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在《三國志》中將荀彧，荀攸，賈詡三人并傳，為此后人多所爭論。議點無非是像賈詡這樣品行有缺的人，將他與荀彧叔侄并列是不合適的。

裴松之在注中也明說了，

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并列；失其類矣。

翻譯過來就是：魏國像賈詡這樣的人多了，例如程昱郭嘉之流，而將其與荀彧荀攸并列，那就是失其類目了。

裴松之這樣的評價雖然帶著些情緒，但總的來說也是準確，沒有什么弊病是可以直接用來挑剔的。

因為即使是在東漢末那個道德淪喪，人性扭曲的時代，賈詡的所作所為也是多被時人所詬病，在那些士大夫階層看來更是妥妥的敗人品，再與二荀這樣光輝正面的人相比較就更是顯得渣。

到了裴松之時代，雖然同樣有戰爭，但與三國時期那種悲涼到近乎絕望的時代氛圍已經全然不同了。而越是太平的年代，民風也越為淳樸，對忠義氣節，孝義人品這些道德準則的要求也會更高。加上裴松之出身士族官僚，一生又多是順風順水，他自然是不會喜歡像賈詡這樣有明顯黑點的人了。

而反觀賈詡，作為一個頂級謀士，為什么無論是同時代還是后時代的人所關注的焦點不在于他的計謀本身，卻是他的個人品行問題？

概括來講，可能是因為賈詡就像是把謀略本身當作是一種美感，只追求才華展示的藝術家，同時他似乎又對那個時代做人做事的基本準則毫不理會。這就像你在大街上看到一個裸奔的美女行為藝術家，這時你關注更多的是她的行為本身，還是她到底是什么罩杯？

論聰明，整個三國不一定能找出勝過他的人。但就是這么一個IQ值接近天花板的人，他所輔佐的主子卻一個接一個的完蛋。自己倒是獨善其身，曹丕時代位更是位居三公，最后活到了七十七歲，子孫世襲爵位，活出了一個完美。

再說起賈詡的權謀生涯，最為人所詬病的當屬給李傕郭汜劃策的那段時期。

早期，董卓死后，司徒王允專權。而王允居功自傲，為人反復，在處理董卓舊部的問題上更是犯了個大錯誤：對李傕、郭汜下達了追殺令。在風雨飄搖的漢室朝廷剛剛得到一絲喘息機會的時候，王允的這個決定雖不算是最優解，但也不能看作是導致漢室再度顛覆的直接原因。悲劇的是，這成為了賈詡表現的一個機會。

只有3000飛熊軍的李傕、郭汜等本來也想認命了，決定解散部隊，自己再分頭向大西北逃亡。恰恰在此時賈詡說出了自己的建議：

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遲也。”

王允雖然視涼州兵為自己與東漢政權的威脅，但“盡誅涼州人”這種事，從局勢和能力上看，那時的漢政權是萬萬做不到的。而賈詡的這番話意圖便是刺激這些熊孩子：反正前后是個死，不如拼一把，“幸而事濟，奉國以征天下”，這口氣，多像當年揭竿而起的陳勝吳廣，不過后者反的是暴秦，而賈詡幫助的則是比之暴秦更為暴戾的李郭二人。

而展現賈詡權謀藝術家本色的是，他從不把自己當作是他們的合伙人，且始終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自處。李傕、郭汜打破長安城池后，王允被戮，呂布出逃，尸遍長安。李郭等人根據他的功勞要為他封侯，賈詡卻堅拒不受：“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

話雖然說的很在理，可他這一遭又圖個什么。董卓在時，各路諸侯名義上討伐國賊，背地里也不過是想借機分一杯羹。李郭攻打長安，更是絕境下的一種自保，成功再“奉國以爭天下”，把勝利果實繼續延伸。而賈詡的所作所為不但是助紂為虐贏來惡名，于自己更是沒有絲毫好處。唯一的成就就是能看著自己的計謀一步步的實現，所以這過程中他肯定有一種持續的快感吧。以此為代價的，一個本就滿目創痍的王朝體制被徹底摧毀：李郭等人比起董卓更為暴虐，短短兩年間，民已“相啖食略盡（人相食）”。期間將領們爭權奪利，在長安城中交兵不斷，甚至連漢獻帝也被李傕作為人質扣押在兵營里。

