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總是能在平凡中窺見偉大，地域如此，人亦如此。
一、那個不平凡的人
1860年1月29日，羅斯托夫省塔甘羅格市一個小商人家庭中誕生了一個男孩，父親給他取名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雖然在祖父的努力下家族擺脫了最下等的農奴身份，但在屬于俄國暗夜的時代，父親無論如何也挽救不了日益慘淡的經營。1876年帕維爾·葉果羅維奇·契訶夫（父親）雜貨鋪破產，無奈之下舉家遷居莫斯科。年僅16歲的契訶夫只身留在塔甘羅格，靠擔任家庭教師以維持生計和繼續求學。雖然父母沒有基于小契訶夫富足的物質生活，但是夫妻二人在精神層面給契訶夫未來的成就打下了一個個堅實的釘子，帕維爾·葉果羅維奇·契訶夫對東正教十分虔誠甚至于狂熱，東正教的平等主義，民族主義等思想對契訶夫產生了很深遠的影響，雖然契訶夫從不是宗教主義者。契訶夫后來接近低層人民群眾，對勞苦人民的同情與悲天憫人與其父親具有很大關系。而母親葉夫根尼婭喜歡給幾個孩子講故事，這個本是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婦人早年跟隨其父親踏過了俄羅斯很多的土地，諸多見聞藏在肚子里，隨著時間醞釀成一個個故事。俄羅斯多雪，下雪的日子最適合圍在火爐邊講故事了。因為母親的原因，契訶夫一顆小心臟在小時候就跑出了羅斯托夫省，帶著豐富的想象力躍向母親故事里的那些土地。陪著小契訶夫長大的那片泥土地并不知道，在自己的懷抱里，一個世界級的文學家誕生了。
不知出于哪種原因，契訶夫對于自己的童年并沒有過詳盡敘述。但是從他與其他作家往來的信件談論中，從其文章的只言片語中，從其他人對契訶夫的回憶中可以看出來這位文豪的童年生活并不是非常如意的，甚至是悲慘。“專制和欺騙毀掉了我們的童年”契訶夫在后來的回憶中這樣寫道。在充斥著市儈和暴力的小民階層生活里，小契訶夫度過了一個沒有該有的童真與甜蜜的童年生活。亦或者本來富有童趣的孩子在生活的滾輪下被消弭額的一干二凈，以至于后來回憶起的自己只是一個在折磨中習慣順從的中學生。在唐·博格拉茲的回憶錄中對契訶夫一家在塔甘羅格市中的描寫也敘述著這個悲劇：“塔甘羅格中學，就像一個特別的勞動隊，學校有一個感化班，用翻譯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課堂練習來代替棍棒責罰。"在給作家謝格洛夫的信中契訶夫也寫道:
我小時候就接受過宗教教育以及這一類的培養，例如在教堂唱圣歌朗誦使徒福音和《舊約》中的贊美詩，參加晨禱，負責在圣壇上幫忙，在鐘樓上敲鐘。結果怎么樣呢?現在每逢我回憶起自己的童年，它給我的感覺總是非常陰郁。現在我不信教。您知道，當初我和我的兩個哥哥在教堂里唱三重唱《改邪歸正》或者《天使長的聲音》的時候，大家都感動地看著我們，羨慕我的父母，與此同時我們卻感到自己是小小的苦役犯。
瀕臨破產的雜貨店，死氣沉沉的中學，囚禁的教堂……在陰郁的環境下契訶夫困頓的生活著，但同時也造就了在壓抑境遇下幽默的性格——契訶夫特屬的幽默。以至于后來的日子里無論怎樣的難過，這個善于講笑話的男人總是能將它化成一個個笑話笑著過去，一如他母親將自己的經歷講成一個個故事。仿佛在那段歲月的捶打下，一個契訶夫幽默式的模型有了它最原始的形狀。
