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卡托斯
選自《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
第一章證偽與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
許多世紀來，知識指的是業經證明的知識，即由理智的力量或感官的證據證明的知識。智慧及知識的誠實性要求人們必須放棄未經證明的說法，即使在思想中也必須盡量縮小推測與業經確立的知識之間的差距。遠在兩千多年以前，理智或感官的證明力便受到了懷疑論者的質疑；但牛頓物理學的光輝成就使他們手足無措。愛因斯坦的成果又把局面扭轉過來。現在幾乎沒有什么哲學家或科學家仍然認為科學知識是、或可以是業經證明的知識了。但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這樣一來，整個知識價值的古典結構便土崩瓦解，必須由別的結構來代替了：象某些邏輯經驗主義者那樣干脆將業經證明的真理的觀念弱化為“或然的真理”觀念，或象某些知識社會學者那樣干脆將業經證明的真理的觀念弱化為“隨公議而變的真理”，都是不行的。
波普爾的杰出主要在于他充分地領悟到了所有時代的業經最充分證認的科學理論即牛頓力學和萬有引力理論的崩潰意味著什么。他認為美德并不在于小心謹慎地避免犯錯誤，而在于無情地根除錯誤。一方面大膽猜測，另一方面無情反駁，這就是波普爾的妙訣。知識的誠實性不在于力圖通過證明（或者“或然的證明”）來加強或確立自己的見解，而在于明確地規定自愿放棄自己見解的條件。虔信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學說的人拒絕規定這樣的條件：這是他們的知識不誠實的標志。信仰或許是一個可惜無法避免的、受批評抑制的生物學上的弱點；而虔信在波普爾看來則是徹頭徹尾的罪過。
庫恩則不然。他也反對科學通過永恒真理的積累而增長的觀點，他也是由愛因斯坦推翻牛頓物理學而得到重要啟示，他的主要問題也是科學革命。但波普爾認為科學是“不斷的革命”，批評是科學事業的中心；而庫恩認為革命是例外，甚至是科學之外的東西，在“常規的”時期中，批評就是詛咒。實際上，庫恩認為從批評過渡到虔信標志著進步的開始和“常規”科學的開始。在他看來，根據“反駁”就可以拒斥、根除一個理論的觀點是“樸素的”證偽主義。只有在極少見的“危機”關頭才容許對主導理論進行批評，才容許提出新的理論。庫恩最后這一論點已受到了廣泛的批評，我不準備討論這一問題了。我所關心的是，
庫恩由于認識到辯護主義和證偽主義都未能對科學增長提供合理的解釋，現在似乎倒退到了非理性主義。
波普爾認為科學變化是合理的，至少可加以合理地重建，是屬于發現的邏輯范圍之內的。庫恩認為，科學變化即從一種“范式”變為另一種范式是一種神秘的轉變，這種轉變不受、也不可能受理性規則的支配，是完全屬于發現的（社會）心理學范圍之內的。科學變化是一種宗教變化。
波普爾和庫恩的沖突不僅僅是認識論中的一個專門問題，它關系到我們的極為重要的知識價值。它不僅涉及理論物理學，也涉及到不發達的社會科學學科，甚至涉及到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如果甚至在科學領域中，除了對一項理論的支持者的人數、虔信程度和鼓吹力量作出估計之外，別無它法來判定該項理論，那么在社會科學學科中就更是如此了：強權即真理。這樣，庫恩的觀點便維護了（當然是無意的）當代宗教狂（學生革命者）的這一基本政治信條。
在本文中我首先要證明，在波普爾的科學發現邏輯中，兩個不同的觀點混在一起了。庫恩只懂得其中之一，即“樸素的證偽主義”（我愿用“樸素的方法論證偽主義”這個詞）；我認為他對樸素證偽主義的批評是正確的，我甚至要加強這一批評。但庫恩不懂得另一個更精致的觀點，這一觀點的合理性的基礎不是“樸素的”證偽主義。我想盡力說明、然后再進一步加強波普爾這一比較有力的觀點，我認為這一觀點或許可以擺脫庫恩的指責，把科學革命描繪成合理的進步，而不是宗教的皈依。
