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業》是美國老出版人愛潑斯坦幾十年的思考和感悟。他主持編輯了《安克爾叢書》（ANCHOR BOOKS）《美國文庫》，把各種經典以平裝本出版，在美國書業開立平裝書時代。進入新時代，他嘗試過亞馬遜式的網絡圖書發行生意，然而沒有找對路線。他最有愛的貢獻，是他大力推廣的小型按需印刷機，數據可有網絡等各種渠道來，而讀者根據需要將之印刷成書。這是愛潑斯坦對書業未來的幻想之一。今年，我在北京國際書展的一個展位上看到了這樣的小型一體印刷機器的展示，一位遠道的讀者將自己的書稿導入機器，經簡單的排版、設置，很快，一本膠裝的書制作出來了。然而這機器還遠沒有小到足以放在愛潑斯坦所說，可以放到“星巴克”、“圖書館”和學生公寓中，供公眾來消費。相比于ipad這樣的超現實產品，這種機器就像是科幻小說《尤比克》里那種需要投幣然后得以印刷當日報紙的好笑機器。
《圖書業》里有一些愛潑斯坦的編輯軼事，諸如在蘭登書屋的安詳的編輯環境，他為推出納博科夫的小說而做的努力。在他描繪的老時光里，編輯、作家、書商、讀者之間有一種美好的曖昧。然而更吸引我的，是將他對美國書業的發展描繪與國中書業現狀做比對。諸多此前不曾看清的問題，《圖書業》中能尋到答案或線索。
以往，因家鄉獨立書店一間間消失，我常常以情感的尺度量書店衰落這回事，進而覺得書業到了生死關頭，而后發現，圖書本身并未衰亡，書業在國中也仍紅火。就書店本身來說，即便是舉國對書店敗亡集體惜嘆，與書業本身并非有生死攸關的聯系。《圖書業》則給予一種經濟的角度探討書店的衰敗。
首先，書店從來就不是唯一的售書方式，在1960年代，愛潑斯坦主持編輯了著名《美國文庫》(以平裝本出版的，便宜且易于攜帶的各類名著，不限于文學作品。)他的發行方式是直郵，而他曾工作的出版社則以讀者俱樂部的形式提供圖書郵購的形式（就是那種在網絡時代迅速倒掉的貝塔斯曼式郵購圖書俱樂部，以免費書為誘餌吸引會員入會。）而除此之外，則是數量眾多，分散在社區中的獨立書店。
“而在1960年代，人口向鄉村的遷徙和購物中心的壟斷經營急劇改變了圖書零售市場格局（p66）”。那種購物中心式的連鎖店也席卷了圖書業。美國的獨立書店在那時就開始面臨危機。當20世紀80年代，愛潑斯坦借以發行《美國文庫》的獨立書店開始消失了。（p.28）“那些為數不多的存活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一流獨立書店是屬于頻臨滅絕物種的最后幸存者了。”（p108）
中國的城市人口雖然沒有像美國那種城郊中產別墅式的遷移，但隨著房地產在城市的攻城略地，人們做著另一種更為極端的遷徙。原先的老城區被各種新興而執行迅速的的房地產計劃隆隆地碾碎，人口開始在不斷擴張的城市領土上遷移，從原先的低矮樓房、平房遷移到距離原先的市中心遙遠的整齊劃一的小區，城中的小路被寬闊的道路取代，人行道被洶涌的車道代替，原先各種獨立書店所賴以生存的盤根錯節的老舊但有效的城市地理被摧毀，人們從住所、辦公場所去一趟原先想去的書店，所耗費的時間、經歷、交通成本大大增加。最后，城市建設推高全部租金，圖書這種周轉緩慢的營生，對于不做教材教輔發行，真正保有“圖書良心”的獨立書商來說，不再可能生存、維持下去。
愛潑斯坦指出，在當時的美國，那些“用自己的房產開店，用生下來的租金貼補周轉緩慢的庫存”的老板，以及“在租金較低的輔路上開店，不靠地價昂貴的交通擁擠地段吸引客源”的老板，他們的書店隨著顧客遷往郊區，紛紛關門，“開始只是十幾家無法支撐下去，后來數百家也有相同的命運。那些關門的書店中只有寥寥幾家在郊區重新開業。但那里人口分散，租金過高，難以維持這種利潤單薄的生意……”（p73）
當傳統百貨公司搬入大型購物中心，不再需要書店作為吸引人流的手段，它們就關閉了不盈利的書店部門，依賴中心本身增加客流量。（p74）如今，并購了美國第二大院線AMC的房產巨獸萬達帶著自己千篇一律的商業中心規劃摧毀著無數老城區，這些商業中心嚴重同質化，仿佛一座座偉岸的人流泵，以影院、飯店、電子游藝中心為吸力的中心。書店的衰敗隨著這樣的巨獸的興起而迅疾發生。
