自己的阜康錢莊。

杭州大劫之后，想必百廢待興，胡雪巖的阜康錢莊欲仿照山西祁、太、平三幫票號，以經營匯兌為主，重整旗鼓。

戰后用錢之處必多，所以放款無需憂愁，惟存款無處可尋，此時胡雪巖一條妙計驚醒未來的合伙人張胖子。

此條妙計便是從長毛而來，太平天國垮臺后，長毛必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按慣例向來是“首惡必懲，脅從不問”，只要逃過這場災難，一般長毛的后半輩子必是衣食無憂。而長毛逃難，一是保命二是保產，那些搜刮來的民脂民膏，如若得不到安置，到時也是一場空，所以必須早作安排，而這時阜康錢莊的作用就體現出來了。

但張大胖子吃過錢莊的虧，對此事一向謹慎，尤是與長毛相關，更是怕的不得了。

正是為此，胡雪巖用官商二元論證明了此事的可行之處以及為官為商之道。

摘錄如下：

“犯法的事，我們不能做。不過朝廷的王法是有板有眼的東西，他怎么說，我們怎么做，這就是手法。他沒有說，我們就可以找我們自己的意思做。人家來存款的時候，額頭上沒有寫著字：我是長毛?；麃泶妫膫€曉得他的身份？”（如今已不可行，只是為了論證當時胡雪巖的膽識與謀略）

而張胖子又覺得良心上過不去，胡雪巖不得不闡述自己的為官為商之道，使得張胖子心服口服，也令吾輩后人受益匪淺。

亦摘錄如下：

“生意人的良心，就只有對主顧來講。公平交易，老少無欺，就是我們的良心?！?/p>

“做官的講良心，這實在也跟做生意跟主顧講良心是一樣的道理?！畬W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朝廷是文武官兒的主顧，是他們的衣食父母，不能不講良心。在我們就可以不講了?！?/p>

“多少年來我就弄不懂，士農工商，為啥沒有奸士、奸農、奸工，只有奸商？可見得做生意的人的良心，別又講究。不過要怎么個講究法，我想不明白?，F在明白了！對朝廷守法，對主顧講公平，就是講良心，就不是奸商！”

說到這里，也許大家都明白了，一句話說，生意人對朝廷講的是法，而做官的才對朝廷講良心。

“光是做生意的對朝廷講良心，沒有用處。我們只要守法就夠了！”

此為胡雪巖論商之道。而此書另一大收獲，便是左宗棠論勢。

（二）

論勢源于辦洋務，左宗棠向來討厭曾國藩和李鴻章，而這二位在辦洋務上又先他一步，故而為占據有利形勢，也為肅清福建長毛，平定洪楊，左宗棠欲在福建開辦船廠。

而辦船廠，又必須有款，款從何來，這給胡雪巖提了一個難題，而如此大事，胡雪巖亦是深感責任重大，有些不知所措。反倒是左宗棠顯得頗為淡定，更不忘向胡雪巖傳道“辦大事，與其待時，不如乘勢”。

還略帶玩笑地說：“有些事，我要跟你請教，有些事我倒是當仁不讓，可以教教你。談到勢，要看人、看事、還要看時。人之勢者，勢力，也就是小人勢利之勢。”

左宗棠拿自己做比喻，“當初我幾乎遭不測之禍，就因為湖廣總督官文的勢力，比湖南巡撫駱秉章來得大，朝中自然聽他的，他要參我，容易得很?！?/p>

而反觀如今，左宗棠又說道：“以當今大事來說，軍務重于一切。而軍務所急，肅清長毛余孽，又是首要，所以，我為別的事說話，不一定有力量，要談入閩剿匪，就一定聽我的?！?/p>

此即人勢，亦為事勢。什么人，說什么事，都是有講究的。

當然，論事還要看是什么事，還要看什么時候開口?！皶r機把握得恰到好處，言聽計從。說遲了自誤，說早了無用。”

同時他又以自己與身處廣東的親家之間的斗爭為例，說：“要攆走我那位親家，現在還不到時候。”“要打到福建、廣東交界的地方，才是時候?！?/p>

可見，成大事者，人勢、事勢、時勢，三者缺一不可，縱然是紙上談兵，我也早已是五體投地，因此，與什么人聊天，向什么人學習，也真是一門頗深的學問，自待我細細品位與思考。

當然，書中還有一些關于胡雪巖的紅塵往事，他與阿巧姐的愛恨離愁，亦令人動容，關于正室與小三之間的爭斗，看來自古便是人們津津樂道又愛付諸文字的故事。

讀書，會發現如今與當初的種種不同，又會了解到其實從古到今，有些事情，無論時空如何變幻，仍然逃離不了人的本性。

由此自得其樂，然作文記之，以備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