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的最后四個章節，閱讀感受完全不同，第十八章很過癮，講述著福柯對瘋癲的理解以及對精神病人的認知以及管理層面在的變化過程，感覺還不酣暢淋漓，增加了我進一步對這個內容探究的興趣。第十九章，提到馬克思主義，又一次深深地刺激我想到我們初中時代的思想政治課，思想政治原本可以不需要學成條條框框、死記硬背式的悲痛記憶的！第二十章，涉及到經濟學領域，基本是在瞌睡中讀完的，而且花費了很多是時間，回頭整理，依舊一片空白。第二十一章是本部分內容的結尾，概括性的內容，少了原本只有些許的故事性，讀起來十分費力，但是已經有了似曾相識的感受。
十八、理性在咆哮：米歇爾·福柯
他從一開始就將自己置于西方思想及其歷史的邊緣地帶。時者，勢也，時機的選擇至關重要。
1956年，辯證法也陷入自身的僵局，而福柯卻強調理性運作中的被遺忘者和被壓抑者。他正在尋求一種新的歷史感性，并通過表述那被遺忘的歷史，追尋理性運作的軌跡，鑄造一種嶄新的歷史感性。
在探險中，瘋癲迫使我們對理性進行重新思考，準確揭示其強弱之勢。福柯發現，人類已經對自己顯然無法理解的事物做了人為理性化的編織。也正是在這編織中，福柯搜尋著壓抑之作。他挑選出對意義所做的滑稽轉寫，并戳穿了隱藏在知識下面的權力的面具，神奇地闡明了他那個時代的精神。
福柯使得對結構主義予以歷史化的處理成為可能，其處理方式是列維-斯特勞斯在為原始范式尋找容身之地時所想象不到的。
在奔向理性陰暗面的旅途上，福柯也是某種類型的“旅行哲學家”。和尼采一樣，他也是我們文明的“下水道中的搜集者”。
對于福柯而言，思考戰爭時根本性的；在他涉及謀略、權術、突變和權力關系等概念的著作中，戰爭為一個核心范式的確立奠定了基礎。
福柯的功成名就并沒有帶來心理上的穩定，1948年他一度試圖自殺。在那個時代，一個同性戀者想要舒舒服服的生活下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福柯在文學方面受到的影響可以用來解釋，何以他對死亡深感焦慮，這焦慮在他有關精神分析的著作中，從來都沒有平息過。面對死神，他總是保持一個局外人的姿勢。
為了取代傳統的分界線，福柯著手于一個為人避諱的課題（瘋癲），它深受西方理性的壓抑，也是西方理性眼中的他者的意向。他要回答的問題時：最初的聲明和變化無常的精神病學知識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時候，通過何種方式，如何發揮效力的？它要在科學中仔細辨別那本不屬于科學的一切，同時著眼于這樣的問題：“在我們的社會中，科學的真理效應時如何同時成為權利的效應的？”
福柯的研究方案在結構主義中占據一席之地，因為他提議，“在歷史中尋找瘋癲史的零度，因為在那里，他是未經分化的經驗，還沒有被分類所割據。”
在文藝復興時期，愚人的形象是與理性渾然一體的。伊拉思謨發現了理性固有的瘋癲性，帕斯卡夜認為，“人都是瘋癲的，不發瘋就意味著他要成為另一種形式的瘋子。”在18世紀，理性主義主張具備選擇自己的對象的能力，而且在新的方法規則中（如笛卡爾所定義的那些方法規則中），把瘋癲排除在外，其方法就是把它歸入過失，歸入被否定物，歸入夢幻。
瘋癲時一個無意義的世界，只有除掉他，理性思想才能大行其道。瘋癲瘋了一種威脅，瘋子的消失成了理性一統天下的必要條件。他發現自己陷入了走向禁閉的重要轉變。
福柯拒絕把他感受到的的話語顛覆，整合成一般性的說明框架。否則，他就會確立上述的壓抑現象與某個社會的歷史變革之間的關系，該社會正處于從宗教社會向倫理-經濟的社會轉軌的過程中，它來源于近代以來的精神結構與制度實踐。
在古典時代，瘋子只是法律的關切點，而與醫學無關，因此禁閉只是一種法律行為。當然，瘋子不是一般的囚犯，不是普通的乞丐，但是他的怪異行為卻是被視為發泄骨子里的動物本能的征兆（受到了理性人的壓抑），處于較低的人性層面上。瘋子因而被他們的看守鎖鏈加身，甚至被置于比賽特精神病院的涼亭上公開示眾。
18世紀目睹了瘋癲認識史上的一次決定性突變，精神病院作為專門收留瘋子的特定機構誕生了，這是一個特定的瘋癲場，其輪廓最終被確定下來，并遠離了它在收容院時期的無形堆積。這種制度性的轉移先于下列觀點而存在：瘋子作為某個病人，他需要照料。
