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家道文化，打造智慧家庭
XUE MO CULTURE
選自《中華文明》第1期
主編：雪漠
太史公的“項羽情結(jié)”
馬? 尊
1?
中國史學(xué)的開山祖師司馬遷，他著《史記》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我覺得三者他都做到了。
歷代的史學(xué)家向來以“直書”“春秋筆法”作為著史的一大標(biāo)準(zhǔn)。可是春秋筆法和秉筆直書很難統(tǒng)一，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的，我們應(yīng)該“罪”他，他的“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倫理原則，一字褒貶的敍述方法，讓歷史事件晦澀模糊，真?zhèn)坞y辨。北宋最有革新精神的王安石，稱《春秋》為“斷爛朝報”，真是慧眼獨(dú)具。而他的同事歐陽修寫了一部《新五代史》，卻用所謂的“春秋筆法”，我們現(xiàn)在看來，這部書的精彩恰恰在于他的敍事部份，至于“兩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加有罪曰討，天子自往曰征。”這種“一字褒貶”的風(fēng)格，以及他“嗚呼”開頭的傳記評論，似乎顯得無比迂腐。為什么春秋筆法該“罪”呢？因為往往會歪曲事實，以史官的主觀判斷或最高統(tǒng)治者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來衡量是非曲直，為正統(tǒng)、正朔，涂脂抹粉。最后歷史事實往往變成了“成王敗寇”的一朝之言，著史的起點(diǎn)變得很低劣了。《史記》之后，恐怕很少有哪部史書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為宗旨，或者有，但是沒有司馬遷的“史才”“史學(xué)”“史識”“史德”。《項羽本紀(jì)》便是這四者的絕佳體現(xiàn)。以班固，劉知幾為代表的著名史學(xué)家、史學(xué)評論家，詬病司馬遷把項羽列入本紀(jì)，似乎紀(jì)傳體史書的本紀(jì)，只應(yīng)該記錄得“正朔”的帝王。而這恰恰是他們在史識上比不了司馬遷的地方。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表明自己不為一家一姓正名份，談?wù)y(tǒng)，如《春秋》一般。任何史學(xué)家總免不了要有自己的思想淵源，或意識形態(tài)，司馬遷不尊《春秋》，便是不尊儒家的史學(xué)價值觀，那他尊哪家？在談到自己的家學(xué)淵源時，他引用了父親司馬談對各家學(xué)說的評價：“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wù)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shù)，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節(jié)用，不可廢也。法家嚴(yán)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shù)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yīng)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shù)。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他借父親司馬談之口，評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唯有對道家沒有微詞，其他各家都有批評，尤其對儒家強(qiáng)調(diào)再三。而當(dāng)時漢武帝正喊著“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的意識形態(tài)口號。《史記》列傳中，把《仲尼弟子列傳》排在第七，韓非都在前面，司馬遷的用心值得深思。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贊》中說：“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而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jìn)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在班固看來，司馬遷偏離主流價值觀，這是司馬遷思想中的弊病。歷來都認(rèn)為司馬家族尊道家，我們暫且不作歸類。《史記·伯夷列傳》中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dú)薦顏淵為好學(xué)。