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上談兵”作為一個耳熟能詳的成語，提到它首先想到的便是趙括，畢竟《成語詞典》都將該故事的典故指向了趙括，出處則指向了司馬遷的《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然而，有很多人會感到奇怪，“造紙術”不是東漢時期才出現的嗎？為什么“紙上談兵”的典故卻發生在了戰國時期呢？

首先，“紙”最早并非特指紙張

《后漢書·蔡倫傳》中寫道，“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這里的“縑帛”，指的是一種細而薄的絲織品，也可以用來書寫文字，而“縑帛”也被稱為紙。

1942年9月，考古學家于湖南長沙子彈庫楚墓發現了一件帛書，而這也是目前現存最早的戰國帛書。完整的一件長約33厘米，寬41厘米，圖文并茂，中間部分有兩組方向相反的文字，一組13行，一組8行。整個帛書共900多字，內圓外方，修飾緊密。

此外，早在《國語·越語》中，便有“越王以冊書帛”的記載，可見早在春秋中后期，便已經開始出現了以“縑帛”書寫文字的情況。只不過，由于“縑帛”實在太過貴重，因而并未得以大面積普及，通常只用于皇家、貴族藏書。

實際上，在南北朝紙張開始大規模使用以前，“紙”都不是一個專有名詞，并不特指紙張，“縑帛”與后來的“赫蹏”、“方絮”等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紙，但也被稱作“紙”。

其次，“紙”的誕生遠早于東漢

提到“造紙術”，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東漢蔡倫，但實際上蔡倫只是改進了造紙術而已，“紙”的歷史要遠早于東漢時期。而為了紀念蔡倫的功績，后人將以蔡倫改進工藝造出來的紙稱為了“蔡侯紙”。

在《漢書·外戚列傳·孝成趙皇后》中，便有“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蹄書”的記載， 這里的“赫蹄”指的便是一種輕薄細小的“染赤色紙”（另有說法認為是小幅的絹帛），作為絹帛的替代品來作為文字書寫工具。

此外，考古學家在甘肅天水放馬灘、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和敦煌甜水井漢懸泉郵驛遺址都曾出土過西漢紙實物，這些都足以證明，在蔡倫改進造紙術之前（約170年左右），至少西漢便已經出現了能夠使用的紙張。

不過，由于早期的紙張質量較差，很難用于書寫，到西漢后期質量才有所提高，而蔡倫則是從原材料和工藝方面對造紙術進行了改進，使得紙張質量得到提升，制造成本得以下降，使得紙張逐漸能夠用于書寫。

即便如此，受限于生產工藝和原料，紙張的生產成本仍然很高，導致依然無法成為主要書寫工具，直到南北朝以后，隨著生產工藝的持續改進，紙張的應用范圍才得以進一步擴大。而紙張的大規模使用，則要到隋唐以后竹紙的產生。

最后，“紙上談兵”準確出處并非《史記》

雖然“紙上談兵”這個成語的主人公是戰國中后期的趙括，典故源于西漢司馬遷所作的《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但“紙上談兵”這個成語的出現，實際上要遠遠晚于這個時間。

在《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中，全文根本沒有提到“紙上談兵”之類的話語，與之意思相近的一句話，只是藺相如對于趙括的評價，其中寫道“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意思是說趙括只是熟讀其父留下的兵書，但卻不知道變通。

目前能夠找到的資料來看，“紙上談兵”應該語出清朝小說家曹雪芹的《紅樓夢》，其中寫道，“現有這樣詩人在此，卻天天去紙上談兵”。而同為清朝文學家的魏源則在《圣武記》中寫道，“今日動笑紙上談兵，不知紙上之功，即有深淺……”

從以上兩段文字來看，“紙上談兵”在清中期便已經出現，但卻似乎并未將之與趙括聯系起來，而主要是指文人只知道夸夸其談，而不知道付諸于實事。直到晚清時期，沈葆楨才將“紙上談兵”與趙括、馬謖、殷浩、房琯、昭遠等五人聯系在了一起。

至于我們如今提到“紙上談兵”便想到趙括，則主要源于近現代文學家林漢達的《上下五千年》這本書，書中以白話文書寫了很多歷史人物和故事，其中第四十個故事的標題便是“紙上談兵的趙括”。

作為一部歷史科普讀物，《上下五千年》前后再版了十余次，影響可謂極度深遠，以至于最后給人留下了“紙上談兵”就是特指趙括的印象。而目前的大部分成語詞典，同樣將“紙上談兵”與趙括聯系在了一起。

綜上所述，雖然“紙上談兵”的趙括是戰國時期人物，而紙張的普及至少也是東漢以后的事情，但這個“紙上談兵”這個成語的誕生，以及它與趙括的聯系，實際卻是經過漫長的演變的，而這個事件無疑要遠遠晚于戰國時期。

實際上，就“紙上談兵”這個成語的本身意思而言，它更多是用來形容那些不切實際的夸夸其談者，這里的“紙”完全可以是縑帛、竹簡、紙章、鐘鼎和銘文在內的一切文字載體，而不必過分糾結于特指“紙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