與此同時，看著自己的一個計策幾句言語就把昔日皇城變成了人間地獄的賈詡，心中想必也是有些懊悔的。故而在幫助漢獻帝脫困之后，他便離開了李傕。

很難說漢室江山在賈詡心中的地位如何，我們也無法簡單地用道德的眼光來評價賈詡這個人。他就像一個在亂世中游戲人生的人，有自己的追求和想法。他追求權勢，但更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又常以漢室忠臣自詡，雖確曾有功于漢帝，但較之江山是否變色，他顯然更熱衷于放縱自己的才華。

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在亂世中求生存，所謂的道德追求，人格塑造都不是賈詡所看重的。為此我們可以說他無情少義，但處在那個時代，他依然有權利做一個冷眼的旁觀者并把權謀當作游戲。

同為三國最一流權謀家的曹操也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與賈詡有著相似的地方。人品暫時不論，至少在人生的某些時刻他們都曾流露出對做一名漢室忠臣的向往。不同的是，在時代變革下，賈詡選擇了獨善其身并充分享受權謀給他帶來的快感，而曹操則是決意成為時代的變革者。

而真正在謀略上擊敗曹操，且讓曹操自己都很佩服的人，也就只有賈詡了。跟隨張繡的時候賈詡曾兩度擊敗曹操，在證明了自己價值之后又轉身建議張繡投降曹操。他就是這樣把智慧當作籌碼，不惜犧牲一些“外人”來換取曹操眾多謀士中的謀主地位。

相似的人總會惺惺相惜，即使賈詡算計了曹操數次，曹操仍是欣賞他，欣賞到長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大將典韋都死在他手上時仍會說：“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

(ps:張繡可就沒這么好的命了，在小心眼曹丕的一次次嘲諷下，自殺了)

至此，賈詡的人生進入了另一片相對平靜的領域。作為曹操后期的主流謀士，他不時獻計獻策，尤其在離間馬騰，韓遂聯軍的事上，更是顯現出頂級謀士應有的天賦，說是算無遺策也不為過。

而到了晚年，賈詡便韜光養晦，輕易不發一言。為了杜絕他人猜疑，他處理兒女婚嫁之事，也力避攀附名門，引起權利階層的忌憚。雖然如此，在曹操選立太子之時，站在曹丕一方的賈詡，仍以自己四兩撥千斤的權術，起到了關鍵作用。

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翻譯下來就是：

曹操：“跟你說話呢，你咋不搭理人？”

賈詡：“我在想事兒呢”

曹操：“想啥？”

賈詡：“想袁紹，劉表父子唄”

曹操大笑，于是立曹丕為太子。

（ps:劉表和袁紹在選擇繼承人的時候都是立幼不立長，最后導致兄弟反目，集團潰散)

賈詡洞悉人性，他知道曹操雖喜愛曹植，但更擔心內部的勢力斗爭，于是把話停在刀口，順著曹操的心思去說，也就解決了這個長久不定的立嗣問題。而在曹丕稱帝后，作為不成文的交易，賈詡也得了個位列三公之職的太尉。

作為一個謀士，賈詡真正做到了以追求謀略本身的完美為己任。同時他緊隨形勢發展，在亂世的夾縫中求生而游刃有余，順從于命運的安排并巧妙地爭取個人利益，直至善終，堪稱由平民走向巔峰的教科書典范。而陳壽在《三國志》中將賈詡與荀彧叔侄并列成傳，這可能與他自身不順的仕途有關，也可能是因為身處那個時代，他更愿意去理解像賈詡這種為求生存而放下道德觀念的時代精神。

再退一步講，或許賈詡本也是一個被時代背景所遮蔽的三好青年，像《笑傲江湖》里的莫大一樣，他們都是被現實蹂躪而成為了一個自己不那么想成為的人。倘若同是順風順水，莫大何嘗不會是另一個令狐沖，賈詡也可以名正言順的成為站在漢帝身邊的太尉，不會為人品問題而遭世人詬病。

可惜現實中沒有假如，我們也只能期盼充滿坎坷與經歷的人生會顯得更豐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