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不再需要為生存而掙扎時，就到了為身份所困擾的時候了。
身份的焦慮是我們對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擔憂，不管我們現況如何，都難以擺脫這種煩惱。原因很簡單：身份的高低決定了人情的冷暖。每個人對自身價值的判斷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不確定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人對我們的看法。因此他人的關注與愛對我們相當重要。我們如果察覺到別人并不怎么喜愛或尊敬我們時，就很難對自己保持信心。我們的自我形象就像一只漏氣的氣球，需要不斷充入他人的愛戴才能保持形狀，而他人對我們的忽略則會輕而易舉地把它扎破。
未成年時的我們，即使沒有權利與地位，也還是周圍人關注的中心。成年后，我們獲得的愛轉而取決于我們的成就：擁有優異的學習成績，一定的社會地位，才能重獲我們小時候所擁有的無條件的愛。深藏在我們內心的恐懼其實才是這種焦慮產生的唯一根源。傲慢的背后藏著的無非就是恐懼。
我們從來就不會孤立的形成我們對財富和社會尊重等事物的相應期待，我們的判斷必然有一個參照群體——那些我們認為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只有同他們比較，我們才能確定我們合適的期待視野。如果我們的比照群體比我們更加優越，更有成就， 我們就會感到自己原本應取得更大的成就，焦慮、憤恨就會接踵而來。我們也許矮小，但假如我們是生活在一群矮小的人當中，那么，我們就不會為自己的矮小而煩惱 。
十八世紀之前，貴族制度使得底層民眾安心接受自己所在的等級，而十八世紀之后的民主制度使得最底層的民眾也有了極高的期望，人人平等的觀念使得人們追求一切，盡管我們已經非常富有，卻終日焦慮多愁。
曾有一位美國人威廉·詹姆斯提出了這樣一個公式：
自尊 = 實際的成就／對自己的期待
從這個公式來看，提高自尊水平的方式有兩種：增加成就，或降低期待。但現代社會絕不會鼓勵人降低期待。與原始社會相比，我們所期待的遠超我們祖先的想象，我們永遠有尚未企及的夢想，即使在實際成就已經很高的情況下，還是無法達到一個高的自尊水平，付出的代價則是永遠揮之不去的焦慮。
現代社會之前， 人們認為社會分為富人和窮人是上帝的旨意。人們對此有著共識：不同的社會階層相互依存，都是社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即便是最貧困的底層人士也會受到社會敬重。直到18世紀中期，這種固化的等級制度才略有改觀，皇室子嗣并非一定最適合做一國之君，蠢笨的父親也不足以說明一個人是低能的文學家。沿用到政商界也是如此。貴族的裙帶關系遭到嚴重抨擊，用人制度得到改革，核心就是用精英們替下那些不學無術的貴族，人人機會均等。這些作為新晉富人的精英人群既有能力，又擁有財富。
在這一精英崇拜制度的年代，那些未獲成功者要回答，為什么他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優秀、有能力的，卻仍那么貧困，變得更為棘手和痛苦。
有一種現象，從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奪走了數十萬計歐洲人的生命，它就是“決斗”。決斗體現了人們嚴重缺乏一種信心，那就是認為自己的身份是我們自己的事，我們自己能夠對它進行決定，無需隨他人評價轉變而做出調整。對決斗者而言，他在別人心目中的形象是能夠幫助他建立他在自己心目中形象的唯一因素。由于他的自我形象嚴重依賴他人的觀點，因此他寧可死于槍彈或刀傷，也不能允許不利于他的想法在公眾心目中繼續存在。
決斗雖看起來與我們相去甚遠，但依然有助于解釋一種更為普遍的，在面對身份問題時人們容易受傷的感情傾向，希望他人看重自己的強烈需要在歷史的長河中并沒有絲毫減弱。
對于這一問題，我們有何方法解決呢？
哲學家們給出了一條路：通過理智的哲學思考。
他人的頭腦太過惡毒，不能作為我們自己真正幸福的棲身之所。——叔本華
下面是一張尊嚴關系圖，未經哲學思考之前的關系如上圖所示，而在引入了理智的哲學思考后，我們就可以理性判斷他人所說是否屬實，而后對自我形象作出定位。
我們經常處于一種自虐過程當中：在沒有搞清他人的觀點是否值得關注之前就去尋求他人的贊賞；但只要稍加研究就會發現某些人根本不值得我們尊敬。就像叔本華所說：