2 可錯主義與證偽主義
為了更加看清上述兩個對立的論點，我們必須按當時的實際重建“辯護主義”崩潰后科學哲學領域的形勢。
“辯護主義者”認為科學知識是由業經證明的命題構成的。由于認識到嚴格的邏輯演繹只能使我們推導（傳導真理），而不能證明（確立真理），他們對那些可用邏輯之外的方法證明其真實性的命題（自明之理）的性質有不同看法。古典唯理論者（或狹義的“理性主義者”）承認根據啟示、理性直覺及經驗所作的種種不同的、并且是有力的超邏輯的“證明”。這些證明，再借助于邏輯，使他們能夠證明任何科學命題。古典經驗論者只接受一些數量相對較少、表達了“確鑿事實”的“事實命題”作為自明之理，它們的真值是由經驗確立的，它們構成了科學的經驗基礎。為了只從這狹窄的經驗基礎、而不從任何其他東西來證明科學理論，他們需要一種比古典唯理論者的演繹邏輯有力得多的邏輯，即“歸納邏輯”。一切辯護主義者，不論他們是唯理論者還是經驗論者，都同意一個表達了“確鑿事實”的單個命題可以證偽一個普遍的理論，但他們中極少有人認為事實命題的有限合取能夠足以“歸納地”證明一個普遍的理論。
在過去的時代中，辯護主義，即把知識看成是業經證明的知識，是理性思想中的主導傳統。懷疑論并不否認辯護主義：它只是堅持說沒有、也不可能有業經證明的知識，因而無論什么樣的知識都是不存在的。懷疑論者認為“知識”不過是動物的信仰而已。這樣，辯護主義的懷疑論便嘲笑了客觀思想，為非理性主義、神秘主義和迷信打開了大門。
上述形勢說明了古典理性論者為挽救唯理智論的先驗綜合原則、古典經驗論者為挽救經驗基礎的可靠性和歸納推理的正確性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他們全都認為科學的誠實性要求放棄一切未經證明的東西。然而這兩派都被擊敗了：康德主義者的失敗是由于非歐幾何學和非牛頓物理學；而經驗論者的失敗則是由于在邏輯上無法確立經驗基礎（正如康德主義者指出的，事實不能證明命題）和歸納邏輯（任何邏輯都不能無錯誤地增加內容）。結果表明一切理論都同樣是無法證明的。
哲學家們遲遲不承認這一點，原因是很明顯的：古典辯護主義者擔心，一旦他們承認理論科學是無法證明的，他們就不得不作出結論說理論科學是詭辯和幻覺，是不名譽的欺騙。概率主義（或稱為“新辯護主義”）在哲學上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否認必須作出這種結論。
劍橋大學的一些哲學家對概率主義作了詳盡的闡述。他們認為盡管科學理論都是同樣無法證明的，但相對于可資利用的經驗證據，它們具有不同程度的或然性（就概率計算的意義而言）。這樣，科學的誠實性所要求的就比原先想的要少：科學的誠實性在于只講或然性高的理論；甚至只要求為每一科學理論指明證據，并根據這一證據指明理論的概率。
當然，對于辯護主義的思想來說，以概率取代證明已是一大退卻，但是實際上即使這一退卻也還是不足的。主要是由于波普爾的不懈努力，結果很快就表明，在非常一般的條件下，不論證據是什么，一切理論的概率都是零；一切理論，不僅是同樣無法證明的，而且是同樣無概率可言的。
許多哲學家仍然爭辯說，未能對歸納問題至少作出一種概率主義的解決，意味著我們“幾乎拋棄了一切被科學和常識認作知識的東西”。在這種背景下，證偽主義在評價理論方面，以及一般說來，在知識的誠實性標準方面所帶來的戲劇性變革理應受到重視。對于理性思想來說，證偽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新的、相當大的退卻。但因為這是脫離烏托邦標準的退卻，它清除了大量的虛偽和混亂的思想，因此，它實際上體現了一種進步。