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shù)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后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fā)憤，而遇禍災(zāi)者，不可勝數(shù)也。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不難看出，他對天道是否存在，持懷疑態(tài)度。作為個人也許是他的悲哀，再加上受到“宮刑”，內(nèi)心的痛苦與掙扎可想而知，用他的話說“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心靈處在矛盾的流浪中，精神處在矛盾的糾葛中。但是作為史學(xué)家，不以任何一家為意識形態(tài)的歸屬，也許是一種“自由之思想，獨(dú)立之精神”的表現(xiàn)，注定是一流的史學(xué)家。如果說司馬遷偏向于道家，也許更多的原因是對漢武帝“外儒內(nèi)法”“雜霸王道”等一系列專制思想的一種內(nèi)心深處的抵觸，但不能說他信奉道家。
我們常說黃河流域造就什么文明，長江流域造就什么文明，或者北方屬于什么文化，南方屬于什么文化（文明和文化至今沒有標(biāo)準(zhǔn)的定義區(qū)別，我覺得區(qū)別在于明和化，變成一種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明，可以稱為文化，所以無法對古代的文明或文化明確區(qū)分。）這是用地域劃分文化界限的方式，作為文明的起源有它的道理，但是在文明的沖突中，難免會有彼此的融合，呈現(xiàn)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種文明的存在，有賴于即使在無數(shù)的外來文明侵略，或者交流中，它的核心永遠(yuǎn)不受動搖，盡管不能硬性劃分某地域?qū)儆谑裁次拿鳎膊荒芎雎晕拿鞯慕缦蓿喾N文明的交融總有主次之分，中華文明是否有絕對共同的源頭，很難考證，但是在商周之際，產(chǎn)生了兩種不同文化的對撞，卻有很多依據(jù)。在周朝，以荊楚，宋，齊為代表的殷商文化繼承者，總是和主流周魯文化，發(fā)生沖突。荊楚文化自商朝以來就是半獨(dú)立的狀態(tài)，但后來完全受到殷商文化的熏陶，到了周朝，文化更加獨(dú)立，《史記·楚世家》寫到楚君熊渠對周天子說：“我蠻夷也，不以中國之號謚”，明目張膽地分庭抗禮。宋本來就是殷商故地，完全是受殷商文化熏染，齊文化是在晚周才成熟起來的，《管子》一書便是齊文化的集大成，本書的思想核心是以道家為核心的殷商文化。楚宋文化的代表是老莊道家，屈原辭賦，齊文化的代表是管仲，黃老道家，這兩種文化的核心是殷商文化；周文化以周公孔子為代表，也是西周的官方文化，到了東周便是儒家文化，孟子大量吸收了齊文化，跟正宗的孔子思想有區(qū)別。東周諸侯國名義上仍然尊周天子，所以儒家文化一直是“顯學(xué)”，即官方思想，秦朝雖用法家的苛刻統(tǒng)治，但是大一統(tǒng)的思想，各種典章制度，仍然繼承了周朝。秦朝末年，各諸侯國后裔群起復(fù)興家國，以楚國的反抗勢力最為強(qiáng)大，因為楚文化的思想最難接受秦朝的專制思想。漢初，民心未穩(wěn)，經(jīng)濟(jì)凋敝，六國后裔，尤其楚、齊文化還有很大的民間影響力，在這各種形勢的逼迫下，不得不奉行“與民休息”的黃老思想，對待匈奴族的百般挑釁，無力反擊，只能忍辱負(fù)重。經(jīng)文、景兩帝經(jīng)營，漢武帝時，國力變得雄厚，加之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他便一眼看中儒家思想中的的大一統(tǒng)和獨(dú)裁部份，便別有用心采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的建議，為的是統(tǒng)一民心，征服匈奴，開疆?dāng)U土，這跟秦始皇采納李斯“焚書坑儒”的做法，貌似相反，實則一脈相承，只是嬴政沒有做到的，劉徹做到了。這種專制在政治穩(wěn)定，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上，確實有有利的一面，但在文化上，卻是個極大的摧殘。司馬遷親眼所見、親身經(jīng)歷了這一意識形態(tài)的變革大事件。以他的文化敏感度，定然產(chǎn)生巨大的憂患意識，《史記》便是他苦心孤詣保留百家思想淵源的“傳世”之作。