福柯研究的主要內容，它超出了簡單的瘋癲譜系學范疇，從而進入了全面綜合的文化轉型觀：從以法律為根基的權力，轉向了依賴規范的體系，而規范則成了對單個人進行分類的標準，這暗示了一種完全不同的話語機制。
超出文化之外，準備與文化所拒絕的東西建立一種關系：禁閉的聲音，文字的外觀。讓我們閱讀和重新閱讀這不永遠銘刻在我們心中的著作。
1961年，福柯新穎獨特的學術主著作被神圣化了，不過它本來要遭遇另一種命運的，因為出現了兩個事件：第一是1968年5月事件，第二是它在盎格魯-撒克遜反精神醫學家羅納德·萊英和大衛·庫伯那里激起了強烈的興趣。在60年代末，本書最終為大眾所接納，也刺激了臨床實踐的變革需要；那時候，對于抗議收容院實踐的運動而言，他成了一種鼓舞人心的力量源泉。
《瘋癲史》首先是一個時代的征兆，是走向適用與西方歷史的新結構方法的第一步，是對被壓抑者的高度評價。于是瘋癲便成了理想的對象，它不僅是歷史人類學的理想對象，而且是精神分析學說的理想對象。
十九、馬克思主義危機：解凍還是重新冰凍？
結構主義是作為一種知識現象誕生的，從某種確定的意義上講，它要完成馬克思主義的未竟之業。存在主義是戰后樂觀主義的表現形式，但是一種新的歷史關系已被祛魅。
結構主義深深扎根于對西方民主價值進行批判重新解讀的語境之內。獨立、自由和責任，不再是法國知識分子信奉的基本原則。“解釋性的替代物導致了總體性。”
他的選擇清楚地表明，法國高師不再是為這個國家培養未來領導人的制度性場所，國家行政學院開始扮演那一角色；而在此之前，法國高師一直是人文學科再生產的制度性化身，現在，國家行政學院的技術官僚畢業生已經取代了那幫知識分子。
在米歇爾·福柯看來，知識分子應該努力確定既定社會中可能之事與不可能之事的疆界，而不要僅僅漂浮在連綿不斷的歷史之流中，或者默默等待作為現世拯救之領路人的黨的化身（救世主）的降臨。
尋求新鮮事物，這種精神還來自對思辨哲學與歷史的失望；一旦黑格爾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走向衰微，思辨哲學與歷史的創造性周期似乎就要終結。與純粹的自我反思性思辨話語不同，列維-斯特勞斯的著作提供了一個可資證實的心路歷程。
對于卡斯托里亞迪及其小組而言，結構主義并非當時公認圣經的替換物，而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統治模式的單純適應，而現代資本主義已經在1958年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
埃德加·莫蘭把結構主義的成功看成冰雪融化之后的重新冰凍。結構認識取代了整體化的馬克思主義，但它同樣相信自身的科學性，相信自己堅持了古典科學的法則。決定論和客觀化排除了主體（主體過于變化不定），歷史也是如此（歷史過于偶然）。同樣，一直有一種需要，即堅持某種確定性。另一方面，把第一位的價值賦予結構，可以用來說明，在決定論與自由之間，在轉型這一歷史使命與無力于讓人民相信其必然性之間，存在的永久性差異。
二十、法國經濟學派踏上了結構之路
經濟科學派生出高度公理化的結構，盡管它并沒有花費多少時間認真考慮這一科學的創造所需要的認識論的前提。在50年代，微觀經濟學圍繞著總體均衡觀念，運用了完整的公理化，而總體均衡的觀念似乎就是一個徹底形式化的結構。
經濟結構自身也需要被重新思考，只有這樣，才能最終改變需求的全部流程，并因此改變行為的各個層面。那時候，因為國家正在指導民族重建和經濟現代化，它掌握著重要的結構轉型。對于重組而言，這指令激發起的行動是有利的，也使得創造“一個真正的法國經濟學派”成為可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國家創辦了一系列新的行政管理結構，以完成必要的結構轉型，向公眾確立中短期計劃的權威。
在20世紀30年代，歐洲人從總體上將結構范式應用于政治經濟學，以回應1929年爆發的大恐慌。但是，即使在政治經濟學歸納出結構這一觀念之前，亨利·巴爾托利就已經敏捷地做出過評論：“結構社會學和結構經濟學是與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一同誕生的。”結構這一觀念誕生于17世紀，它源于不同的經濟即成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經濟即成因素被視為指導經濟生活的全面連貫的諸多因素。