1879年契訶夫完成高中學業，并成功考入莫斯科大學醫學系。在長達四年的醫學理論學習中，契訶夫也開始了他的文學創造之路。雖然最開始是為一些幽默刊物撰稿，以稿費來補貼自己輕薄的生活費，但不可否認的是早期契訶夫文學已經具有一定意義的批判性。再加上俄羅斯地區長期的寒冷與沙俄時代的壓抑低暗，幽默型的小說總能給人民群眾帶來一定的慰藉，亦或減輕心情負擔。所以契訶夫早期小說雖然價值意義不高，但可讀性與傳播性極好，無形中為他聚攏了一大批粉絲。大學期間契訶夫的作品，在群星薈萃的藍色俄羅斯雖然稱不上深刻幽囚，但已經能窺見文章背后的批判力度。總是能通過一個個事件的荒誕與可笑，巧妙地引起閱讀者的深思，將沙俄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人們虛偽與市儈的丑陋面孔勾勒出來。在《一個文官之死》中，切爾維亞科夫因為對著文官將軍打了一個噴嚏就被自己的擔憂逐漸的折磨消亡在沙發上。不禁令人深思：逼死切爾維亞科夫的僅是他自己的膽小么？究其所以是對沙皇專制制度鞭撻與揭露。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欺下媚上的官場風氣，一件一件的不合理造成了切爾維亞科夫在社會的重壓下無法正常的喘息，即使像狗一樣的卑躬屈膝著，也還是一步步的走向死亡。切爾維亞科夫的死亡在我看來反而是一種最好的解脫，離開了比死亡更讓人可怖的東西——禁錮著的自由。
1844年契訶夫自莫斯科大學畢業，在茲威尼哥羅德等地行醫。與此同時，開始了真正意義的文學創作。醫生與作家仿佛注定有一種奇妙的共通性，畢竟醫生的刀和作家的筆都是能將人剖開的東西。一次偶然的機會將所喜愛或敬仰的幾位作家放在同一張紙頁上，竟奇跡般的發現許多都和醫生這個職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魯迅先生在日本仙臺醫學院肄業；渡邊淳一做了一輩子醫生；柯南道爾曾經是一名船醫；毛姆進入倫敦圣托馬斯醫學院學習；福樓拜也曾經是一個醫生。開始思尋這兩個職業的同性。首先二者出發點基本相同，醫生在于救人，作家在于救世。在“救”這個字眼上二者巧妙地相遇了，然后小心救人的醫生變成了大氣魄救世的作家。次之是二者的關注點相同，都是在思考一些古老的話題：生命，欲望，血液，繁衍等。最后就是自身敏銳的觀察力與所處環境更容易使醫生蛻變為一個大作家，畢竟人類在生老病死之間最能體現人性的本質，醫生目睹過人的出生，也目睹了人的死亡。這個小輪回除了醫生這一特殊職業再也沒有人能在不再主動探究的情況下了解很深。馮唐說：“醫生每天面對著病人的痛苦，各種各樣的病癥，各種各樣的痛苦，每個病人表現和忍耐痛苦的方式又不同。做一個好醫生，不僅要有好的醫術，還要有好的、細膩的、能夠感受到病人的痛苦的心。做醫生，最深切的體會就是“人生是苦”。寫作也是這樣。寫作表達的是‘人性’，人性糾結，各種苦。如果說作家與醫生之間有什么必然聯系，我想可能是‘痛苦’”。醫生緩解身體的痛苦，寫作緩解人心的痛苦。所以有一個醫生標簽的契訶夫，更容易感受到沙俄時代人民的苦難與悲慘遭遇，同時也看到了這個社會是如何病到骨子里去的。而且最為一個醫生，他能更深入到最廣泛地民眾階層。在痛病與死亡面前他聽到了太多了對于這個時代的控訴和嘆息，一把火在這個年輕的醫生身體里愈燃愈甚，最終被他傾入到了文字中。在俄羅斯總是能感受到意外的寒冷，契訶夫的這把火凍得整個俄羅斯文壇難受。
