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12 觀察到攻擊行為……做出攻擊行為
Bandura, A., Ross, D., & Ross, S.A.(1961).Transmission of aggression through imitation of aggressive models.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 575-582.
攻擊性行為表現為各種各樣的形式，是目前美國和世界面臨的最大社會問題。同時，它也是心理學史上一個最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多年以來，在行為科學家當中，一直處于這項研究最前列的是社會心理學家，他們研究的重心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社會心理學家的目標之一是給攻擊行為下一個準確的定義。這看起來似乎很簡單，但實際上給出一個這樣的定義相當困難。比如，你覺得下面的哪些行為是攻擊行為：一場拳擊賽？貓咬死一只老鼠？士兵向敵人開槍？在地下室安放捕鼠夾？斗牛？這些模棱兩可的例子不計其數。因此，如果請教10位不同的社會心理學家，可能就會得到10種不同的攻擊行為定義。
很多研究者已不再糾纏于給攻擊行為下定義，而是轉向考察人類攻擊性的來源這一更重要的方面。他們經常提出的問題是：為什么人們會做出攻擊性行為？縱觀心理學的歷史，人們已經提出很多理論假設來解釋攻擊性行為產生的原因。有些理論認為，人先天性地表現出攻擊行為，因為在某些情況下攻擊性行為可以說是生物進化的一種生存機制。比如，長期形成的暴力沖動不斷累積，最后終于爆發。另一些理論強調情境因素，例如，多次受挫或受到特別的挑釁是引起攻擊性行為的主要決定因素。第三種同時也是本研究提出的觀點，認為攻擊行為是習得的。
心理學史上有一個非常著名、非常有影響力的實驗，它闡述了兒童是怎樣習得攻擊行為的。這項研究是阿爾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和他的助手多蘿西婭·羅斯（Dorothea Ross）以及希拉·羅斯（Sheila Ross）于1961年在斯坦福大學完成的。班杜拉被視為“社會學習理論”心理學派的奠基人之一。社會學習理論家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交互作用是人格發展的主要因素，比如，在你的成長過程中，父母和老師等重要人物強化了你的某一行為而忽視或懲罰你的其他行為。班杜拉認為除直接的鼓勵和懲罰之外，行為的塑造還有一種重要的方式，即可以通過簡單地觀察、模仿（或以別人為榜樣）其他人的行為而形成。
從本項研究的題目可以看出，班杜拉、多蘿西婭·羅斯以及希拉·羅斯已經證明了榜樣對攻擊行為的影響。這項廣為人知的研究在心理學界被稱為“波比娃娃”研究，稍后我們將對它展開討論。以往的參考文獻中提到，早期研究結果證明兒童很容易模仿作為榜樣的成人的行為。在這項新研究中，班杜拉想探討在沒有榜樣出現的情境中，孩子是否會將這種模仿學習泛化進去。
理論假設
研究者計劃讓兒童分別觀察兩名成人，一名表現出攻擊行為，另一名不表現出攻擊行為，隨后在沒有榜樣出現的新情境中對兒童進行測試，以了解兒童在多大程度上模仿他們觀察到的成人攻擊行為。依照這種實驗操作，班杜拉和他的助手們作出了四種預測。
1.觀察到攻擊行為的被試不論榜樣是否在場，都會模仿成人做出類似的攻擊行為。而且這種行為明顯不同于觀察到非攻擊行為或根本沒有榜樣的被試。
2.對于觀察到非攻擊行為的兒童，他們的攻擊性不僅比觀察攻擊行為的兒童更低，而且也明顯低于無榜樣的控制組兒童。換言之，非攻擊性榜樣能起到抑制攻擊行為的作用。
3.因為兒童傾向于認同父母或與自己同性別的其他成人，被試“模仿同性榜樣的行為遠遠超過異性榜樣的行為”（P.575）。
4.由于在社會上，攻擊行為主要是一種極典型的男性行為，男孩比女孩更傾向于模仿攻擊行為，尤其是在給被試呈現男性榜樣時差異更明顯（P.575）。
方法
這篇文章條理清晰地概括了實驗中所用的方法。本文作了適當的省略和簡化，具體步驟如下。
被試
研究者得到了斯坦福大學附屬幼兒園的管理人員和教師的支持和幫助，從而獲得研究中所需要的被試。參加這項研究的被試由36名男孩和36名女孩組成，他們的年齡在3至6歲之間，平均年齡為4歲零4個月。