任何與主流文化不統(tǒng)一的思想，永遠(yuǎn)是被同化的對象。荊楚、宋、齊，便是周、秦、漢統(tǒng)治者的主要同化對象。孔子鄙視管仲不知禮，一旦執(zhí)政，先殺少正卯，少正卯是齊魯文化的一位大家。中原諸國普遍認(rèn)為“齊人多詐”，大概是齊國文化對周魯禮樂不夠重視，崇尚實利，從《史記·齊太公世家》便能看出一二。那么楚、宋呢？自然也是被嘲諷調(diào)侃的對象，尤其在寓言中，楚國人，宋國人都是荒唐的非主流代言人。孟子的寓言“揠苗助長”，講的就是宋國人，韓非的寓言“守株待兔”講的也是宋國人。《呂氏春秋》中“刻舟求劍”的那個人就是楚國的，漢代劉向講的寓言“葉公好龍”的葉公也是楚國人。漢朝人王逸在注解屈原作品時，也無意中透露出主流文化對楚國人的偏見，如：“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離騷》），注曰：“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妬我正直，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懷沙》），注曰：“楚俗狹陋，莫照我之善意也。”屈原所說的黨人，是楚國朝廷結(jié)黨營私的小人，絕不是籠統(tǒng)指楚國人，屈原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楚國人，他的所有作品，無一不表達(dá)對楚國風(fēng)俗、楚文化的愛戀之心。
也許楚宋之人的行為，確實比較浪漫，放誕，甚至荒唐，很有“狄奧尼索斯”式的酒神精神。從屈原、莊子的作品就能看出它的奔放，不拘。這跟儒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中規(guī)中矩的思想完全不同。項羽雖是一介武夫，也很能代表受荊楚文化熏染的個人行為的某些方面，司馬遷對這個歷史人物的濃墨渲染，好像尼采塑造超人一樣，托爾斯泰塑造“哈吉穆拉特”一樣，使其精神載體、文化內(nèi)涵遠(yuǎn)高于歷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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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羽本紀(jì)》集周、秦、漢歷史撰述手法之大成，文筆縱橫捭闔，事件跌宕起伏，人物立體多元，但性格精神又一以貫之，毫無違和感，幾盡短篇小說之能事，幾乎開了整個中國小說人物塑造、事件編排、氛圍營造之先河。所有人物都圍繞項羽展開，或者正襯項羽，或者反襯項羽，但出場的無論哪個歷史人物，跟項羽一比馬上黯淡無光，甚至低劣之極。錢鐘書《管錐編》中說：“《項羽本紀(jì)》僅曰：“長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氣過人”，至其性情氣質(zhì)，都未直敍，當(dāng)從范增等語中得之。“言語嘔嘔”與“喑嗚叱咤”，“恭敬慈愛”與“剽悍滑賊”，“愛人禮士”與“妒賢嫉能”，“婦人之仁”與“屠坑殘滅”，“分食推飲”與“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違；二既具在羽之一身，有似兩手分書、一喉異曲，則又莫不同條共貫，科以心學(xué)性理，犁然有當(dāng)。《史記》寫人物性格，無復(fù)綜如此者。”在紀(jì)傳體史書中，因為受為單人立傳的限制，一件歷史事件，往往需要分配到多人傳記中，所以詳略主次不能均勻，所以要全面看待一個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需要多部傳記一起參照，這既是紀(jì)傳體迷人的地方，也是不足的地方，編年體史書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但是對歷史人物的飽滿度描寫，卻又遠(yuǎn)不如紀(jì)傳體。錢氏所列舉項羽性格行為矛盾的一面，都出自他人之口對項羽的評價，錢先生以明銳的鑒識眼光，看到司馬遷對項羽性格行為的立體矛盾統(tǒng)一塑造，但是忽視了通過對項羽的評價，也反襯出其他人性格。尤其從項羽一方反水過去的陳平、韓信等人，還有先友后敵的劉邦對項羽的評價，更能看出這一點(diǎn)。
陳平對劉邦說：“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jié)好禮者多歸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陳平一向以使詐謀立功，他最擔(dān)心的是劉邦對他的懷疑，不信任，所以在評價項羽時，刻意提到項羽不能信人。韓信對劉邦說：“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惡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dāng)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韓信用兵如神，但為人反復(fù)無常，一直心存野心，投靠劉邦后，很快封為大將軍，他在滅掉齊國之后，“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zhèn)之，其勢不定。原為假王便。”