（a）獨斷的（或自然主義的）證偽主義。經驗基礎
首先我要討論證偽主義的最重要的一派：獨斷的（或“自然主義的”）證偽主義。獨斷證偽主義毫無保留地承認一切科學理論都是可惜的，但它卻保留了一種不會錯的經驗基礎。獨斷證偽主義是嚴格地經驗主義的，然而卻不是歸綱主義的，它否認經驗基礎的可靠性可以傳導到理論中去。因而獨斷證偽主義是辯護主義最虛弱的一派。
承認（確鑿的）經驗反證據是一個理論的最終公斷人并不就是獨斷證偽主義者，強調這一點是極端重要的。任何康德論者或歸納主義者都會同意這種公斷。但是康德論者和歸納主義者在服從否定的判決性實驗的同時，還會規定使一個未受反駁的理論比另一個理論更加確立和牢固的條件。康德論者認為歐氏幾何學和牛頓力學是牢固確立的，歸納主義者認為歐氏幾何學和牛頓力學的概率等于1。然而獨斷證偽主義者認為，經驗反證據是唯一可以判定一個理論的公斷人。
這樣，獨斷證偽主義的標記便是，承認一切理論都同樣是猜測的，科學不能證明任何理論。不過盡管科學不能證明，卻可以證偽：它“能夠以百分之百的邏輯上的可靠性發揮摒棄謬誤［的作用］”。也就是說，存在著一種可用來證偽理論的絕對牢固的經驗事實基礎。證偽主義者提供了新的、非常溫和的衡量科學誠實性的標準：只要一個命題是業經證明的事實命題，甚至只要它是一個可以證偽的命題，即只要在一特定時間有可資利用的實驗的和數學的技術來指定某些陳述為潛在的證偽者，他們就愿意認為這個命題是“科學的”。
這樣科學的誠實性就在于預先規定一項實驗，假如實驗結果同理論相矛盾，就必須放棄這個理論。證偽主義者要求，一個命題一旦被證偽，就不應搪塞：必須無條件地拒斥這一命題。對于（非重言式的）不能證偽的命題，獨斷證偽主義者是不客氣的；他把它們說成是“形而上學的”，并否認它們的科學地位。
獨斷證偽主義者把理論家和實驗家作了明確的區分：謀事在理論家，成事在實驗家——實驗家代表著自然。正如韋爾所說：“大自然清楚地知道如何用一斷然的‘否’或默默的‘是’來對付我們的理論。實驗家為了從頑固的大自然那兒奪取可以解釋的事實而斗爭。我希望能記錄下我對實驗家的工作的無限欽佩。”布雷恩韋特對獨斷證偽主義作了特別清楚的說明，他提出了科學的客觀性問題：“那么，在多大程度上，一個確立的科學演繹體系應該被認為是人腦的自由創造，又在多大程度上被認為是對自然事實作了客觀的說明呢？”他的回答是：
一個科學假說的陳述形式及用它來表達一個一般的命題，是人為的；取決于大自然的是反駁或未能反駁這一科學假說的可觀察到的事實……［在科學中］，我們讓大自然來斷定這些偶然的最低層結論中的任何一個是否謬誤。正是對謬誤的這種客觀檢驗造成了演繹體系，一個科學假說的演繹體系。在這一體系的構造中，我們有很大的自由。人提出一個假說體系：大自然決定其真偽。人發明一種科學體系，然后看一下它同所觀察到的事實是否相符。
按照獨斷證偽主義的邏輯，借助于確鑿事實的幫助，不斷地推翻理論，這便是科學的增長。例如，根據這種觀點，行星作橢圓運動而不作笛卡兒圓運動這一事實反駁——并根除了——笛卡兒的引力旋渦說；而牛頓的理論成功地說明了當時可資利用的事實，包括已由笛卡兒理論說明了的事實和反駁了笛卡兒理論的事實，因而牛頓的理論取代了笛卡兒的理論。同樣，在證偽主義者看來，水星反常的近日點又反駁了即證偽了牛頓的理論，而愛因斯坦的理論卻說明了水星的近日點。因而，科學通過大膽的猜測而前進，這些猜測永遠不能被證明，甚至不能被證明是或然的。不過其中一些后來被確鑿的、決定性的反駁淘汰了，然后為更加大膽的、新的、并且至少在一開始末被反駁的猜測所取代。
然而獨斷證偽主義是站不住腳的，它的基礎是兩個錯誤的假設和一個過于狹窄的區分科學與非科學的分界標準。
第一個假設認為，以理論的或推測的命題為一方，事實的或觀察的（或基本的）命題為另一方，這兩者之間有著自然的、心理學的界限（當然，這是對科學方法的“自然主義探討”的一部分。）
