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馬錯曰：“不然。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
二、
荀子論之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宋獻是也。荀況論之曰：國家，集中了天下的利益和權勢。有道行的人主持，可以得到大的安樂，大的榮耀，成為幸福的源泉。無道行的人主持，卻帶來大的危險，大的拖累，有君王的地位還不如沒有；等到形勢極度惡化，他即使想當一個普通老百姓，也做不到了。齊王、宋康王便是如此。
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
所以治理國家的君主如果提倡禮義，就可以稱王，樹立信譽就可以稱霸，玩弄權術則必然滅亡。
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為布陳于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主之所極然，帥群臣而首響之者，則舉崐義志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基定也。基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是所謂義立而王也。
領導國家提倡禮義，就無人可以加害于他。即使做一件壞事、殺一個無辜的人便可以得到天下，仁愛的人也不會去干。君主守定意志，維護國家，堅如磐石，以此禮待他人，就可以產生眾多的仁人志士。以此條陳布置國家刑事法律，就可以制定出良好的法律。君主極力如此主張，再率領群臣以身作則，就可以樹立起禮義的風尚。這樣，屬下能夠以禮義綱常尊崇上司，統治基礎就穩定了，基礎穩定國家便安定，國家安定則天下平定。因此說：用國家的權力推行禮義，一天就可以做到眾人皆知，商湯王、周武王便是如此，即所謂的以提倡禮義而稱王。
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賞已諾信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睹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睹利敗，不欺具與；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
即使道德還未達到完美，禮義也沒有做到完善，然而已經可以掌握治理天下的大致條理。做到賞罰分明，取得天下的信任，使臣屬清楚地看到它的重要性。政令一經頒布，不管成功還是失敗，都不欺騙百姓；條約已經締結，不管有利還是無利，都不欺騙合作的鄰國。這樣，才能軍隊強勁，城池堅固，使敵對國家畏懼。國家的方針一貫而明確，友邦就予以信任。即使是偏僻的小國，也可以威震天下。春秋時期的齊、晉、宋、秦、楚五霸主便是如此，即所謂的以樹立信譽而稱霸。
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薛公是也。故用強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故強，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后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
帶領國家追逐功利，不申張正義，不遵守信用，唯利是圖；對內不惜為了一點小利去欺騙人民，對外為了追求大的利益不怕欺騙友邦。對內不好好治理自己已有的東西，卻常常覬覦別人的成果。這樣，臣下百姓就無不以奸詐之心對待上司。上欺下，下瞞上，于是上下關系分崩離析。這樣，便使敵對國家輕視，友好國家不信任，權術泛濫而國家日益削弱，走向極端，終于滅亡，齊王、孟嘗君便是如此。齊王要強大齊國，不去提倡禮義，不去修明政治，不去統一天下的思想，只是成年累月地騎馬在外面征戰。所以齊國強大的時候，向南能夠打敗楚國，向西能夠逼迫秦國，向北可以戰勝燕國，在中原能夠征服宋國。然而燕國、趙國一旦群起而攻齊，便如摧枯拉朽。齊王身死國亡，成為天下共同聲討的對象，后世提起暴君總要舉他為例。這不是別的原因，就是因為他不崇尚禮義而沉溺權術。
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
以上三種，賢明的君王必須慎重地加以抉擇，仁人志士必須認真地予以辨明。善于抉擇的人可以控制別人，不善于抉擇的人則被別人控制。
三、
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讎！烏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強，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臣司馬光曰：秦國真是太不講道理了，害死楚懷王又逼迫其子楚襄王；楚國也太不爭氣了，忍下殺父之仇而與敵人通婚！嗚呼！楚國君王如果能堅持正確的治國之道，對臣下任用得人，秦國雖然強大，又怎能肆意欺凌它呢！荀況說得好：“治國之道，善于掌握則僅有百里方圓的地方也可以獨立于天下，不善于掌握哪怕像楚國有六千里國土也只能被仇人所驅使。”所以君王不認真講求治國之道，只一味制造聲勢，正是走向危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