當(dāng)是時，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韓信使者至，發(fā)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所以他評價項羽最在乎是否封爵封王，而從《項羽本紀(jì)》來看，項羽最大的失誤就是封王太多，沒封到的人怨沸騰，封到的越來越不服管束，導(dǎo)致人心渙散，互相攻擊，搞得項羽東征西討，疲于奔波。而劉邦恰恰最吝嗇封王封候，否則怎么會逼到韓信討要封，得天下后把封的侯王們，不是一個個都消滅了嗎。再看看劉邦對項羽失敗原因的評價：“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劉邦最為自鳴得意的地方是自己無能，卻會用人。他說：“夫運(yùn)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zhèn)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zhàn)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很多人以為這是劉邦的自謙，其實是他的自夸，好像一個暴發(fā)戶開了個大公司，雇了一群高學(xué)歷人才，然后說：“我小學(xué)都沒畢業(yè)，那又有什么關(guān)系，這些高學(xué)歷的家伙，還不照樣給我打工！”劉邦可能就是這種心理，而聽他話的人，以為是在夸大臣們，這是劉邦的帝王術(shù)，意思是本事再大也逃不出他的手掌。我猜測施耐庵深明此道，便在《水滸傳》中塑造加工了宋江這個歷史角色。劉邦在很多場合都展示出他的無賴、潑皮本色，被項羽打得丟盔棄甲時，一路逃跑，“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藤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把自己的兒子和女兒推下車三次，可謂無毒不丈夫。也就是這次逃跑中，丟下了老父親和妻子，被項羽活捉了，“當(dāng)此時，彭越數(shù)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具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也許做皇帝就要有劉邦這種特質(zhì)，項羽怎么斗得過他？無奈之下，“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shù)歲者，徒以吾兩人耳，愿與漢王挑戰(zhàn)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斗智，不能斗力。’”項羽的幼稚可愛，令劉邦忍俊不禁，他說項羽不能用范增，卻忘了項羽一直尊范增為“亞父”，陳平使了離間計，項羽才疏遠(yuǎn)了范增，“稍奪之權(quán)”，可是范增卻大怒。劉邦說自己會用人，可用完總是卸磨殺驢，劉邦臨死前，連從一開始跟著他出生入死的樊噲都囚禁起來，準(zhǔn)備斬首。劉邦所說的不能用范增，應(yīng)該指的是在“鴻門宴”上沒聽范增的話殺了他。劉邦君臣上下一心，無所不用其極，使盡權(quán)謀之術(shù)，而項羽總是我行我素，過于相信自己的勇力，不懂權(quán)術(shù)，也不屑于用權(quán)術(shù)。項梁死后，自己最親的親人項伯，關(guān)鍵時刻總是胳膊肘往外拐，不是通風(fēng)報信，就是百般阻攔，項羽卻從沒懷疑過他，項羽死后，項伯還被封侯，項羽何等可悲。群雄起兵之初，各個首鼠兩端，陳嬰明哲保身，宋義僥幸投機(jī)，而項羽卻“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于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zhàn)，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項羽和秦兵做殊死斗的時候“諸侯軍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作壁上觀。”項羽身先士卒，將勇所以兵勇。司馬遷連用三個“無不”來渲染項羽之神勇，楚兵之奮勇。“楚戰(zhàn)士無不一以當(dāng)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恐怕沒有項羽，秦將章酣早都把起義的“群賊”一掃而光了。漢朝的半壁江山，難道不是項羽打下的？
對于奪得天下的漢方君臣來說，項羽的失敗可以有無數(shù)種原因，因為成功只有一種原因，勝利本身就是原因。而司馬遷不這樣認(rèn)為，他用項羽的悲劇，映襯出整個時代的人性。魏晉時期的思想家阮籍，登上楚漢交爭地，發(fā)千古之感嘆：“時無英雄，使豎子成謀”。項羽的失敗，跟宋襄公的失敗，跟楚懷王的失敗，都有著異代同工之處。
