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回想起30年來，組織被迫充當慰安婦的受害者訴訟日本的事時，陳厚志這樣說：
那時候年輕，想法很幼稚，想替她們討回公道，三十年過去了，沒有得到一分錢賠償和道歉，阿婆們的事全國人都知道了，現在想來，我寧愿從來沒有驚擾她們。
導演郭柯在知乎上說，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你的拍攝就有了分寸，問題就有了底線。
于是《二十二》平靜而克制，每當要進入最核心的部分——日軍的暴行，就會在阿婆們的淚眼婆娑，和「不講了，不講了」「不說了，我說了不舒服」「記不得了」的只言片語中戛然而止。
看完你會發現，全片的主題不是挖掘過去，而是活在當下。
阿婆們大多出生于192X年，這意味著被迫充當慰安婦時，她們還是十幾歲、二十出頭的姑娘，如今已是九十高齡。
日本侵華期間，中國有20多萬女性成為受害者，直到今天，已知的幸存者只剩下8位。
電影不曾講述她們屈辱的細節，沒有波濤洶涌的情緒渲染，但透過零散瑣碎的生活日常，我們或許可以知道，她們為什么能活到今天。
為什么能活到今天？
因為除了痛苦，生活里還有光。
林婆婆住在養老院，因為往事，她不能生育，沒有兒女，腿腳也壞了。
她和別的女子不一樣，罕見的有頭腦和膽識。
日本人要娶她，她就假裝答應，隨軍期間一箱一箱地偷子彈補貼我軍，逃出來后還組建了女子作戰隊，編了抗日歌謠，拿槍崩了兩個日本士兵。
你看她的樣子，不是老人慣有的慈祥，而是剛毅。足夠為她在苦海中撐起一葉小舟。這樣的人，實在不需要別人的眼淚。
養老院的生活平靜中滲透著小樂趣。
她早上起床了便搬著椅子坐在門口，有隔壁的老頭找她尬聊，吃飯嗎？不吃不吃。喝酒吧？不喝不喝。你吃多少？三勺飯。還不夠我吃一碗……
退休教師來看望她，她念叨自己的勛章和錢被人偷走了，氣憤得很。
他繞到林婆婆背后，從一堆棉物里翻出她的勛章盒子和錢，嗔怪般說：「是你自己藏太深啦！」
林婆婆反復確認東西都在后，仰頭問：「你從哪里找到的？」
然后便笑開了，像個孩子。
李婆婆說，她的兒子女兒都給她錢，他們沒錢了自己也給他們一點，她沒飯了他們給飯吃，餓了就去外面找些柴，自己生火做菜。
電影里她去屋外找了幾根枯樹枝，用干草引火起了一灶，番茄切成小塊，丟進沸騰的水里，再放下寬寬的面皮，她胃口不錯。
村里的小孩喜歡圍著她鬧，叫她「奶奶」，她高興時又生一次火，煮了食物分給孩子們吃。
她還是個貓奴，院里養著好幾只流浪貓，和自己兒媳聊天時，也不忘關注它們：
你說它是不是懷孕啦？我看她肚子鼓鼓的。
來吃呀，把你的孩子也帶來。
誒！不準進屋去！
……
海南小村莊，人們茶余飯后的娛樂便是在樹蔭下結一張吊床乘涼，殺一個椰子解暑，來一局小本做注的棋牌。
李婆婆掏出兩塊錢擺在桌上，熟練地摸牌，或是打開老古董電視機，全神貫注地看一集86版《西游記》。
兒媳說，李婆婆生活很幸福，過去的困難他們感受不到，只要她現在開心就行。
如果你想看的是傷感、痛苦，不，很少。
她們很可愛，身體尚可，老有所依，生活中充滿平凡的樂趣。
電影里烏云和暴雨中穿插著這些細小的詼諧，甚至讓人不由會心一笑，如果不聊起那段往事，她們和天下所有的阿婆沒有差別。
也只有這樣，她們才能活下去，活到今天。
看完電影老徐問我，你會推薦別人去看嗎？我說不會。