第二個假設認為，如果一個命題滿足了它是事實或觀察的（或基本的）命題這一心理學標準，那么它就是正確的；或許可以說它是由事實得到證明的。（我將稱這為觀察（或實驗）證明的學說。）
這兩個假設為獨斷證偽主義致命的證偽取得了經驗基礎，從而演繹邏輯便可將業經證明的謬誤傳導到被檢驗的理論上。
一個分界標準對這兩個假設作了補充：只有那些禁止某種可觀察的事況，因而在事實上可被證偽的理論才是“科學的”，或者說，如果一個理論具有經驗基礎，那么它就是科學的。
但這兩個假設都是錯誤的。心理學的驗證對第一個假設不利，邏輯學的驗證對第二個假設不利，最后，方法論判定的驗證對分界標準不利。我將依次對它們加以討論。
（1）只要看一下幾個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會削弱第一個假設。伽利略聲稱他可以“觀察到”月亮上的山和太陽上的黑點這些“觀察”反駁了關于天體是完美無瑕的明澈球體這一歷史悠久的理論。但他的“觀察”并不是在不借助外來幫助用感官觀察的意義上講的：這些觀察的可靠性依賴于伽利略的望遠鏡的可靠性以及關于望遠鏡的光學理論的可靠性，伽利略的同時代人對此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并不是伽利略的純粹的非理論性的觀察同亞里士多德的理論相對立，而是伽利略根據他的光學理論作的“觀察”同亞里士多德論者根據他們的太空理論作的“觀察”相對立。這樣我們便有兩個顯然不相上下的矛盾的理論。一些經驗論者可能承認這一點，并同意伽利略的“觀察”不是真正的觀察；但他們仍然堅持說，直接由感官銘刻在空白的、處于接受地位的心靈中的陳述（只有這些陳述才構成真正的“直接”知識）同由不純的、充滿理論的感覺聯想而來的陳述之間有著“自然的分界”。實際上，一切承認感官為知識源泉（不論是源泉之一，還是唯一的源泉）的辯護主義的知識論派別都必然包含一種觀察心理學。這類觀察心理學對“正確的”、“正常的”、“健康的”、“無偏見的”、“細致的”或“科學的”感官狀況作出規定，或者說對整個心理狀況作出規定，以便他們在這種狀況下實事求是地觀察真理。例如，亞里士多德和斯多葛主義者認為正常的心理是醫學上健康的心理。近代思想家認識到僅僅“健康”還算不上是正常的心理。笛卡兒的正常心理是經過懷疑論的懷疑之火鍛煉的心理，它只保留了我思［cogito］的最終孤獨，在這種孤獨之中，就能夠重新確立自我［egoj，并找到上帝的引導之手以辨認真理。一切近代辯護主義學派都按其特殊的心理療法而獨具特點，他們打算以其獨特的心理療法來裝備心靈，以便在神秘的交往過程中接受業經證明的真理的恩惠。尤其是古典經驗論者，他們認為正常的心靈是一塊去掉了原有一切內容、擺脫了一切理論偏見的白板。但人們從康德和波普爾以及受這兩個人影響的心理學家的工作中知道，這種經驗主義的心理療法是永遠不會成功的，因為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不包含預料的感覺，因而觀察命題與理論命題之間不存在自然的（即心理的）分界。
（2）但即使存在這樣一種自然的分界，邏輯學仍然會摧毀獨斷證偽主義的第二個假設。因為“觀察”命題的真值是無法明確決定的：任何事實命題都不能由實驗得到證明，命題只能由其他的命題導出，而不能由事實導出：不能由經驗來證明陳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來證明陳述一樣。”這是初級邏輯學的基本要點之一，但至今只為相對來說為數極少的人所理解。
如果事實命題是無法證明的，那它們便是可錯的。如果它們是可錯的，那么理論同事實命題之間的沖突就不是“證偽”，而只是不符。我們的想象力在構述“理論”方面比構述“事實命題”方面可能起更大的作用，但理論和事實命題都是可錯的。因而，我們既不能證明理論，也不能證偽理論。未經證明的“理論”同硬的、業經證明的“經驗基礎”之間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關于科學的命題都是理論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錯的。