實驗條件
24名兒童被安排在控制組，他們將不接觸任何榜樣；其余的48名被試先被分成兩組：一組接觸攻擊性榜樣，另一組接觸非攻擊性榜樣，隨后再按男女分組。最后，各組分出一半被試接觸同性榜樣，另一半接觸異性榜樣。這樣最終得到8個實驗組和1個控制組。你可能會問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某些兒童原先就比其他人更有攻擊性怎么辦？班杜拉通過事先獲得每個被試的攻擊性評定等級，從而克服了這種潛在的問題。一名實驗者和一名教師（都是對這些兒童非常了解的）對這些兒童的身體攻擊、語言攻擊和對物體的攻擊行為進行評定。這些評定結果使實驗者可以依據平均攻擊水平對各組被試進行匹配。
實驗程序
每個兒童分別單獨接觸不同的實驗程序。首先，實驗者把一名兒童帶入一間活動室。在路上，實驗者假裝意外地遇到成人榜樣，并邀請他過來“參加一個游戲”。兒童坐在房間的一角，面前的桌子上有很多有趣的東西。有土豆印章（這是在1961年，生長在高科技時代的你們可能沒有見過，土豆印章就是把土豆從中間切開，在上面進行雕刻，就像橡皮圖章，按過印泥后可以復制出很多幾何圖形）和一些貼紙，這些貼紙顏色非常鮮艷，還印有動物和花卉，兒童可以把它們貼在一塊貼板上。隨后，成人榜樣被帶到房間另一角落的一張桌子前，桌上有一套兒童拼圖玩具，一根木槌和一個5英尺高的充氣波比娃娃（一種大的不倒翁充氣小丑，當用拳猛擊或用腳踢時能再豎起來）。實驗者解釋說這些玩具是給成人榜樣玩的，然后便離開房間。
無論是在攻擊情境，還是在非攻擊情境中，榜樣一開始都先裝配拼圖玩具。但一分鐘后，攻擊性情景下的榜樣開始用暴力擊打波比娃娃。對于在攻擊條件下的所有被試，榜樣攻擊行為的順序是完全一致的：
榜樣把波比娃娃放在地上，然后坐在它身上，并且反復擊打它的鼻子。隨后榜樣把波比娃娃豎起來，撿起木槌擊打它的頭部，然后猛地把它拋向空中，并在房間里踢來踢去。這一攻擊行為按以上順序重復三次，中間伴有攻擊性的語言，比如“打他的鼻子……打倒他……把他扔起來……踢他……”和兩句沒有攻擊性的話：“他還沒受夠。”“他真是個頑強的家伙。”（P.576）
這樣的情況持續將近10分鐘，然后實驗者回到房間里，向榜樣告別后，把孩子帶到另一間活動室。
在無攻擊行為的情境中，榜樣只是認真地玩10分鐘拼圖玩具，完全不理波比娃娃。班杜拉和他的同事們努力確保除要研究的因素——攻擊性榜樣對非攻擊性榜樣以及榜樣性別——以外的所有實驗因素對每名被試都是一樣的。
憤怒或挫折感的激發
10分鐘的游戲以后，在各種情境中的所有被試都被帶到另一個房間，那里有非常吸引人的玩具，如救火車模型、噴氣式飛機模型、包括玩具木櫥和玩具車在內的一整套玩具娃娃，等等。研究者相信，為了測試被試的攻擊性反應，使兒童變得憤怒或有挫折感會令這些行為有更多發生的可能。為了實現這種目的，實驗者先讓被試玩這些有吸引力的玩具，不久以后，告訴他們這些玩具是為其他兒童準備的。但是也告訴被試，他們可以到另一間房間里去玩別的玩具。
檢測對攻擊行為的模仿
在最后的實驗房間內，有各種攻擊性和非攻擊性的玩具。攻擊性玩具包括波比娃娃（當然會有）、一個木槌、兩支擲鏢槍和一個上面畫有人臉的系繩球。非攻擊性玩具包括一套茶具、各種蠟筆和紙、一個球、兩個玩具娃娃、小汽車和小卡車，以及塑料動物。允許每個被試在這個房間里玩20分鐘，在這期間，評定者在單向玻璃后依據多條指標對每個被試行為的攻擊性進行評定。
攻擊行為的評定指標
總共評定被試行為中的8種不同反應。為清楚起見，在此，我們只概述4種最鮮明的反應：首先，研究者記錄所有對榜樣的攻擊行為的模仿，包括坐在波比娃娃身上，擊打它的鼻子，用木槌擊打它，用腳踢它，把它拋向空中；第二，評定被試對攻擊性語言的模仿，記錄他重復“打他”“打倒他”和“砰”等的次數；第三，記錄被試用木槌進行的其他攻擊行為（也就是用木槌擊打娃娃以外的其他東西）；第四，用列表的方式列出成人榜樣未做出而被試自發做出的身體或語言的攻擊行為。
結果
觀察者把研究發現概括為表3—3。如果你仔細查看此表，就會發現這些結果支持了班杜拉和羅斯等人在實驗前提出的四種假設中的三種。
那些看到榜樣做出暴力行為的被試傾向于模仿這種暴力行為，男性被試每人平均有38.2次、女性被試平均有12.7次模仿了榜樣的身體攻擊行為。此外，男性被試平均17次、女性被試平均有15.7次模仿了榜樣的言語攻擊行為。這些特定的身體和言語攻擊行為，在無攻擊行為榜樣組和控制組幾乎沒有發現。
表3—3 兒童在不同處理條件下攻擊反應的平均數
