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名稱都有“大圣”，但這個大圣與那個大圣不同，一個是人，一個是猴，前一個大圣喚作鄭大圣，出身于電影世家、畢業于以先鋒和實驗聞名的美國芝加哥藝術學院的導演系。 后一個大圣喚作齊天大圣，天生石猴，后來機緣巧合，練就銅頭鐵臂，擁有七十二般變化，在中國早已家喻戶曉了。
但兩個大圣又有相同，均不是凡物。齊天大圣的英雄事跡早已天下皆知，不必多言；而鄭大圣雖師從名門，卻是導演中的“另類”，遠離商業電影，從不追趕潮流，也不像一般獨立電影導演那樣緊盯現實，他的作品《王勃之死》、《古玩》、《天津閑人》、《危城之戀》、《廉吏于成龍》等電影，無一不取材于歷史。
為什么大圣導演如此青睞歷史呢？他用德國人對歷史的態度闡述了他樸素的動機。舉世公認德國是對歷史教訓吸收最好的民族。德國人有著高度的反省自覺和了不起的對檔案、文獻的尊重和維護。但德國精英知識分子卻說：“這還遠遠不夠，這幾年才剛剛反省到普通的法西斯，人民群眾當中的法西斯思想，不再簡單的只歸罪于那幾個黨魁、那幾個罪魁，而這一切都才發生。
1961年，漢娜·阿倫特提出“平庸之惡”，當時是驚世駭俗。要隔好幾年之后，才被學術界尊重為上個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的思想資源。還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能落實到一個大眾的共識。
離大眾的觀看、視聽思維最接近的媒體之一是電影，一直到2016年，才有了四部電影針對描寫漢娜·阿倫特當時為《紐約客》特別撰寫審判艾希曼的這個案件。德國有兩部，一個角度是從老檢察官角度寫的，一個角度是從菜鳥檢察官寫的；同樣這個案件，同樣這個法庭，英國BBC有一部，是從直播導演的感受寫的；還有一部德國電影，就是漢娜·阿倫特的傳記。時隔55年以后，在電影上的顯現，一個學者的思想才會變成一個公共的共識。這55年，還是發生在德國，一個以高度的哲學自覺和反省自覺延續傳承著的國度。
反觀我們，真是慚愧得緊。曾經有人說過，歷史是我們中國人的宗教。但我們對歷史的態度正如蕭伯納的名言：我們對歷史的教訓就是——從未從歷史吸取過教訓。簫老這句話真是話毒理不毒啊，不由讓人悲哀。
大圣導演的《村戲》描寫的是上世紀80年代初，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剛剛開始實施行的時候，在北方農村發生的悲歡故事。
他樸素的動機只有一個，我們首先要知道、才能有以后的檢討和反省；如果有類似的情形再發生、要我們面對的時候，起碼給我們一個更好的機會可以做更好的選擇，而不是因為不知道，而重蹈覆轍甚至變本加厲。所以這也是大圣導演，最樸素的、最基本的一個感懷——我們首先要“知道”，我們才有資格、才有能力、才有準備進入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