任何一個過度重視他人觀點的人給了他人過高的尊嚴。
另一條路，是從政治角度理解引起這種身份焦慮的意識形態。
每一個社會中，總有一個特定的人群能夠獲得高度的尊崇，其他人則因為各種各樣的源于而受到貶義或忽略。但對成功的定義往往不是一成不變的。
在古斯巴達社會中，享受最高尊崇的是擅長打仗、好勇斗狠、肌肉發達的男子。在約公元1000年的西歐，體格強壯、勇敢無畏的騎士最受尊重。而在1750年的英格蘭，社會中最受尊崇的人是富有而又優雅的“紳士”。
我們可以看到，身份的理想標準長期以來都是，將來也一定會處于不斷的變化當中。我們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這個變化過程，這個詞就是政治。
通過政治斗爭，不同的群體都試圖改變他們社會的尊嚴系統，擺脫在基友體系中利益既得者的統治，從而為自己活的尊嚴。
現在，不管男人和女人，只要他們能夠通過商業世界的眾多渠道之一，通過個人努力積累一定的金錢、權力和名聲，那么他們就是成功人士。金錢攜帶著一種道德品質。它的存在至少體現了擁有者的四種基本品質：創造力、勇氣、智力和毅力。但不管這樣的身份理想看起來多么地順理成章，這些身份理想無一例外地是人類的創造物。其中受到最大關注的莫過于它在財富與美德之間建立起的一種聯系。
在現今的商業社會中，任何堅持一個人可以很有道德，同時很貧窮的觀點都是沒有市場的。即使是那些對財富最不在乎的人，也會感受到一種迫切的需要去積累財富，并向外界展示自己擁有財富，以期逃避責備。因此，擁有大量的物質商品成為必須的，其主要原因并非商品能夠帶來快樂，而是因為商品能夠帶來尊嚴。
一些人對此提出質疑：為什么要把掙錢上的失敗看作一個人在絕對意義上有缺陷的證據，而不是將其看作在一個大范圍、多層面的生活中個別的某一方面的失敗？原因并不復雜。掙錢的過程往往需要個體具備某些優秀品質。事實上，掙錢越多的工作，對個體優秀品質的要求也越高。由此可以演繹出一個為人廣泛接受的推論：要擁有最昂貴的物品，無一例外的需要具備最完美的素質。
但在《給那后來的》一書中，約翰·羅金斯花了40年的時間，跟蹤了不同國家的數百個窮人和富人，然后用他譏諷的口吻對他們的品格狀況做了總結：
發財致富的人，通常來說，勤奮、果斷、驕傲、貪婪、雷厲風行、有板有眼、理智、缺乏想象力、豪不敏感和無知。而那些一生貧困的人往往是極端愚蠢的人、極端聰明的人、懶惰的人、莽撞的人、謙卑的人、善于思考的人、呆板無聊的人、敏感的人、知識豐富的人、毫無遠見的人、拙劣的惡棍，以及那些完全是菩薩心腸的好人。
所以，我們并不具有根據收入水平來判斷他人道德水準的特權。眾多外在事物和內在品質綜合的起作用，使一個人富有，而使另一個人貧窮。這些決定因素包括運氣與環境、疾病與恐懼、偶發事件及其后繼發展、良好的策劃和欠佳的運氣。
除了在賺錢能力和身懷美德之間的聯系。關于成功生活的現代理想同時還在賺錢與幸福之間建立了另外一種聯系。
這一觀點認為：我們的身體知道它們需要什么樣的東西才能保持健康，因此當它們缺鈉時，就會讓我喜歡吃熏魚，而當它們的血糖過低時，則會使我們喜歡吃桃子。那么同樣，我們完全可以依賴我們自己的智力來確定，在生活中追求何種目標，才能使我們興旺發達。而且，我們所支配的金錢越多，我們所能購買的越多，從而產生幸福感的機會也會越大。
盧梭對此提出了反對，他說：
不管我們認為自己在思想上多么獨立，我們實際上并不理解我們自己的需要。我們的靈魂很少直接說出自己需要什么，不能簡單的把靈魂比做身體。心靈更像是以下狀態的身體：在它需要喝水的時候大聲呼喝上酒，在它需要平躺在床上休息的時候堅持繼續跳舞。外界有各種聲音在不停的告訴我們，應該獲取什么，然后我們才能得到滿足，我們的思維極易受到這些聲音的左右，我們靈魂深處發出的一點點微弱的聲音將會淹沒在這些外界聲音之中，受到誤導而使我們偏離了對我們生命中何者真正重要的謹慎而艱苦的求索。
現代社會的廣告代理商經常認為他們不該為以下情況負責，即鼓勵人們過分地關注名人的生活情況，過分地關注流行趨勢的變化，以及過分地關注對一些新產品的擁有。
他們認為，各種媒體僅僅將與這些相關的信息呈現出來，這樣感興趣的人就可以從中獲益。他們站出來貶低自己行業的影響力，這倒不無諷刺意味。他們堅持認為人民大眾具有足夠的獨立思維能力，不會陷入他精心設計的廣告牌的誘惑。
但很不幸，他們過于謙虛了。以下數據很好的表明了那些曾經一度僅僅是可有可無的東西，經過足夠的刺激之后，很快變成了似乎不可或缺的東西。