回想一下，班杜拉和他的助手曾預測無攻擊行為的榜樣能對兒童的攻擊行為起到抑制作用。支持這種假設的結果應該顯示被試在無攻擊條件下攻擊行為的平均數明顯低于沒有榜樣的控制組。在表3—3中，如果你對比一下非攻擊性榜樣組的數字和控制組的數字，你會發現結果是混雜的。比如，在木槌攻擊行為中，觀察無攻擊行為男性榜樣的男孩和女孩表現出的攻擊行為明顯低于控制組；而觀察無攻擊行為女性榜樣的男孩表現出的攻擊行為卻遠遠高于控制組。作者承認，這種矛盾性結果不能說明無攻擊榜樣能對攻擊行為產生抑制作用。
實驗假設中提到的性別差異從表3—3數據中得到了有力支持。很顯然，男孩受男性攻擊性行為榜樣的影響明顯超過同樣條件下的女性榜樣。觀察男性榜樣的攻擊行為后，男孩每人平均表現出104次攻擊行為，而觀察女性榜樣后，平均只有48.4次。另一方面，女孩的行為雖然不太一致，但觀察女性榜樣的攻擊行為后，平均出現57.7次攻擊行為，而觀察男性榜樣后，只有36.3次表現出這種行為。作者指出，在同性別模仿條件下，女孩更多地模仿言語攻擊，而男孩更多地模仿身體攻擊。
最后，幾乎在所有條件下，男孩比女孩都更明顯地表現出身體攻擊的傾向。如果把表3—3中的所有攻擊行為的數據相加，男孩總共表現出270次暴力行為，女孩則只有128次。
討論
班杜拉和羅斯稱，他們已經證明在不給榜樣或觀察者任何強化物時，特定行為（這里指暴力行為）是如何通過觀察和模仿而習得的。由此得出以下結論：成人的行為向兒童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即這種形式的暴力行為是允許的，這樣便削弱了兒童對攻擊行為的抑制。他們指出，當兒童以后遇到挫折時，他們可能更容易表現出攻擊行為。
研究者同時探討了為什么攻擊性的男性榜樣對男孩的影響明顯大于女性榜樣對女孩的影響。他們解釋道，在美國文化（以及世界大部分國家的文化）中，攻擊行為被看成是典型的男性行為，而不是女性行為。換言之，它是一種男性化的行為。所以，攻擊性的男性榜樣帶有更大的社會認可度，因此可能對觀察者的影響更大。
后續研究
在實驗進行的時候，研究者們可能還沒想到它將來會產生多大的影響。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美國文化中，電視已經成為一種重要力量，消費者們開始逐漸認識到電視暴力對兒童的影響。對于這個問題，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論。在過去的30年中，美國國會至少舉行了3次有關電視暴力的聽證會，班杜拉和其他心理學家的工作也被涵蓋其中。
兩年后，班杜拉和他的那兩位助手進行了一項后續研究，目的是考察電視或其他非人類的攻擊榜樣對被試的影響力。他們使用了類似于“波比娃娃研究”的實驗方法。班杜拉、羅斯和羅斯設計了一個實驗，比較了真人榜樣和電影或卡通片中的榜樣做出相同攻擊行為時對被試的影響。結果證明，真人榜樣影響力最大，電影榜樣位居第二，卡通片中的榜樣名列第三。但不管怎么說，三種形式的攻擊性榜樣對兒童的影響都比非攻擊性榜樣或無榜樣明顯得多（Bandura，Ross & Ross，1963）。
令人振奮的是，班杜拉在后來的研究中發現，在特定的條件下，榜樣的暴力影響可以被改變。回想一下他早期的研究，實驗者并未對榜樣和被試的攻擊行為給予獎賞。但你是否想過，當兒童觀察到榜樣因暴力行為而得到強化或懲罰時又會怎么樣？班杜拉（1965）檢驗了這種觀點，并發現當兒童看到暴力行為受獎勵時，他們會更多地模仿暴力行為；當榜樣的暴力行為受懲罰時，他們會明顯減少對攻擊行為的模仿。
對班杜拉這些研究的批評指出，對充氣娃娃的攻擊行為不同于對人的攻擊，并且孩子們知道這兩者的不同。在班杜拉和同事研究的基礎上，其他研究者檢驗了榜樣的暴力行為對真正攻擊行為的影響。在一項研究中，研究者使用了班杜拉的波比娃娃的實驗方法（Hanratty，O’Neil，& Sulzer，1972），先讓孩子們觀察成人榜樣的暴力行為，然后使他們產生很大的挫折感。此時，孩子們常常會對真人（一個穿得像小丑的真人）產生暴力行為，不論這個人是否是引起挫折感的原因。
近期應用
本章所討論的班杜拉的研究對心理學至少有兩方面的主要貢獻：首先，它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兒童的新行為是怎樣通過簡單地模仿成人而習得的，甚至成人可以不真正出現，社會學習理論家認為，構成一個人人格的許多行為（即便不是絕大多數）都是通過模仿形成的；第二，在過去45年間，這項研究為數百項關于現實生活中的暴力或媒體暴力對兒童影響的研究奠定了基礎（若要了解班杜拉及其對心理學的貢獻，可參見Pajares，2004）。