在《苦惱》中對馬夫姚納·波塔波夫的描寫，在兒子死了之后他想將自己內心的苦惱同幾個不同的人傾訴，但后沒有得到一絲兒同情。三次不同的傾訴得到了相同的結果—無人靜下心來理會一下他的悲慘。若說軍人與三個青年的漠然是制度不合理造成的階級差異，下層階級的人民的性命在上層階級就好像一只貓，一只狗一般卑賤，尚可以歸罪到制度上去，但同為車夫的年輕人也是無動于衷的冷漠，真的讓人感到一種刺骨的寒冷。是俄羅斯冰冷的天氣凍結了人性么？整個社會呈現著有骨子里散發的病態。契訶夫在描寫姚納的苦惱時候只是一如既往的冷峻訴說，但是不妨礙一只手緊緊地攥著我們的心：
姚納的眼睛焦灼而痛苦地打量大街兩邊川流不息的人群：難道在那成千上萬的人當中，連一個愿意聽他講話的人都找不到嗎？人群匆匆地來去，沒人理會他和他的苦惱……那苦惱是浩大的，無邊無際。要是姚納的胸裂開，苦惱滾滾地流出來的話，那苦惱仿佛會淹沒全世界似的，可是話雖如此，那苦惱偏偏沒人看見。那份苦惱竟包藏在這么一個渺小的軀殼里，哪怕在大白天舉著火把去找也找不到……
無奈之下姚納向他的馬兒，一只牲畜講述著他的悲慘遭遇。所幸馬兒沒有將他最后的期望掐滅：
“是這么回事，小母馬……庫司瑪？姚尼奇下世了……他跟我說了再會……他一下子就無緣無故死了……哪，打個比方，你生了個小崽子，你就是那小崽子的親媽了……突然間，比方說，那小崽子跟你告別，死了……你不是要傷心嗎？……”
小母馬嚼著干草，聽著，聞聞主人的手……
姚納講得有了勁，就把心里的話統統講給它聽了……
在一場人與牲畜無形的較量中，人性敗落的非常徹底。魯迅先生筆下的“看客”與這些麻木冷漠的人物形象有異曲同工之妙。當這種屬于姚納的痛苦彌漫到沙俄社會時候，就是一種悲劇了。
1886年是契訶夫發表短篇小說最多的一年，幾乎達到了兩日一篇的數量。但是后來卻逐漸減少作品數量，將筆鋒對準社會深層問題的關注，創作轉向了深邃有意義的作品創作之中。巧的是這種轉變不是由于某件大事件或大人物，僅僅來自于一個不起眼的名字：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維奇·格里果羅維奇。德米特里是俄國一個年老作家，在閱讀了契訶夫的作品后給青年契訶夫寫了一份信。信中肯定了契訶夫的才華，并且希望契訶夫能夠珍惜自己的才華，在思考下進行創作，寫更多的太有意義的作品。在此之后，契訶夫以嚴肅的文學態度取締了為謀生而創作的理念，開始成為一個純粹的作家。而德米特里也被戲稱為“著名作家”，變成了俄羅斯歷史的“汪倫”。但是最平凡的人有著不平凡的意義，德米特里或許成不了俄羅斯的大文豪，不過他能讀懂契訶夫，并且在最適合契訶夫的時代讓他轉向了屬于自己的道路，走上世界文壇。
1887契訶夫由于自己身體原因去往烏克蘭東旅行療養。在這個過程中也是契訶夫文學療養時期。回來后他的文章就趨于嚴肅化了，擺脫了以滑稽幽默為主型的文學形式。開始看向自然，思考沙俄人民的命運，更深層次的思考自己創作的意義。《傷寒》《吻》《沃洛嘉》《禍事》《婚禮》《逃亡者》都是在這一時期創作的，第二年他的中篇小說《草原》榮獲“普希金文學獎”。這既是他的文學的一次飛躍，也是他精神意志的一次飛躍。盡管這樣，契訶夫還是將自己自囿于屬于自己的文學世界，他諷刺社會，諷刺制度，卻從未走進過沙俄的政治圈子。他在1888年10月的一篇書信中就做出過莊嚴的聲明：我不是自由主義者，不是保守主義者，不是漸進論者，不是修道士，也不是旁觀主義者。我倒愿意做一個自由的藝術家，就這么一點兒愿望而已。”他熱愛公益，熱愛俄國，但是他總是游離在政治結社的邊緣。作為一個清醒的，拒絕頂禮膜拜的作家，他成功的堅守著自己內心的自由。
