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閱讀中更深的感覺到這本書的宏觀性，這帶來的就是對我知識積淀的挑戰，書中縱橫交錯的講述20世紀發過那些思想家的理論發展脈絡及彼此影響關系，雖然我看的懵懵懂懂，但是在我的意識中留下了斑斑點點的記憶，我想，這也是積淀的開始。
書中關于亂倫的讓我很開眼界，在弗洛伊德對于亂倫禁忌在心理學潛意識層面的解讀之外，看到了，將人類學以及結構學引入這個問題的理解的時候，又有另外一番氣象，原來亂倫禁忌背后還包含著經濟學意義！
三、自然與文化相交：亂倫
《血族關系的基本結構》它追求科學性的意志，追求最具包容性的模型。
列維-斯特勞斯著作的出版，使法國的人類學學派經歷了一場實實在在的認識論革命，當然，包括哲學家在內的其他團體也被他刺得眼花繚亂。
傳統的研究通常依據道德禁令考慮亂倫，而沒有估計它的社會積極性。列維-斯特勞斯發動的革命之所以為革命，就在于，它對現象做了非生物化的處理，并把它從簡單的血親結構中，從種族中心論的道德考慮中驅逐出去。列維-斯特勞斯把血族關系看成社會再生產的首要根基。
列維-斯特勞斯放棄了根據同源衍生或血緣關系做出的分析，目的在于證明，性的結合是受社會調節的交換對象，而交換時一個社會事實和文化事實。可以把血族關系系統視為一個任意的再現系統，就像索緒爾的任意記號一樣。
在社會秩序的誕生中，亂倫禁忌是決定性的干預因素，雖然它身處核心，雖然它身為基本原則的一個方面，我們也不能將其僅視為自然秩序的組成部分，即使它具有普遍性和自發性的特質，也是如此，也不能把它僅僅當成文化秩序的組成部分，文化秩序的特征時具有特定的規范、法則和限定性質。亂倫禁忌同時屬于兩個領域，它是自然與文化的交匯點，它是人類取代自然秩序的不可或缺的的任意法則。
語音學不得不在社會科學中扮演這一革命性的角色，恰如核物理學不得不在所有硬科學中扮演這樣的角色一樣。語音學竭力超越意識層面上的語言學現象的階段。
索緒爾反對在語音與意義之間做出區分，但在列維-斯特勞斯那里，結構成了能指，意義成了所指。
他要把語言學融入更加廣闊的領域，人類學會在這個領域中成為原初動力，對社會結構的闡釋將是三重“交流理論”的產物：“不同團體中的女人的交流，它符合血族關系的規則、商品和服務的交流，它符合經濟的規則、信息的交流，它符合語言學的規則”。
四、尋求綱要：莫斯
不管怎么說，結構主義都是語言學與人類學相交的產物。
列維-斯特勞斯最初占據的位置，類似于現代語言家所占據的位置：在人類學和自然科學中，只存在建構出來的事實。語言學因此成了一個工具，它能把人類學引入文化學，引入符號領域，因為它能清除其古老的自然主義或能量主義模型。列維-斯特勞斯把馬塞爾·莫斯視為結構主義的精神之父。
因為早在1914年，莫斯酒吧社會生活定義為“一個符號關系世界。列維-斯特勞斯沿著同樣的脈絡前進，他引用了莫斯的著作，在那部著作中，莫斯拿精神恍惚的薩滿教巫師與精神病患者相對比。
列維-斯特勞斯強調了處于人體核心位置的無意識的極端重要性，這個位置成了結構主義范式的首要特征。不過，只有通過語言的媒介，我們才能把握無意識。為此，列維-斯特勞斯動用了現代的索緒爾意義上的語言學，該語言學把言語事實置于無意識思維之中。
結構主義的規范論題時一目了然的，那邊是，語碼先于信息，也獨立于信息，主體屈從與能指的法則。的確，這才是結構事業的核心。語碼之所以為語碼，就在于它能譯成另一種語碼。這就是語碼的特點，因而又稱之為結構。
莫斯的《論禮物》是一個模型，列維-斯特勞斯在論血族關系的著作中擴展、綜合了這一模型，以及莫斯論互惠的理論。互惠的原則，以及施予、接納、反饋的三重任務，構成了婚姻交換的經濟原理。
因此，交換在婚姻同盟間的婦女流通現象中，發揮這核心作用，它構成了交流的真實結構，正是這一結構使團體與團體之間確立了互惠關系。使得亂倫違禁的，不是道德的譴責，不是內心的怨恨，而是確立社會關系的交換價值。亂倫問題首先表現為社會性荒誕，其次才表現為道德性犯罪。
在康德看來，先驗范疇控制著人的思維，它們被適時地施加于不同的社會。不過，精神在每一種情形下都會表現出來。列維-斯特勞斯更多地從語音學而非哲學那里，借用了康德主義。
依雅各布森之間，零音素絲毫都不像其他音素，因為它不具備區別性特征，也不具備持久不變的語音價值，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允許一個音素出場。依列維-斯特勞斯之見，符號系統可以用來界定任何既有的宇宙論。
莫斯意在意義，而非符號；他要理解行為的內在意圖，同時又不離開經驗領域，也不去確立這樣的邏輯秩序，在那里，有形的現實僅僅被視為表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