在采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時，許多經濟學家假定了自己工具的實在性。有些人甚至有的更遠，他們把工具視為現實本身。一切無法計量的事物都是沒有意義的。作為結構范式的一部分，歷史性顯然被排除得一干二凈，因為一旦模型能夠完美地復制自身，在此種事物方案之內，除了數量上的變化，任何事物都無法預見。
二十一、試試那結構吧！
語言學已經在傳播此一范式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這一先鋒學科的心目中，那范式也不再是結構之范式了：結構已經成為結構性的了，并最終成了結構主義。當代語音學的首要特征是它的那結構主義和它的系統普遍主義。
一方面，列維-斯特勞斯認為，人類學已經導致了決定性的變化，這變化使人們在社會秩序的核心地帶發現結構性安排成為可能。以此為基礎，他反對喬治-彼得·默多克的簡介，并否認同時研究結構與過程的可能性，堅持認為這種想法“至少在人類學中，屬于天真哲學的范疇。”
列維-斯特勞斯的觀點與弗朗索瓦·西米安于1903年向涂爾干社會學發出的挑戰如出一轍；他注意到，歷史一直無法自我更新，而社會學早已脫胎換骨，特別是在借助于民族學研究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就更是如此了。
列維-斯特勞斯向我們證明，結構人類學已經把自己與進化論嚴格區分開來，因為它已經與生物學模型決裂，并假定了自然與文化之間存在的根本的非連續性。
結構人類學把許多論文匯集一處，它們處理的問題時人類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語言學與血親之間的關系，亞洲和美洲的藝術再現，巫術與宗教······，一言以蔽之，這是由各種不同的研究對象構成的完整系列，正是它引爆了列維-斯特勞斯所謂的“哥白尼革命”。它是由一個闡釋組成的。根據某種交流理論，社會被闡釋為一個整體。
列維-斯特勞斯毅然決然地把人類學置于文化之上，然后面對著歷史學家，從容地利用了自己的優勢：他具有開闊的理論視野，這樣的理論視野總有一天會使譯解大腦的內部結構成為可能。他身上存在著某種結構主義的唯物主義，因為根據他的分析，結構偶爾也被看成一個分析坐標，而有時候，它又從具體現實中一躍而出：“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時一個唯物主義者”。他總是不停地在說。
結構人類學把自己的目標更多地對準了復雜神經元的蜿蜒，這似乎抓住了本體論的關鍵，它是真正的結構之結構，是結構性的最后支柱。
當赫西奧德重新闡釋種族的神話時，他把自己的思想置于三重結構的框架之內。但最重要的是，韋爾男采用了兩極論，即列維-斯特勞斯的對立框架，以證明，在赫西奧德的種族視鏡中，時間的展開并沒有按照時代年代順序，而是按照“二律背反的系統”。與正義和過度相對立的兩極結構，在每一個階段都重復著。在這一框架中，赫西奧德的神話故事還承載著說教的使命。
1960年1月5日，一個篇章就要結束了，他將結束與列維-斯特勞斯在法蘭西學院發表的就職演說：結構主義的英雄時代已經結束，而范式精神大獲全勝的美景正在向前延伸。
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以令人驚心動魄的方式，拈出了第三世界感傷主義的宏大主題，而結構主義航船的風帆又漲滿了第三世界的風。
人類試圖化約進步與歷史，以便賦予準機械模型以優先性；這是使時間性變冷的框架，也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框架，它逃避個人，把自己建立在邏輯時間之上，而不需要個人的感知。結構主義向社會科學發起的挑戰并不缺乏莊嚴宏闊之處。在整個 50年代，通過擁抱不同的異類形象，它已經明確展示出自己的能產性。憑借自己的承諾，這一綱要迅速在60年代盛行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