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她出生了，在上海，一個最多情與纏綿的地方，與我，隔著33個年頭。

1970年，她入伍了，在成都，一個被背叛與嘲諷的地方，與我，隔著21個年頭。

1986年，她結婚了，在上海，一場被認可與祝福的姻緣，與我，隔著5個年頭。

1991年，我出生了，在內蒙，至此，和你相遇，你講給我一個又一個故事……

她們都是在44年夏天的那個夜晚開始守寡的。從此史屯就有了九個花樣年華的寡婦；最年長的也不過二十歲。最小的才十四，叫王葡萄。后來寡婦們有了稱號，叫作“英雄寡婦”，只有葡萄除外。年年收麥收谷，村里人都湊出五斗十斗送給英雄寡婦們，卻沒有葡萄的份兒。再后來，政府作大媒給年輕寡婦們尋上了好人家，葡萄還是自己焐自己的被窩，自己睡自己的素凈覺。

自幼在孫家做童養媳，她的公公叫孫懷清，家里排行老二，是史屯一帶的大戶，種五十幾畝地，開一個店鋪，前面賣百貨，后面做糕餅，釀醬油、制醋。周圍四十個村子常常來孫二大的店賣芝麻、核桃仁、大豆，買回燈油、生漆、人丹、十滴水。過節和婚喪，點心、醬油都是從孫家店里訂。收莊稼前，沒現錢孫二大一律賒賬。賬是打下夏莊稼收一回，秋莊稼下來再收一回。眼看秋莊稼要黃了，還有欠賬不還的。葡萄這天說：“我去。” 她晚上就把錢裝了回來。村里傳閑話的人多，說孫懷清上了歲數忘了規矩，哪有一個年少媳婦敢往村外跑的。孫二大只當沒聽見。

人們這時發現葡萄這女子不是個正常人。她缺點什么。而缺的那點東西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懼怕。這是個天生缺乏懼怕的女子。

也就是這一點，在她人生之后的很多年，讓她成為一個寡婦，一個背著巨大的、不可告人的秘密的寡婦：土改時，她將被錯劃為惡霸地主的公爹從死刑場上背回，藏匿于紅薯窖幾十年。這段歲月正是中國農村發生紛亂復雜變化的歷史階段，幾千年的小農經濟模式被打碎，進而發生了烏托邦的大混亂。每一個人都經歷了嚴峻的人性人倫考驗,大多數人不得不多次蛻變以求茍活，而強悍樸拙、蒙昧無邪的葡萄則始終恪守著，最樸素，最基本的人倫準則，她憑著自己的勤勞和聰慧，使自己和公爹度過了一次次饑餓、一次次政治運動帶來的危機……

愿：你也是一顆葡萄，一碰盡是甜水兒。

這個故事叫做《第九個寡婦》

作者，嚴歌苓

二戰進入尾聲，日本戰敗投降，大批當年被移民來中國東北，企圖對中國實施長期殖民統治的普通日本國民被拋棄。十六歲的少女：竹內多鶴就是其中之一，在人口大逃亡中，她雖然僥幸逃過了死亡，但卻被裝進麻袋論斤販賣，也是在此時，東北某小火車站站長，為自己的二兒子張儉，買下了這個作為傳宗接代的“工具”。張儉的哥哥因為抗日而被日本人殺害，張儉的老婆朱小環因日本鬼子的巨大驚嚇導致流產，從此不能生育。

在這樣一個國仇家恨的大背景下，小姨多鶴的介入，使得整個家庭的關系變得曖昧和怪異：朱小環，性格潑辣，小姨多鶴，生性安靜。多鶴是張儉的另一個女人，也是生活在朱小環身邊的情敵，更是張家三個孩子的親生母親，她的身份，她的地位，都成了糾纏張家幾十年的頭疼事。

新中國成立后，日本女人多鶴的身份，在整個張家，成為了重大的情感問題，重大的倫理問題，在整個民間，也成了巨大的政治問題。

為了掩蓋多鶴的日本人身份，竹內多鶴正式成為朱小環的“妹妹”，孩子們的“小姨”；整個張家也通過不斷的搬遷來遮掩多鶴的日本身份和畸形的家庭關系。這個奇特的家庭組合在動蕩的政治環境和困窘的經濟生活中飄搖度日。

幾十年下來，小姨多鶴，默默地以“整潔、較真”等品質影響著這個家庭，而朱小環等張家人則以 “隨遇而安”、“湊合活著”等生活理念改變著多鶴。殘酷，無奈而又充滿吸引力的生活因著他們善良的本性使他們活成了不能分開的一家人。

不管你喜不喜歡，至少，我是滿心歡喜的。

這個故事叫做《小姨多鶴》

作者，嚴歌苓

如果說，《第九個寡婦》是她，透過對邊緣小葡萄的關懷，在折射出自己用頑強對抗著生命的話。那么，《小姨多鶴》便是她，跨越國界，對民族，歷史新的拷問。

1992年，勞倫斯，作為一個懂8國語言，美國當局重點培養對象，這個男人，在秋天，在舊金山，在前途無量的職位面前，鄭重的做出他了選擇：嚴歌苓

也為此成就了：《無出路咖啡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