“破釜沉舟”的項羽，在“鴻門宴”，一聽求饒（劉邦、張良），一見壯士（樊噲），便心慈手軟了，寧肯被范增羞辱，也一言不發(fā)。結(jié)果弄得“四面楚歌”，陷入“垓下之圍”中，不得不上演一出“霸王別姬”，“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dāng)?shù)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于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shù)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shù)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有神力，有美人，有寶馬，有兄弟，有美酒，有歌聲，有詩詞，有悲傷，有眼淚，有生離死別。這哪是逐鹿中原的霸王，爭奪天下的梟雄，分明是水泊梁山的好漢，行走江湖的一代風(fēng)塵俠客，只是一失足在政壇名利場，而成千古遺恨。
當(dāng)兵敗到烏江岸邊時，“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shù)十萬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獨(dú)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dú)不愧于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dāng)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楚人信天，信鬼神，所以項羽信天，認(rèn)為天要亡他，他情愿一死。司馬遷批評項羽：“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yè)，欲以力征經(jīng)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zé)，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司馬遷的口吻大似恨鐵不成鋼，他忘了要能覺悟還是項羽嗎？要不信天還是“項氏世世為楚將”的楚人中的貴族后代嗎？放逐義帝的項羽是該批評，但是殺了小明王的明太祖朱元璋呢？
項羽不肯過江東，卻將烏騅寶馬贈船工。又“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再將霸王頭顱贈故人。終于在“垓下自刎”了，這一幕幕場景，成了悲壯的傳奇。雖然屠咸陽是他最大的污點(diǎn)，但是楚國人對秦國的刻骨仇恨，不止他一個吧，“楚雖三戶，滅秦必楚”，千軍萬馬，怎么會不屠秦呢！作為一個鮮活的真性情的“人”，在爾虞我詐的時代，項羽注定要失敗的。項羽自刎后，“王翳取其頭，余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shù)十人。最其后，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在我們看來，這是丑陋的一幕，司馬遷用這些小人們的封侯，來給項羽以最高的葬禮。司馬遷說：“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后來的很多史學(xué)評論家，覺得司馬遷邏輯不通，難道舜有重瞳子，項羽也是重瞳子，就能斷定項羽是大舜的后代？劉邦出生時他媽“夢與神遇”，他爹看見“雷電晦冥”“見蛟龍于其上”，人給人戴綠帽子是恥辱，神啊、龍啊，給人戴綠帽子是榮耀。得人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得天命，得天命者得神助，然后神道設(shè)教，為所欲為。這是《二十五史》開國皇帝的標(biāo)準(zhǔn)出身套路，如教科書一般沒有創(chuàng)意，連歷代農(nóng)民起義的領(lǐng)袖們都照搬照用，帝王將相卻屢教不改。項羽沒有這樣的出身，司馬遷心里不平衡，覺得項羽“何興之暴也！”（來的這么突然）沒有異相，橫空出世。肯定是圣人之后，所以才給項羽一個出身證明。《列子·湯問》中記載：“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shù)千里焉。”大約項羽是夸父的化身吧，否則怎么生得這么豪氣干云，死得這么大氣磅礴。也許只有荊楚文化能造就出這種人！也許只有司馬遷才能讓我們用這種方式領(lǐng)略荊楚文化的魅力！
END
雪漠，原名陳開紅，甘肅涼州人。國家一級作家，著名文化學(xué)者，甘肅省 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廣州市香巴文化 研究院院長，復(fù)旦大學(xué)和上海中醫(yī)藥 大學(xué)腫瘤研究所“人文導(dǎo)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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