很不幸，中國的獨立書店在另一種畸形的“房產人口”遷移中同樣消失了。所以，我們的關于書店消亡的話題，不過是一種經濟現象的推遲上演，就像國中總是上演著許多其他發達國家幾十年前的戲碼（常常夸張許多倍）。
在外部環境窒息了內部機理的時候，整個產業就發生質變（變質）。編輯理念發生了徹底的改變。愛潑斯坦書中的美國，書業為了在這種租金高昂的地界生存，書店和隔壁的鞋店需要達到同樣的“高營業額和高周轉率”“受相同的資本規范的制約”（p75）。于是暢銷書開始博興，而書業開始制造“名牌產品”，名人傳記、成功學、明星噱頭、名牌小說家。編輯的作用開始削弱，“如今營銷成了主要職能”，平裝書出版社的編輯變成了仆人，這是對傳統關系的顛覆。（p76）。
此前愿意把作者的寫作生涯當作文化資本來“悉心呵護”的出版商開始扮演“短期賭徒”的角色。“他們希望自己草率下了賭注的圖書能流行一兩個季節，而常常全然不顧作品本身的價值或長遠預期的收益。”愛潑斯坦將這種價值觀的顛倒歸結為城市化的郊區移民和市場趨同的文化變革的結果。而“出版社淪為非人性化大型集團的一個部門”。而這一切并非任何惡毒勢力作祟，而是“中立的市場環境所造成的結果——尤其是購物中心高額占地成本而造成的。”
原先，獨立書店售書將書視作一種得之不易的、每一本都其獨特精神力量的工藝品。當郊區遷移與商業街化形成之后，書店變為一種“同化的力量”，圖書成為一種庫存物品，而不再是寶貴的、奇異的工藝品。（p.74）
于是，“一本書的在架壽命降至介于牛奶和酸奶的保質期之間。此后，情況變得更加糟糕，這個調侃之詞再也聽不到了。”書的壽命已經疾速縮短。
隨后書業就成了今天這幅模樣。書業集團的體量巨大到沒有必要，而為了維持集團運營，必須生產諸多快速消費品式的暢銷書，而這從來就不是書的本質。
書店轉型在所難免。從感情上來說，我更熱愛北師大東門馬路對面的盛世情書店，那間能在冬日寒夜的北京大街上透出微光的地下室，讓人心無旁騖地來回往復在書架旁邊。我至今仍為這種書店的存在而感動。
未來書店仍應具有這種情感的溫度，然而這種完全以書圍攏起來的溫度將難以尋得了，靠賣書所掙得的利潤增長速度是不可能超過房租（地價）增長的。書店將成為書的推薦之地，信息交流之地，休憩之地。新類型的“書店”成為一種空間概念。有如愛潑斯坦所說：“如果要同互聯網競爭的話，未來書店就必須有別于現在主宰零售市場的超級書店。明天的書店將必須具備網絡所欠缺的特質：實用、親切和地方特色，就像一個公共知識殿堂。也許還有供志趣相投的讀者休閑時交流的咖啡廳，每個讀者都可以找到所想要的圖書，而且每個書架都散發著驚喜和誘惑。”
愛潑斯坦2002年寫作此書，書中他的一些預言的實現，十年后的今天看得越發清晰。愛潑斯坦懷念1950-60年代紳士的圖書業時代，然他毫不惋惜地將未來豎立在自己以及讀者眼前。
在國內，在我的生活里，他的預言的證據是合肥的新華書店的衰敗、愛知書店的掙扎，以及保羅的口袋書店的新興，我為了拍自己的小紀錄片《口袋零年》而采訪店主之一的頹不流老師的時候，他所闡述的書店必須轉型的觀點，與愛潑斯坦望向未來的眼光精準地合焦。在美國，雖然連鎖書店在電商和電子書的傾軋之下不斷倒掉，然而獨立書店卻開始了一種復興（http://www.ifanr.com/383221）。
這種復興很可能是以一種曲折的方式對真正的書店精神的回歸，它們不以賣書贏利，故而負責展示真正的好書，其舉辦的活動使其成為圖書信息交流之地，并能兼有左岸咖啡館的文化匯聚力。
我覺得書不會死，出版業不會死，它們只是變換了形式，繼續承載人類一切文明。故而書店也不會死。報章上那些衰亡的哀嚎也許只是既得利益喪失者與重癥戀舊癖送給自己的挽歌。
雖然，愛潑斯坦先生書中所期望的新技術預示的“一個將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超乎想象的結果行使其歷史使命的出版業”現在還沒有出現。但人類的發展速度已經快到連人類的幻想也成了老爺車，這種程度下，圖書業里的一切都難以預計。“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我和同事們都認為那個年代的蘭登書屋是宇宙中的一顆恒星，但在后來才慢慢發現，原來宇宙本身也是在變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