（3）最后，即使觀察陳述和理論之間存在著自然的分界，即使可以明確地確立觀察陳述的真值，在根除通常被認為是最重要的一類科學理論方面；獨斷證偽主義仍是毫無用處的。因為即使實驗能夠證明實驗報告，實驗的證偽力仍是極為有限的：正是那些最使人欽佩的科學理論無法禁止任何可觀察的事況。
為了支持最后這一論點，我先講一個有代表性的故事，然后提出一個一般的論點。
這是一個想象出來的關于行星運行不正常的故事。一個愛因斯坦時代以前的物理學家采納了牛頓力學和萬有引力定律（N）、和公認的初始條件I，并在它們的幫助下計算一顆新發現的小行星P的軌道。但該行星偏離了所計算的軌道。我們的牛頓派物理學家會不會認為，由于這一偏離與牛頓理論不相容，因而，一經確立，它使反駁了理論N呢？不會的。他會提出一定有一顆迄今不為人們所知的行星P’擾亂了P的軌道。他計算出這顆假設行星的質量、軌道等等，然后請實驗天文學家檢驗他的假設。出于行星P’太小了，甚至現有的最大的望遠鏡也不可能觀察到它，這些實驗天文學家便申請一筆研究專款以建造一架更大的望遠鏡。用了三年的時間，望遠鏡造好了。假如這個未知的行星P’被發現了，它就會被當作牛頓科學的新勝利而受到歡呼。但是它沒有被發現。我們的科學家會不會放棄牛頓理論及其關于攝動行星的想法呢？不會的。他提出有一團宇宙塵埃擋住了行星，使我們看不到它。他計算出這團宇宙塵埃的位置和性質，并申請一筆研究專款來發射一顆衛星以檢驗他的計算。假如衛星上的儀器（可能是新的、以缺乏檢驗的理論為基礎的儀器）記錄下猜測中的那團宇宙塵埃是存在的，這一成果便會被當作牛頓科學的巨大勝利而受到歡呼，但并未發現這團宇宙塵埃。我們的科學家會不會放棄牛頓理論以及攝動行星和遮擋該行星的宇宙塵埃的想法呢？不會的。他提出在宇宙的這個區域中有磁場干擾了衛星上的儀器。于是又發射了一顆新衛星。假如這個磁場被發現了，牛頓論者們便會慶祝一個驚人的勝利。但磁場并未被發現。這是否會被認為是對牛頓科學的反駁呢？不會的。他們或者會提出另一個更加巧妙的輔助假說，或者……整個故事便被埋藏在布滿塵土的雜志案卷當中，再也沒人提及它了。
這個故事強烈地給人啟迪，即使是最受敬重的科學理論，如牛頓的動力學和萬有引力理論，也可能無法禁止任何可觀察的事況。實際上，只有在沒有任何其他因素（可能隱藏在宇宙的某個遙遠的、未定的時－空角落里）起作用的條件下，某些科學理論才禁止一個事件在某個規定的、有限的時－空區域里發生（或簡言之，才禁止一個“特殊事件”的發生）。但是這樣一來，這種理論永遠不會單獨同一個“基本”陳述發生矛盾，它們至多同下面兩個陳述的合取發生矛盾，這兩個陳述即描述在時－空上特殊的事件的一個基本陳述和說在宇宙中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其他有關原因的一個普遍非存在陳述。獨斷證偽主義者不可能聲稱這種普遍非存在陳述屬于經驗基礎：即可以觀察到它們并以經驗加以證明。
意思相同的另一種說法是，某些科學理論通常被認為包含著一個假定其他情況都相同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可能遭到反駁的總是一個特定理論和這一條件。但這種反駁并不與這個受檢驗的特定理論相矛盾，因為用另一個不同的條件來代替這個假定其他情況都相同的條件，總能夠保留這個特定的理論，而不管檢驗結果如何。