而廣告絕不會告訴我們的是，一旦我們擁有了某個東西，用不了多久，我們就會停止喜歡它。就如同想要停止欣賞某個人，最快的方法可能就是與其結婚。外界觀點總是引導我們，讓我們想象自己在攀登幸福崖上的最陡峭的一邊，一旦爬上去，就可以到達一個廣闊的高臺，在其上我們就可以一直享受幸福生活；從來不會有人告訴我們，一旦到達頂點后，我們又會被喚回谷底，重新處于焦慮和欲望的洼地中。
令人遺憾的是，不管社會等級體系使我們多么不快，我們總是以一種聽天由命的心態接受它，認為其“理所應當”。但那些被社會重量級人物認為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往往是相對的，是可以進一步商榷的。一旦認識到這一層，我們就可以知道，這些政治觀點并非像我們原本認為的那樣自然。
這些現有意識形態雖深入人心，卻并不那么理所應當，也未見得合理。而大多是統治階層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傳播的。
意識形態觀點的精髓就是，除非我們的政治素養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否則我們很難意識到它們的存在。意識形態就像無色無味的氣體一樣，被釋放到社會中，它通過報紙、廣告、電視節目和教科書得到體現——在這些領域，意識形態在宣傳它對世界偏頗的、也許還是缺乏邏輯的、缺乏公正的理解；在這些領域，它羞答答的暗示，它只是在陳述一件自古就有的事實，而只有那些蠢材或瘋子才會對此加以否認。
在20世紀的西方社會，最成功地改變自己的身份的人群當屬婦女——她們認為自己有權質疑自己的社會地位，這種思維方式對總體政治覺悟的提高能夠提供寶貴的借鑒作用。
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一件自己的房間》中描述了她的一次劍橋大學之行。在她準備步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圖書館時，一個面部帶著反對表情、滿頭銀發、慈祥和藹的紳士出現在她面前，含著歉意說，女士們只有在一名校務委員會委員的陪同之下，或持有介紹新的情況之下才能準許進入圖書館。
很多婦女會因此種事件受到傷害，但很少有人從政治角度做出反應。
伍爾夫并不是一個輕易忍氣吞聲的人。她使用了最根本的政治思維，她沒有問自己：“我被擋在圖書館外邊，是不是我再什么地方錯了？”相反，她問，“圖書管理人員把我擋在圖書館門外，是不是他們在什么地方錯了？”從政治但角度來思考，我們可以思考是否觀念本身錯了，而不是思量我們性格中是否有所缺陷。不是滿懷恥辱的去想：“我是不是有什么問題【比方說，是一個女人，或有黑色皮膚，或囊中羞澀】？”而是大膽的去問：“別人對我進行非難，是不是他們有可能錯了，或有失公正，或不合邏輯？”
因此她開始思考并懷疑自己從小接受的關于婦道的教育：一個女人應該在任何時候都要表現的“魅力無窮，完全無私，每天犧牲自我，從不會為自己著想，時時刻刻關注他人的思想和愿望。”
通過查閱文獻，她發現了一連串驚人的歧視和嚴重失實的真理，而這些真理是由那些神職人員、科學家和哲學家以權威的身份向外界傳播的。在這一切不公正思想背后，伍爾夫認識到問題的關鍵是金錢。婦女沒有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是因為她們沒有控制自己的收入：“婦女一直都很貧窮”。
因此，她的著作提出了一種具體的政治上的要求：婦女不但需要尊嚴，同時需要受教育的平等權利，需要每年“500英鎊”的收入和“一件自己的房間”。
現代身份理想所包含的意識形態雖然缺乏像19世紀的種組合性別歧視那樣的尖銳性。但它依然在什么是美好生活的方面維持著一種同樣偏頗的觀念。
上述觀察目的在于追求對意識形態的理解，通過對意識形態進行分析，使它喪失理所應當的合理性，進而使它喪失其影響力。
理解了這一層道理，并不能奇跡般的消除身份理想所導致的諸多憂慮。但它可以讓我們知道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去面對問題，從而大幅度降低受害的感覺、被動的感覺和困惑的感覺。或者我們可以更加野心勃勃的說，理解這一切將是我們邁出的第一步，以此開始我們可以改變或挑戰社會理想，從而建立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
標題：身份的焦慮
作者: [英] 阿蘭·德波頓
豆瓣評分：8.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