1890年契訶夫只身一人游歷庫頁島。作為沙俄的流放地，庫頁島上遍布著地獄般的慘狀。后來經過貧窮的西伯利亞，民眾的苦難生活使他對沙俄黑暗的現實一個清醒的認識，一直游離于政治之外的契訶夫消失了。反而是以一種決絕的冷血姿態向沙俄的專制制度展開了沖鋒。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契訶夫向世人展現著沙俄時代人民的悲慘。著名的中篇小說《第六病室》和報告文學《庫頁島旅行記》因為這段經歷誕生，同年，他還發表了短篇小說《賊》《古塞夫》等。在此之后，契訶夫文學進入了他生命中的巔峰時代：
1891年，他創作了中篇小說《決斗》，向列夫·托爾斯泰的“勿抗惡”觀點進行挑戰，成為了俄國文學史上第一部向著托爾斯泰沖擊的作家。
1892年，他創作了《跳來跳去的女人》《鄰居》和《第六病室》。
1893年，他創作并發表了短篇小說《匿名氏的故事》和《大沃洛嘉和小沃洛嘉》。
……
在此十年中，一部部經典在契訶夫筆下接二連三的誕生。沙俄時代的丑陋與黑暗在社會在契訶夫小說中被描述的淋漓盡致。如同一個冷漠的劍士，一次又一次向丑惡發起攻擊，沉默寡言是他，冷淡無情也是他。誰能想象這是那個在十六年前給大家講幽默故事的人呢。沙俄人民的悲慘遭遇造就了契訶夫的在泥濘境遇中飛速成長，但契訶夫未嘗不是那個時代被上帝派遣的天使。被平凡的人民造就的不平凡的大文學家，他的文學與生命總會與那些掙扎在最底層的困境人民聯系在一起。成長在那片困境中的劍士想努力刺破困郁的黑暗。他成功了。
1904年1月7日，契訶夫的戲劇《櫻桃園》在莫斯科藝術劇院首演。本來是意向中是喜劇的《櫻桃園》，被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將全劇變成了一部悲劇，這仿佛預兆了俄羅斯文學世界將有悲劇發生。悲呼！同年7月契訶夫在巴登維勒與世長辭。被安葬回莫斯科僅僅是契訶夫的軀體，靈魂仍然還是飄蕩在俄羅斯藍色的土地上，在那片被黑暗籠罩的土地上，契訶夫以他獨有的熱情與愛傾注給了看到的苦難人民，冷漠刺向不合理的黑暗制度。魯迅先生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好像也有受到契訶夫人生的影響。閱讀《契訶夫短篇小說選》的那段日子，不禁審問自己，契訶夫真的死亡了么？
二、那些平凡的的人
“小人物”是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俄羅斯文學中，隨著現實主義應運而生的一類人物形象。該群體主要由平民知識分子，下層官吏，普通勞動者，無所事事的游民等構成。盡管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都對小人物這一群體有過刻畫，但契訶夫的小人物更有味道，他筆下的這些人更符合小人物的形體特征與語言能力。契訶夫筆觸堅持著簡潔與質樸，他的小說的藝術美的表現在樸素真實。當我們談他的小說,竟是能感覺到文章中的世界與現實世界的景，物，人有著高度吻合。因為他寫小說從來不會去故意雕琢、粉飾、營造一些曲折離奇的情節或者冗長乏味的對話取勝，反而是最沉默式的記錄手法。他僅僅想把社會最真實的樣貌記錄下來。契訶夫曾對謝格洛夫說：
