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類學和我社會的費孝通先生，在書中提到過一個關于工人生產的實驗，頗為有趣，我拿來作為文章的開場：
1930年前后美國社會學家George Elton Mayo在霍桑工廠做過一個實驗：為了提升工人的工作效率，為工人優化了工作條件，比如廠內光線、休息的時間等，結果工作效率確實提升了。
然而，還Mayo沒有停在這。他又把這些工作條件一一取消了。
結果，工作效率依然上升。
他從其中得出一個令人振奮的insight：不是工作條件帶來的工作效率的提升，而是實驗本身。工人由于參與了實驗，認為自己參與了一項很有意義的科學工作，因之提升了他們的工作積極性。
換句話說，作為人的價值被識別時所激發的工作熱情，相較于工作條件的給人工作效率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更大的。
這個發現與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在同一個時代提出，但似乎并不如科學管理發展的好。泰勒主張的更近乎把人作為機械的生產力看待，用純粹的科學將人也純粹化，以達到提高生產效率的目的。
據說只要把工作流程中與目標沒有直接相關的所謂不必要的步驟去掉，根據統計數據把最優化的工作變量參數規定下來，然后把這一套最優化的做法固化復制到所有人身上，就可以得到一個生產力最大化的工廠。
泰勒這種看似有效的做法，本質上是個體的思考能力從機體剝離，僅保留人的邏輯能力以執行“最優解法“的生產動作。
管理學專業不在本文的討論范疇，這里不討論哪種做法的效率更高，也不討論善惡。與主題相關的是，這其實是一種現代化的奴隸制度。
將思考能力從機體剝離，是個人「意志」的消滅。現代的主人用合同購買了你的支配自己時間的自由后，把你的意志扔掉。取而代之的，是統一的最優化流程，你要做的是學習，然后執行。如果技術允許，最好能把標準流程直接下載到你的大腦里，跳過學習和執行錯誤這些成本。
個體之間，交易價值；窮富之間，買賣自由。
奴隸自古有之。
在西方文明的起源古希臘，有著絢麗的尊重“人”本身的文化。擬人化的神話體系，民間崇拜釋放欲望的酒神文化，貴族崇拜理性的太陽神文化，誕生了不談道德、以哲學為尊的哲學家，重視肉體強健的雕塑藝術，無處不在彰顯對“人是什么“這類本原問題的浪漫追尋。分離主義的民族殖民文化保障了其小國寡民的政治特點，也保證了分配到每個公民的權利。但即便是如此理想化的古希臘，仍然是奴隸制國家。奴隸，沒有公民權，以上的所有浪漫與他們無關。
在歐洲中世紀，以及美國獨立之前，那個文明沒落的年代里，奴隸沒有獨立意志，沒有投票權，他們只是主人意志的軀干延伸，他們的下一代也天生就是奴隸。亞當斯密評價他們：“吃的最多，做的最少”。這是符合人性的，如果勞動產出的收益與我無關，勞動決策也與我無關的話，正常人自然會盡量少投入力量，同時多占取一些外來的好處。
與古代的奴隸相比，現代的奴隸在權利上，要好得多。他們有選擇權，可以選擇做奴隸，也可以選擇不做奴隸；他們的下一代也不會一定就是奴隸。而且據說只要做奴隸做到財富自由，就可以徹底自由不用做奴隸。
講以人為本，就是要把現代社會中將個體自由人的資本化識別出來。這就要從社會的本源說起。
在你出生之前，社會早已形成。人類本是個體形式生活的。對生活的需要，遠沒有現代人那么高。一雙手，一雙腿，一身肌肉和高于野獸的智商，就能滿足自己的生存所需。何苦還要冒未知的風險，去接觸別的人類？然而隨著技術的發展和人類數量的增多，人類意識到個體的局限性。為了滿足個體更多的訴求，個體之間不得不分工合作。于是人們立下契約達成共識，形成分工互相配合，以獲得比個人勞動更大的收益，最終，滿足當時人群訴求的社會關系應運而生。人與人之間的依賴關系，也隨之形成。
之后社會進一步變遷，為了公平，多勞的人就應該多得，因此自然而然的，個人資產所有權出現了。這也標準著人類之間的不平等開始出現。
原本是生產越多東西的人，資產越多，才就成了富人。但是隨著世代繼承的資產越來越多，生產力不再是區分窮富的標志，資產取而代之。在有限資產總量的情況下，一些新加入社會的人，難以憑空積累滿足自身需求的資產，況且人的需求也會受到富人奢靡生活的影響（主動或被動），于是，窮人開始交易自身最有價值的東西 - 自由。
初代窮人還可以稱之為暫時的非自由人，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目的。在積累到足夠的資產后，隨時離開，自立門戶。然而經過幾代人的繼承，這種類似圈養的生活方式，逐漸成為習慣，并且在資本家的有意引導下，固化成一種生活方式，社會結構逐漸形成。有資本的人，恒有資本。無者恒無。
自由人的資本化，就此完成。他們心甘情愿的帶上社會桎梏，為了生存，為其他人奉獻生命。
在此之后的故事進入尾聲了。當資本家或當權者忘乎所以，為了自己的欲望對下層社會過渡剝削以至于影響到他們的生存最低限度的時候，就會收到強烈的反抗，暴力是其中最強的形式。于是，陸陸續續的革命，發生了，但都是影響不了社會結構本身的。
以上，是歷史。
推動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結構變化的，是社會變遷。促進社會變遷的，是生產力。
幸運的是，我們這一代，也許能遇上新的社會結構，因為我們有了新的生產力：信息科技。
綜合以上觀點，讓社會結構固化的，是生產力的固化。本質上是生產力的提升慢于人類欲望的提升。在工業時代，「工人」的社會身份規定了這個身份的義務，生產力受限于機器的能力。但是在信息科技時代，要激發新的生產力，就要注意「個人」的力量。在「工人」這個社會身份面具背后，作為社會載體的「個人」，是需要被挖掘的力量源泉。
為什么要以人為本，因為人是我們的最終工作目的，也是愈發重要的生產要素。
資本家不會在乎下面資產（資產化的個人）的生活狀態，而帶領人們走向新生活的Leader會，我們叫他們偉人。
現在各地逐漸興起的供銷社，令人興奮。紅色剛成立時，興起過一陣農村合作社，帶領工業和現代技術進入農村，顯著提升過農民的收入。現在直播下鄉等嘗試、DAO技術的組織結構興起、合伙制的渠道分銷模式，都是“以人為本”思想的積極嘗試。
上一個時代的資本老玩法，在今天的紅色，也許在一些較滯后的區域和行業還能運作。但既然有了新工具，為何還要走那套讓一部分人受傷的老路？我想這才是“彎道超車”的意義，用新技術，新老共榮，讓人們看到脖子上不需要有鎖鏈也能活得很好，正是吾輩生在這個時代的時代使命。
共勉。