因為慰安婦受害者作為日軍侵華的鐵證，已經是民族壓迫的符號，阿婆們的苦難被裝在民族主義的容器里，成為政治聲討的佐據。
既然如此，申訴、教育后代的事應當留給整個國家的人來做，而不是讓她們一次次出鏡，復述那些暗無天日的日子。
如果年輕的后生留下廉價的眼淚，發表完憤恨的見解，便不再做什么，也不能為她們換來什么，那等于公開行刑。
哪怕心底的傷口再深再大，仇恨終究不能支撐人的全部意志。
不再提起，不去打擾，也許才是她們最想要的生活。
活下來的人始終有不幸中的萬幸，那么離開的人，又為什么離開？
或許我們最該做的，是去了解電影沒有說的故事。
二戰后，我國放棄了國家賠償，對慰安婦受害者的民間索賠「采取默認，或者有所支持」。
在中日友好的政治氛圍下，國家層面對慰安婦幸存受害者僅有的支持都是道義上的。
電影里，幫助阿婆們的有日本留學生、韓國人、民間志愿者，她們大部分跟隨子女生活，或是受到養老院院長的特殊照顧，唯獨沒有政府角色。
中國慰安婦受害者研究第一人蘇智良，曾奔走海內外，為幸存的阿婆們籌集援助金，最后每人每月拿到了100塊（后來增至200元/月），他說，他沒有想到，有人會為了1200塊給他下跪。
由于沒有專項資金，阿婆們能從政府領到的只有五保戶補助和養老金，在2012年對海南慰安婦受害者的生存狀況研究中，一位阿婆的女兒說，
她的母親每月只能領到160元的五保戶補助，養老金剛領三個月，一共165元。而她們每月的醫療開支是以千計的。
相比之下，韓國政府對每位慰安婦幸存者提供的生活補貼，是每月五十萬韓元（約3000元人民幣），還有免費醫療保險等。
國內關于慰安婦受害者的報道從2012年開始顯著增長。
觀察詞頻出現的規律，2012年的峰值正是釣魚島之爭期間，2014年是慰安婦受害者報道的歷史高點，而這一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關系最低點。
涉及阿婆們的報道，自始至終充滿了非常復雜的政治色彩。
戰爭的傷害只是一部分，社會的蕩婦羞辱才剝奪了她們剩下的人生，很多受害者在戰爭中幸存下來，最后被看不見的利刃殺死。
在有的村莊里，村民們詬病她們沒有以死成全名節；
當她們講述過去，會被視為給子孫抹黑，甚至是利用這個不干凈的「身份」來掙錢；
有子孫礙于臉面拒不承擔贍養義務；
有的因為不能生育被丈夫拋棄；
有的婚后夫妻關系并不融洽；
……
這些直接導致一些原本就患有嚴重 PTSD（創傷后應激障礙）的阿婆們越來越邊緣化，最后含恨而終。
哪怕直到今天，女性依然被視為一種性戰利品，對她們的貞操苛責仍然存在。
我們并沒有從戰爭中吸取教訓，阿婆們的遭遇激發了民族情結，也僅止于此。
我想，無論是逝去的，還是尚在的，她們想要的不過就是「活著」而已。
參考資料：
蘇智良、陳禮茂：《我研究“慰安婦”問題的歷程》，史林，2006年S1期
趙青青：《日軍“慰安婦”幸存者生存狀況調查與PTSD初步探究》，2012年
宋少鵬：《媒體中的“慰安婦”話語——符號化的“慰安婦”和“慰安婦”敘事中的記憶/忘卻機制》，開放時代，2016年03期
黎若谷：《中國“慰安婦”索賠問題研究》，2016年
《外交部就日本高法終審駁回我慰安婦賠償上訴答問》，中國政府門戶網站，2010年03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