一個作家，一定要使自己養成聚精會神、永不休止的觀察力。你必須做到把優良品性的培養變成直接習慣，變成天然素質!”也多次建議庫普林到第三等級里(工人、農民等被統治階級)多走走。他對捷列紹夫說，“到一千俄里、兩千俄里、三千俄里外的地方.....你們會了解很多東西，會帶回很多的故事!你們會看到人民的生活,在偏遠的驛站和木屋里過夜，完全像普希金時代那樣……只是一定要沿著鐵路到第三等級中去，到普通的民眾當中去。否則，任何有意思的事你們都不會聽到。如果你想成為一個作家，明天就買張到下諾夫哥羅德的票,從那沿著伏爾加河和卡馬河一路走下去……
尼古拉鐵路一個火車站上，有兩個朋友相遇：一個是胖子，一個是瘦子。胖子剛在火車站上吃過飯，嘴唇上粘著油而發亮，就跟熟透的櫻桃一樣。他身上冒出白葡萄酒和香橙花的氣味。瘦子剛從火車上下來，拿著皮箱、包裹和硬紙盒。他冒出火腿和咖啡渣的氣味。他背后站著一個長下巴的瘦女人，是他的妻子。還有一個高身量的中學生，瞇細一只眼睛，是他的兒子。
簡單的筆觸就勾勒出胖子與瘦子地位的差距。如他們吃飯之后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氣味，胖子是“白葡萄酒和香橙花的氣味”，瘦子是“火腿和咖啡渣的氣味”；再如寫瘦子的瘦，不僅表現在自己瘦，連他的妻子也是個“長下巴的瘦女人”，他的兒子也瘦，是個“高身量的中學生”。通過簡簡單胖瘦就描繪了他們擁有財富的多少和身份的高低。甚至他們的物品，親人都與飯后散發的氣味混在了一起，和諧且曼妙著。
契訶夫認為，要是描寫偷馬賊，就不必作偷馬是不道德的壞事之類的議論。所以小人物的深不可測并非是以卑微的地位做了什么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也不是表現在心思的深沉，僅是完全的符合他這個人的還有的意識形態而已。在淺薄的書頁上，一旦他們有了健全的人格，渾圓的形象不會囿于二維空間無思想與意識形態中，就深不可測了。胖子與瘦子就是在跳出書頁給讀者表演一場鬧劇。在這場讀者與作品的雙向對話中，契訶夫給他們給予了一定的生命力。所以他筆下的小人物丑惡的真實，這些人卑躬屈膝，欺下媚上等形態表現在他們自己的行為與語言中，并非是在一個個形容詞，名詞中浸泡著腐爛的軀殼。不過契訶夫式小人物里不僅是有奴性的，墮落的那一類，人性的光點也在他們身上表現著，如《萬卡》中的小萬卡：
昨天晚上他問過肉鋪的伙計，伙計告訴他說，信件丟進郵筒以后，就由醉醺醺的車夫駕著郵車，把信從郵筒里收走，響起鈴鐺，分送到世界各地去。萬卡跑到就近的一個郵筒，把那封寶貴的信塞進了筒口……他抱著美好的希望而定下心來，過了一個鐘頭，就睡熟了……在夢中他看見一個爐灶。祖父坐在爐臺上，耷拉著一雙光腳，給廚娘們念信……泥鰍在爐灶旁邊走來走去，搖尾巴……