在不到10年的時間，美國國會又舉行了多次聽證會，以探討包括電視、電影、視頻游戲、電腦游戲和互聯網對人的巨大潛在影響。廣播和多媒體開發者越來越多地感受到公眾和法律帶來的壓力，他們正在努力減少媒體暴力，或者設立“家長忠告”等級體系，對暴力內容給予特別提醒。
也許更加令人擔憂的是，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媒體暴力對兒童的影響效果會持續到成年期（Heusmann et al.，2003）。一項研究發現“兒童期暴露于媒體暴力可以預見其青年期的攻擊性行為，對于男性和女性均如此。對暴力電視節目中人物的認同和對電視暴力現實性的知覺，也能預見其后的攻擊性。即使當社會經濟地位、智力和教養方式等因素的影響被控制的情況下，這種相關依然存在”（Heusmann et al.2003，P.201）。
結論
由于兒童越來越容易接觸到各種各樣迅速發展的媒體渠道，社會對媒體暴力效應的關注也在不斷地增加。因為阻止兒童接觸到媒體暴力是不可能的，所以，研究的焦點不斷集中到如何防止兒童將媒體暴力轉化為現實攻擊性的策略上。在美國的校園槍擊案發生后，這方面的研究急劇增加，并且在可預期的將來會繼續成為研究的前沿。最近，加利福尼亞議會通過了一項法令：禁止向未得到父母允許的18歲以下兒童出售“極端暴力”視頻游戲，違法者處以1000美元罰金。你可能會問：“什么是極端暴力呢？”根據該法令，極端暴力被定義為對人造成嚴重傷害，特別是通過邪惡的、殘暴的、殘酷的手段實施的（參見Going after video game violence，2006）。如果你感到這一定義過于主觀也不奇怪。視頻游戲行業正在以違反憲法規定進行起訴，希望撤銷該項法令。可以確信，班杜拉的研究將成為這場戰役的一部分。
Bandura, A.(1965).Influence of models’ reinforcement contingencies on the acquisition of imitative respons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 589-595.
Bandura, A., Ross, D., & Ross, S.(1963).Imitation of film mediated aggressive models.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6, 3-11.
Going after video game violence.(2006).State Legislatures 32(1), 9.
Hanratty, M., O’Neil, E., & Sulzer, J.(1972).The effect of frustration on the imitation of aggress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1, 30-34.http：//www.ship.edu/~cgboeree/ bandura.Html (1998).
Huesmann, L.R., Moise, J., Podolski, G.P., & Eron, L.D (2003)Longitudinal relations between childhood Exposure to media violence and adult aggression and violence:1977–1992.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9(2), 201–221.
Pajares, F.(2004).Albert Bandura: Biographical sketch.Retrieved March 10, 2007, from Emory University, Division of Education Studies Web site: http// des.emory.edu/mfp/baandurabio.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