假如這樣，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一牢固確立的經驗基礎作為否定后件式之箭的發射場，獨斷證偽主義的“無情的”證偽程序便崩潰了：因為主要目標仍然令人失望地難以確立。巧得很，在科學史中正是那些最重要的、“成熟的”理論，在這方面初看起來是無法證偽的。另外，按照獨斷證偽主義的標準，所有概率主義的理論也都屬于這一類：因為任何有限的實例都不能證偽一個普遍的概率主義的理論；概率主義的理論，象帶有假定其他情況都相同的條件的理論一樣，都沒有經驗基礎。不過這樣一來，獨斷證偽主義者便象他自己所承認的那樣，將那些最重要的科學理論驅逐到形而上學中去了。在形而上學中，按獨斷證偽主義者的標準，由證明和證偽構成的合理討論是沒有地位的，因為形而上學的理論是既不能被證明，又不能被證偽的。因而，獨斷證偽主義的分界標準仍然是強烈地反理論的。
（況且，要論證假定其他情況都相同的條件并不是例外，而是科學中的規則，這是很容易的。科學畢竟要同收集和展覽本地的——或宇宙的——稀奇古怪物品的古董店區別開來。“從1950年到1960年，所有的不列顛人都要死于肺癌”這個斷言在邏輯上是可能的，甚至可能是真實的。但假如這是一件極少可能發生的小概率事件，那么，它只對古怪的事實搜集者有新奇的價值，它會有可怕的娛樂價值，卻沒有科學價值。僅當一個命題的目的是表達一個因果聯系時，它才可能被說成是科學的，而身為不列顛人和死于肺癌二者之間的這種聯系甚至不可能被想到。同樣，“所有天鵝都是白的”假如是真的，那么它只不過新奇而已，除非它斷定天鵝是因，白色是果。但這樣一來，一只黑天鵝便不會反駁這一命題，因為它只表示了同時起作用的其他原因。因此，“所有天鵝都是白的”或者是一個怪論，可輕易地將其證偽；或者是一個帶有假定其他情況都相同的條件，因而不能被證偽的科學命題。這樣一來，面對經驗證據，理論的頑固性就成了認為該理論是“科學的”這個論點的支持論證，而不是反證。“不可反駁性”就成了科學的標志。）
總結一下：古典辯護主義者只承認業經證明的理論；新古典辯護主義者只承認或然的理論；獨斷證偽主義者意識到，在上面兩種情況下，是無法承認任何理論的。他們決定，假如一些理論是可證偽的，即可被數量有限的觀察所證偽，就承認這些理論。但即使有這種可證偽的理論，即同數量有限的可觀察的事實相矛盾的理論，從邏輯上說它們仍然太接近經驗基礎了。例如，根據獨斷證偽主義者的主張，五項觀察可能證偽象“所有行星的軌道都是橢圓的”這樣一個理論；因而獨斷證偽主義者認為這個理論是科學的。四項觀察便可能證偽“所有行星的軌道都是圓的”這樣一個理論；因而獨斷證偽主義者會認為這個理論更加科學。“所有天鵝都是白的”這樣一個理論會達到科學性的頂點，因為只要一項觀察便可證偽這個理論。另一方面，獨斷證偽主義者將把所有概率主義的理論連同牛頓的理論、麥克斯韋的理論和愛因斯坦的理論，作為非科學的而予以拒斥，因為任何有限數目的觀察都不能證偽它們。
假如我們接受獨斷證偽主義的分界標準，并且也接受事實可證明“事實”命題的觀點，我們就不得不宣布，科學史中曾提出過的大多數重要理論（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都是形而上學的，大多數公認的進步（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都是偽進步；以往所做的大多數工作（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都是非理性的。但假如我們否認事實可以證明命題，卻仍然接受獨斷證偽主義的分界標準，那我們肯定要完全陷入懷疑論中：那樣，一切科學無疑都成了非理性的形而上學，都應該加以拒斥。科學理論不僅是同樣不可證明的、同樣不可幾的，而且也是同樣不可證偽的。但承認不僅理論的東西，而且科學中所有的命題都是可錯的，就意味著一切形式的獨斷辯護主義作為科學合理性的理論都徹底瓦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