九歲的小萬卡被送到靴匠阿利亞興的鋪子里當學徒。在文中他給爺爺康斯坦丁?馬卡雷奇的信中引述的回憶可以看出這三個月里，小萬卡的遭遇是異常悲慘的。與其說是當學徒，不如說是當奴隸。不僅每天吃不飽飯，而且老板，老板娘因為一點兒錯就要打他戳他，師傅們也在耍他，晚上還得哄老板的孩子入睡，而他自己不能睡覺。在這種境遇中萬卡覺得快活不下去了，但是他并未對生活完全喪失了希望，他是一個有思想的孩子，那點尚對世界抱有幻想的美好在思想沉淪，金欲橫行的時代彌足珍貴。所以在給爺爺寫信的過程中，他幻想著爺爺能帶他回去，脫離這種苦難。然而一封沒有地址的信，能不能到達康斯坦丁手中，文末并未交代，讀者未可知，但同時也留下了非常豐富的想象空間。《苦惱》中的馬夫姚納·波塔波夫即使被生活壓迫著，即使胸腔彌漫著兒子死了也無法訴說的苦悶，但是也依然堅強的活著，甚至在向往能好一點的生活：
“其實我連買燕麥的錢還沒掙到呢，”他想，“這就是為什么我會這么苦惱的緣故了。一個人，要是會料理自己的事……讓自己吃得飽飽的，自己的馬也吃得飽飽的，那他就會永遠心平氣和……”
契訶夫認為:“在舞臺上得讓一切事情像生活那樣復雜，同時又那樣簡單。人們吃飯，僅僅是吃飯，可是在這時候他們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們的生活毀掉了...”這些小人物也許一輩子都不與大的波瀾有過接觸，但是他們有自己的向往與幸福，這些向往和幸福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微不足道，甚至是可笑的，但是卻是他們獨有的。諸如小萬卡，姚納之類的小人物，他們的深不可測在于能在萬惡的世道向往美好。當他們對這個世界給予善意之后，并未得到善意的回報，甚至只有惡意，這個時候，能夠不失望，才是真正的希望。在黑暗的沙俄時代，總有像萬卡般的小人物散發著微弱的光芒，又正好被契訶夫捕捉在了文章中。
契訶夫筆下的女性形象也異常豐富。他并未將筆下的女性丑惡化或者是美化，只是自然的將她們生活中的模樣付之于筆端而已，真實的展示了她們的原始狀態。她們有純潔也有善良，但是并未掩蓋虛榮與放蕩。在描寫中契訶夫也揭露了沙俄時代對于女性在肉體與精神的迫害，同時也在剖析女性意識的種種缺陷，促進俄國新時代女性的誕生。一如《在峽谷中》對阿克西妮婭的描寫：
阿克辛尼雅生著天真的灰眼睛，那對眼睛難得眨巴一下，她臉上老是帶著天真的笑容。她那對難得眨巴的眼睛、長脖子上的小腦袋、苗條的身材，都有點蛇的樣子；再加上綠色的衣服，黃色的前胸，唇邊露出微笑，看上去活象春天從嫩嫩的黑麥田中挺直身子昂起頭來瞧著行人的一條毒蛇。
契訶夫在描寫中并未對阿克西妮婭刻意丑化，但是隨著故事情節的進展阿克西妮婭逐漸卻向一條毒蛇的性格進發著；她為了爭奪家產用開水燙死了麗巴的孩子，在金錢的誘利下，這個本是善良的女孩子一步一步走向墮落，變成了一個黑暗中喘息的毒婦。這種無形的變化最是深不可測，在麗巴孩子死的那一刻，阿克西妮婭也消亡了。留存的不過是一只被利益驅使的肉體。但是契訶夫筆下的不只是向阿克西妮婭般走向墮落的女人，還有娜迦類對生活發出控訴并且反抗的人。她拋棄了寄生式，日復一日的蒼白的舊生活，離家出走，奔向遼闊的，充滿神秘的新生活。“整個過去已經與她割斷，消失，仿佛已經燒毀，連灰燼都隨風飄散了似的”在文章中，契訶夫如是寫道。
小人物的深不可測在于敢于向生命發起挑戰，在于能忍受生命極限的痛苦。他們同樣為了生活奔波，無論善良還是庸碌，他們身上都壓著一個甚至許多膽子。小人物在重擔下緩緩喘氣。而契訶夫將他們同擔子一起寫入書中，再被讀者拿起，喚出書頁表演。當生命再次被喚醒的那一刻，他們都是深不可測的。
撰文：毛富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